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世界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

提起柏林與維也納，你會想到什么？在大多數人眼中，前者是科學與理性高度發展的工業文明心臟，后者則是浪漫與優雅的藝術殿堂。這兩座城市像歐洲近現代文明的兩塊高地，集中彰顯著啟蒙理性與文化創造的力量。與此同時，這兩座截然不同的大都市還是現代社會諸多思想觀念發展演變的關鍵地點。斯科特·斯佩克特在《啟蒙與頹廢——世紀末時期柏林和維也納的地下世界》一書中，選擇從文明的背面切入，帶領讀者進入19世紀后半葉至20世紀初這兩座城市的“地下世界”。

然而，地下世界并不是一個容易研究和書寫的對象，它要求作者在浩繁的檔案、醫學文獻、法律文本與案例材料之間來回穿梭取證。斯佩克特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并不試圖做到“面面俱到”，而是采用了一種高度策略化的寫法：通過關鍵人物、關鍵文本與典型案例，來折射地下世界的整體面貌，這些具體而微的個體與事件共同構成了一幅地下世界的紛繁圖景。

《啟蒙與頹廢——世紀末時期柏林和維也納的地下世界》，斯科特·斯佩克特 著，沈辰成 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25年出版

正如書中所說：“如果近現代大都市是文明的最高點，那么它亦是世界歷史的恐怖小說的場景。”作者指出，地下世界并不是自發形成的反秩序空間，也非人類發展進程中偶然出現的偏差，而是人類社會高度理性化與秩序性的產物——是在社會秩序不斷強化的過程中，被擠壓、標注并固定下來的區域。它既被恐懼，又被研究；既被排斥，又被持續關注。

這種將“異常”客體化為研究對象的邏輯，在犯罪學的演變中也清晰可見。在19世紀末的柏林與維也納，從古典學派強調犯罪行為和刑事處罰的關系應該是量化的、理性的、一致的，到實證學派朗布羅索等人堅持應把注意力從抽象的罪名和基于理論的法律轉到男女罪犯本人身上，犯罪學的重心發生了轉移：從行為轉向了“犯罪者”的個體之上。無論是測量頭骨，還是統計貧困狀況，目的都是將犯罪的原因歸結到個人的身體與性格上。隨著人體測量數據、犯罪照片與尸體影像的公開展示，罪犯既成了科學研究的對象，也淪為大眾反復觀看和消費的談資。正如馬克思所諷刺的那樣：“罪犯不僅生產罪行，而且還生產刑法，因而還生產講授刑法的教授……因此，他就推動了生產力。”罪犯在被譴責的同時，也被現代社會持續地利用和消費。

柏林和維也納的地下世界不僅是犯罪、疾病的溫床，也是新聞媒體吸引讀者的“感官猛料”。當今的地下世界或許不再以酒吧和暗巷的形式存在，但它并未消失，而是轉移到了數據、話語與平臺之中。當我們沉迷于犯罪解說播客的細節剖析，當熱搜上的惡性事件被迅速轉化為站隊與罵戰的素材，當算法不斷推送那些包裹著“科學”外衣的人格分析，或許我們正置身于一座更加龐大、更加精密的現代性迷宮之中。我們依然在用“類型學”的目光審視他人，依然集體無意識地消費著經過精心包裝的“感官猛料”，與世紀末的都市困境如出一轍。

值得稱道的是，作者并未將地下世界的人們描繪成被動接受規訓的 “受害者”，在他的筆下，這些邊緣群體以自身的方式進行著反抗與突圍。這不僅是對自身權利的捍衛，更是對現代性內在矛盾的反抗，而這些反抗或許微弱，卻也為后來的社會變革埋下了重要伏筆。

本書被《德國研究評論》評價為“歷史學家和德國研究學者的必讀書目”。作者并不滿足于單純描述地下世界“發生了什么”，而是試圖回答一個更根本性的問題——一座城市的地下世界是如何被現代社會“創造”出來的？所謂“啟蒙”的理性秩序，是如何在自身內部孕育出“頹廢”的？這也使得《啟蒙與頹廢》并非一部獵奇式的社會邊緣史，而是一部深度討論人類文明與現代性的著作。讀完本書，我們知曉了正是醫學、犯罪學等理性工具，系統性地對所謂“異常”進行“命名”“分類”，才塑造了地下世界；柏林與維也納也不再只是文明范本一般的城市，它們更是濃縮現代性多重矛盾與焦慮的載體。而我們唯有始終保持反思意識與批判精神，不盲從現代性的既定成果，才能在時代的迷局中，尋得審視自我與觀照社會的清醒視角。

原標題：《地下世界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蔣楚婷

本文作者：李嘉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