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文學 | 俄國文學研究的中國學派

歷經百年發展，俄國文學研究已積累豐厚譯介與學術成果。步入新時代，俄國文學研究正經歷從“知其然”的引介向“知其所以然”的學理探究之深刻轉型。立足歷史底蘊與時代契機，探討俄國文學研究中國學派的建構路徑，不僅彰顯中國學者的學術自覺與文化自信，亦為新時代外國文學研究提供重要啟示。

原文 ：《俄國文學研究的中國學派》

作者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凌建侯

圖片 |網絡

晚清以降，無論出自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及其后演進為“師夷長技以自強”的主張，還是張之洞的“知西學之精意，通于中學，以曉固蔽也”，這些可濃縮為“中體西用”的觀念始終是中國學習外國文化的主導立場。魯迅意識到“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為人生”的創作旨趣可為被壓迫民族提供奮進的思想食糧。上述實用主義取向實屬現實所需：必須先快速“知其然”，以解從無到有的燃眉之急。百余年來，外國文學、史學、哲學等與外語息息相關的學科，出于救急之需，在翻譯和評介方面持續取得重大成就，為促進中國文化現代轉型作出了無可估量的貢獻。如今改革進入深水區，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步入新發展階段，“知其所以然”成為學術研究的常態。具體到俄國文學研究，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旨在充分吸收“知其然”階段所累積的豐富經驗，在內需與外來的互動融合中，將“知其所以然”發揮到極致。研究者力求一通百通，化解國際斯拉夫學精意，將之消融于己身，變為自己文化肌體的有機成分，從而建構中國自己的新話語體系。中國的斯拉夫學研究者在國際上發出特質鮮明的聲音，憑借底蘊深厚的譯介經驗與潛心治學的自覺意識，可謂根基深厚，同時在時代契機的賦能下，俄國文學研究的中國學派已在諸多方向上展現出蓬勃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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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底蘊

中國的俄國文學研究始于譯介，百余年來師法國外斯拉夫學，在研究的方向和議題上與國際學界保持同步，更是在兩個方面表現出積極的創新意識：一是在翻譯文學作品及其研究成果時傾注自己的選擇立場；二是在“跟著說”與填補學術空白上取得了巨大進展。最顯著的貢獻也有兩種：首先，為與俄羅斯相關學科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大量人才；其次，一部分人才從事俄國文學的翻譯與研究工作，其成果反哺了外語學科建設，活躍了中國文壇氛圍，促進了中國人文學術的繁榮。上述創新與貢獻得益于長期持續的經驗積淀，而這些歷史經驗已成為學術史研究的重要對象，戈寶權、王智量、李明濱、陳建華、劉文飛、李今、李金濤等老中青學者在此領域均有建樹。據他們考證，中國接受俄國文學的最早路徑是借助英語、日語等第三方語言，在1919年之前的近20年間，所譯介的共約80種俄國文學作品都不是直接譯自俄文的。直至1920年北京大學廢門改系，出現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史上第一個獨立的俄國文學系，俄國文學的譯介與研究才真正走上現代學科發展的道路。

魯迅、瞿秋白、鄭振鐸等先行者都力圖系統引介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等巨匠的經典作品，挖掘其中的人文情懷與社會批判精神，使其在啟迪民智與喚醒民族意識中發揮積極作用，客觀上為后來的專業化研究埋下了伏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教育系統全面借鑒蘇聯，俄羅斯文學的譯介與研究邁入規模化、系統化階段，其中蘇聯文學最受青睞，1949年至1958年間，譯作總量超過前半個世紀譯介數的總和，新譯年均達20.4種，加上重版，年均達40.4種。改革開放后，譯介視野再次得到拓寬，從過去的俄國古典文學與蘇聯文學，覆蓋到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學、僑民文學、當代文學以及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各個領域，完成了從零散譯介到系統梳理、從通俗譯介到學術譯介的轉型。20世紀90年代以來，年均譯介量超過百種，占整個外國文學翻譯量的20%強。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積累，中國的俄語作品譯介總規模達到2.5萬多種。豐富的優質翻譯資源，不僅是中國學者擺脫對他國譯本的依賴、建立俄國文學研究中國學派的堅實依托，更有助于促進俄語專業人才培養的體系化建設，薪火相傳的高精尖俄語人才正是建構俄國文學研究自主話語體系的中國底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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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契機

