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成風，正在毀掉正常教育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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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家長乃至于學生舉報教師、學校的新聞不勝枚舉。

行使監督權并無問題，問題在于，大量舉報是不實乃至惡意舉報，不論最終核實教師和學校對錯與否，舉報人都不需要承擔任何代價。而但凡教師和學校有一點錯誤，幾乎只要舉報必有懲罰。

悲哀的是，由于種種原因，舉報已經成了部分人群針對教師和學校肆意發泄情緒的“雞毛令牌”。

九成舉報根本不成立

據新華社主辦的《半月談》2024年10月報道：“西南某基層教育局提供的臺賬顯示，今年1至8月，該局共收到128條舉報教師的信息，經調查，僅7起舉報基本屬實。其余不屬實的舉報中，不乏惡意舉報行為。”

這還只是2024年一基層教育局的數據，根據這一比例，超過九成的舉報是無中生有。

那些毫無根據的舉報都舉報了些什么呢？

學生課堂上丟了一塊橡皮——老師監管不力；

老師開展批評教育——老師針對孩子；

老師回復信息晚了一點——對學生和家長不重視；

老師中午在辦公室吃外賣——為人師表形象不佳；

老師的著裝稍顯時尚——有損師德師風……

更荒唐的是，布置作業“太多”和“太少”，或者對學生“太嚴格”和“太寬松”，類似兩個極端的舉報也會出現在同一位教師身上。

在前面提到的128條舉報中，不乏惡意舉報行為，其中有一條是這樣的：一名學生犯錯被老師批評后，撥打市民服務熱線舉報老師“體罰毆打學生”“用棍棒打學生的手”“辱罵女生”。經核查，均不屬實。

然而，即便不屬實，乃至明顯惡意，舉報者也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

當老師不敢管教學生

需要聲明的是，舉報機制本身沒有問題。監督教師履職，是家長和學生的正當權利。對真正存在問題的教師進行處理，也理所應當，這對凈化教師隊伍、保障學生權益是必要的。

問題在于——當舉報變成一種隨意的、零成本的習慣，當絕大多數舉報根本不成立，當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為了“息事寧人”不問是非就先處理老師，整個教育生態就開始朝著危險的方向傾斜。

這幾年，有多少老師選擇“躺平”了？有多少老師面對課堂亂象，收起了原本想要教育學生的那只手？

摘引《半月談》的那篇報道中的案例：

幾年前，程老師被學生家長舉報，理由是“管教學生過于嚴格”。從那之后，當學生出現不當行為時，程老師不再嚴厲批評，而是輕聲細語地講道理。這讓一些學生覺得“犯了錯也沒什么大不了”，班級紀律越來越差。

2023年6月，又有學生家長以程老師“自從上次被舉報后，對學生不聞不問，導致班級紀律等各方面越來越差”為由，再次舉報了她。

教書育人這件事，原本應該是家校協同、相互信任。現在卻演變成了：家長動嘴，老師背鍋。管了怕出事，不管要被罵。

舉報成風，造成的危害不限于以下幾點：

其一，消耗教師的職業尊嚴與教育熱情。無端舉報催生了教師群體的普遍消極自保策略。為避免糾紛，一些教師開始減少課堂互動、放棄必要的教育懲戒。

其二，擠占教師的教育精力和相關部門的行政資源。處理每一樁舉報，從教師到學校再到教育部門都需要進行相關的調查、溝通、寫材料等程序，擠占了本應用于教學研究、家校溝通和學生發展的寶貴資源。

其三，破壞家校之間的信任基礎。舉報被部分家長當作施壓或發泄情緒的工具，這使得本就脆弱的家校關系更加舉步維艱。

最終，所有危害都將指向學生。當教師因害怕舉報而不敢管學生時，受影響的終究是學生的成長。

五個方向舉報成風的三大根源

問題已如此嚴重，那根源究竟在哪里？貴州教育報數字報特約評論員衛功立的分析鞭辟入里（以下三段引自《貴州教育報數字報》2025年12月30日文章《莫讓不實舉報擾亂教育秩序》）：

