1961年，我入伍來到石家莊高級步兵軍校，3年后被授予少尉軍銜

1961年我參軍入伍，踏入石家莊高級步兵軍校，經過三年努力獲得少尉軍銜榮耀！

1961年7月的一個悶熱午后，黑皮車廂里滿是悶人的煤煙味，一位十九歲的定州青年趙成軍背著帆布背包，攥著入伍通知書，一路顛簸抵達石家莊西站。車門剛一打開，迎面是“京字三二零部隊接兵處”醒目的木牌，這個代號所指的正是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

下車不到半小時，所有新兵列隊登上解放卡車。車子轉過滹沱河橋，灰墻紅瓦的校區在汗霧中若隱若現。第一次看見操場上涂成草綠色的坦克靶和步槍壕，他的心跳得幾乎聽得見。那一刻，他暗自琢磨：若能從這里走出去，便是光宗耀祖的大事。

新兵連為期三個月，每天凌晨五點沖鋒號響起，三分鐘列隊，十五分鐘武裝越野，一切都精準到秒。趙成軍身板并不魁梧，卻咬牙全程跑在前排。俯臥撐做不完，他就趴在地上繼續做；射擊成績不夠，他夜里摸黑瞄靶。很快，營里貼出紅榜，“優等新兵”后的第一個名字就是他。

年底，他調進勤務連。勤務連不只端茶送水，更多是為教員示范動作、打掃靶場。正因離教員近，他學到不少竅門：點燃導火索的手勢要外扣，三秒窗口內必須完成投彈。一次夜間演練，營長隨手丟來一把全新的五四手槍，“小趙，給大家示范分解結合！”他心里一緊，但迅速完成操作，贏得全連喝彩。

1962年，北京軍區組織比武。學校要挑最強十二人組隊，考核槍械分解、負重行軍、戰術爬高地。趙成軍在百米沖刺射擊環節打出九發十環，被直接拉進集訓隊。比武結束，他背回一枚銀色獎章。獎章雖小，卻為他打開另一扇門——干部預備生名額。

1963年冬，石家莊氣溫驟降，樹枝掛滿霧凇。趙成軍和七名伙伴被編入第二大隊六隊，從此身份由戰士變成學員。六點起床的號聲后，早操、內務、早餐、整裝列隊，八點正式上課。四節政治、四節軍事，晚上加練一個鐘頭軍體。作業很多，步兵攻防戰術要在沙盤上推演，哲學原理得在小組討論中用例子證明。

有意思的是，政治教員經常把《實踐論》與實彈射擊放在同一天。上午分析“實踐—認識—再實踐”，下午拎上半自動步槍進靶場。教員笑稱：“思想上過了關，子彈才找得到靶心。”學員們聽得會心，打完靶也得寫心得，一點不比抄條令省事。

最緊張要數爆破課。教員先把雷管放在木箱里示范，口令短促：“三十厘米，兩指捻火帽，別抖。”學員依次操作，稍有遲疑就得重來。一次土工作業排雷，他的手一抖差點觸絆網，幸虧身旁同伴低聲提醒：“慢點，別急。”短短一句，救下一場可能的意外。

晚上訓練后常常饑腸轆轆，食堂的玉米面饅頭成了夜半“奢侈品”。一回，趙成軍掰下一半饅頭遞給身旁戰友，“你先墊墊肚子。”對方推辭，“你更瘦，你吃。”最終兩人一人一口，饅頭在黑暗里傳了一圈。第二天廣播站播放一篇稿子《情同手足》，寫的正是這幕小事，作者沒有署名，大家心照不宣。

校規規定每周勞動一次。春天開荒種菜，夏天疏通排水，秋天上山搬柴。泥巴裹著軍靴，衣袖沾滿菜汁，可課表照舊，晚點名誰也不能請假。訓練與勞動交替，讓學員們明白，端槍沖鋒與揮鋤挖土，本質上都是為國家出力。

1964年10月，全校開始結業總復習。日出到日落，教室與靶場燈火通明。期末大戰連考三天，戰術、射擊、政治全科目合卷評分。六隊八十六人全部過關，平均成績列全校第一。有人悄悄對趙成軍說：“咱們可以挺直腰桿當軍官了！”

授銜那天是11月28日。禮堂掛滿紅旗，臺上擺著新制軍銜箱。校長宣讀命令后，學員排隊上臺，每人領一排閃著金邊的少尉肩章。趙成軍捧著那對小星，掌心卻發熱發汗。回到隊列，他把肩章別在呢料軍裝上，心里一陣發脹：這不是終點，而是起跑線。

隨后下達的去向花樣繁多：有人奔赴中南海警衛連，有人跨兵種改任工程兵，還有人成了作戰參謀。趙成軍被留校擔任助教，一邊帶新兵，一邊在教學處做資料整理。外人笑他“留在后方”，他卻明白：把自己的本事教給下一茬，是另一種戰斗。

時間推到1982年，部隊精簡整編，他轉業地方。檢察院、街道辦、基層法院，不同的崗位相同的節奏——制度第一，責任第一。他常說：“軍校培養的不是指揮官，是干凈干脆的做事法子。”同事們戲稱他“一支哨子、一張表”，因為所有會議都準時開始，所有卷宗都按章歸檔。

退休之后，趙成軍偶爾回學校舊址，操場早已更換塑膠跑道，昔日用來投彈的靶標變成了青年學生練體能的跳箱。可只要腳掌踩在那片地面，他依舊能聽見當年清晨號角和排槍齊射的回聲，也能想起夜色里傳遞著余溫的玉米饅頭。那些經歷沒有寫進履歷，卻早已鐫刻進性格。

對很多戰友而言，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不僅是三年求學，更是一條通往新生的路。來自鄉野的青年在這里學會紀律、擔當與協作，再從這里分赴軍地各條戰線。有人戰至前沿，有人扎根后方，但無一例外地把那段被號聲、汗水和槍聲澆筑的日子，視作一生最堅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