外國文學研究的自主創新日益迫切，學派建設迎來黃金窗口期。在外部推動與內部需求的雙重驅動下，中國已按下俄國文學研究自主話語體系建構的“快速鍵”。

外部推動主要源于兩個方面。一方面，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兩國學術交流保持高水平發展，人文領域合作全方位深化。中俄“國家年”“語言年”“文化年”等大型活動接連舉辦，文學論壇、學者互訪、聯合攻關、文獻共享等活動常態化開展，既彰顯了“國之交在于民相親”，又為中國學派建設提供了重要實踐平臺。另一方面，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是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核心使命，外國文學研究需掙脫西方理論桎梏，打造本土化學術流派。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重點研究基地、人才扶持等舉措，為俄國文學研究中國學派建設提供了政策與資金保障。這些舉措可以將零散的個體探索整合為系統工程，為中國學者在國際斯拉夫學界發聲指明方向。內部需求則源于學術發展本身。任何學術流派的形成，離不開代代相傳的治學傳統，其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更需在傳承中突破。相較于歐美及俄國本土研究，中國學者審視俄國文學，既尊重其文化特質與藝術內核，又融入東方文化理念與價值判斷，逐漸形成“以中釋俄、中俄互鑒”的獨特路徑，擺脫了以往過度依附國外既有范式的局限。

近十年來，劉文飛教授以文學史為突破口，致力于俄國文學研究的中國學派建設。從2015年主辦“俄國文學史的多語種書寫”國際研討會，到2017年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俄國文學通史》”，再到2019年舉辦“俄國文學的中國闡釋”學術研討會，直至2023年闡述學派建設的可能性與路徑，其核心訴求便是撰寫一部具有中國氣質的《俄國文學通史》。這是蘇聯解體后國際斯拉夫學界第一部俄國文學通史，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關注。無獨有偶，王志耕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俄國文學批評通史編撰”于2023年立項。這兩個項目體現出中國學者正穩步走在俄國文學史研究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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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氣象

在人工智能技術高度發達的當下，語文學研究正迎來深刻變革。作為語言單位升級版的話語（即言語交際單位），或將因最小符號單位——詞元（token）的出現而實現進化。當然，文學作為一種獨特的話語實踐，即便依靠萬億級詞元數據的大模型，也無法直接得到“頓悟”，但其研究可借此算出最佳模式。“算”的前提是已變為數據的龐大學術底蘊。劉文飛正是立足這一底蘊，從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三個維度提出了學派建構路徑。張建華與王宗琥為這條三位一體的路徑提出了文學批評的方案：前者強調批評的主體自覺，即自覺探索文學現象背后的規律與自覺追求有辨識度的文學個性；后者重視中國視角，即運用中國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哲學觀念來審視與解讀俄國文學。

文學研究在世界各國各有傳統：英語世界的文學批評、法語區的比較文學、德語區的文藝學、俄語區的文學理論。這些傳統相互激蕩、彼此頡頏，為文藝學（又稱“文學學”）這門現代學科的誕生奠定了基礎，為其發展注入了動力。中國學者在制定學派建構方案時都遵循國外文學學科的兩大核心領域——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同時也流露出從單一領域通覽整個文學研究的整體意識。19世紀以來，西方現代學科的分治為文學研究確立了所謂的“科學體系”；20世紀80年代，隨著“回歸語文學”呼聲日盛，學術界開始出現用綜合性的文學批評來替代文學學科的潮流，世界文學研究則走向綜合性的世界文學史研究。這些思潮都意味著文學研究緊跟時代發展，不斷調整自己的“姿態”。

中國學派的使命遠不止于在國外既有框架內有所作為，更在于嘗試突破。學派建設的核心是形成體系性學說，而非零散的理論觀點。要突破國際斯拉夫學的框架，或可從“有溫度的”“作家文論”入手。在學科化與職業化背景下，以文學本體為導向的“詩人談詩”或“作家論文學”一度被邊緣化，而作家文論可為重返以文學創作為本體的國別文學研究中國學派建設提供核心理念。具體到俄國文學，至少可采取以下三種路徑。第一，俄羅斯作家論文學的言論是作家文論研究的資源庫，其中所蘊藏的關于文學創作的大量理論思想有待我們系統發掘；第二，當代文論研究者應該學習“詩人談詩”或“作家論文學”的運思和言說方式，努力探索“有溫度的”新型批評話語模式，用作家的鮮活語言充實抽象的文學理論；第三，詩學研究中的作家、流派及其作品專論是作家文論研究的重要路徑，它從具體創作出發，揭示蘊含其中的藝術規律，可以為文學史、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交融提供綜合性視角。作家文論或非建構“俄羅斯文學研究的中國學派”的自洽理論核心，卻對世界文學研究行之有效，或可由此開創有別于國外斯拉夫學話語體系的全新學說。

俄國文學研究中國學派的建構與發展，是百年學術積淀的厚積薄發，是時代機遇賦能的必然結果，更是人工智能時代中國學者文化自覺與學術自信的生動體現。綿長厚重的歷史底蘊為學派筑牢立身根基；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時代契機為學派拓寬前行路徑；蓬勃向上的發展態勢為學派昭示未來方向。中國俄語學人在數智時代正以堅實步伐為世界文學研究貢獻獨具中國智慧的方案。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2000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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