1. 最直接的動因，是舉報成本過低，近乎“零風險”

當前，家長通過市民熱線、政務平臺、社交媒體等渠道進行舉報十分便捷，而核查不實后，舉報者往往“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這種低成本、高“收益”（迫使校方關注其訴求）的博弈，客觀上鼓勵了部分家長濫用投訴權，甚至將舉報作為提出無理要求或發泄不滿的首選方式。

2. 更深層的矛盾，在于家校信任危機與角色認知的錯位

一方面，在部分家長看來，教師在學校教育中處于強勢地位，投訴是制衡、監督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教師卻深感自身是“低成本傷害”的犧牲品，一通匿名電話就可能啟動令其疲憊不堪的調查程序。這種相互視為“對手”而非“盟友”的認知，使得溝通渠道堵塞，矛盾極易升級為對抗。更有甚者，個別學校管理簡單化，出現鼓勵學生相互舉報以維持紀律的扭曲做法，這進一步毒化了校園的信任文化，教會孩子的是監視與背叛，而非自律與誠信。

3. 關鍵的制度誘因，則在于考核與管理機制的偏差

一些地方在考核學校時，對信訪維穩工作賦分過重，存在“但凡有投訴，學校管理就有問題”的簡單邏輯。這導致學校在面對投訴時壓力巨大，為了“息事寧人”、盡快平息輿情，有時會不分是非地要求教師妥協道歉，形成“誰鬧誰有理”的錯誤導向。這種處理方式，無異于對不實舉報的變相鼓勵。

剎住不實舉報的風

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李瑞芳提出建議：規范教育投訴秩序，嚴懲惡意舉報，司法、公安、信訪等部門依法懲治惡意舉報、誣告陷害學校及教師的違法行為，營造清朗教育網絡環境。這是從政策層面的“硬約束”。

要讓舉報不再“零成本”，最基本的制度應該是：實名舉報、證據齊全、調查嚴謹、誣告追責。同時，教育管理部門需要改變“有訴必問、有訴必罰”的簡單治理模式，建立更科學、規范、人性化的投訴核查機制。

事實上，教育部也已在政策層面推進相關工作。2025年以來，教育部先后落實師德違規“零容忍”原則，同步推動健全教師權益保障機制，明確提出及時澄清涉師不實舉報，并會同公安部嚴厲打擊詆毀、污名教師等違法行為。

與此同時，面對持續升溫的舉報態勢，教師群體自身的權益保障也在制度層面被納入改革視野。可以期待即將修訂的《教師法》，能夠從法律層面明晰教育懲戒權邊界，為教師正當履職撐起法治保護傘。

但制度之外，還有更深層的東西要修復——教師的困境，歸根結底是信任的缺失。

一個班幾十個孩子，每個孩子的性格、家庭背景、學習習慣都不同。老師不可能做到讓每一個家長百分之百滿意。但這不意味著老師就應該活在隨時被舉報的恐懼中。

對于家長來說，遇到問題時先與老師進行理性溝通、了解情況、尋求共識，遠比情緒化地按下舉報鍵更有建設性。學校的投訴處理機制也應設置前置程序，鼓勵家校之間先對話、后投訴。

營造尊師重教的社會氛圍，還需要媒體和全社會共同努力，普及科學的教育理念，引導家長形成合理的教育預期，理解教師工作的專業性與復雜性，重建健康、合作的家校關系。

總之，別讓我們的教育，最后只剩下“一個字都不敢多講”的悲哀。跪著的老師，真的教不出站著的學生。

為深入推進核心素養導向下的小學課程建設與教學創新，搭建中芬教育雙向互鑒的高端平臺，芬中教育協會、芬蘭國際教育創新研究院、校長智庫教育研究院決定主辦的中芬“好課堂”國際交流研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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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丨校長內參

編輯丨智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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