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還沒回家，豪華開發卻先開路，敘利亞重建只顧眼前利益

阿薩德政權垮臺一年多后，敘利亞正站在一個充滿風險的十字路口：是重演過去，還是真正走向改革。過渡當局接手的是一個充斥裙帶關系和腐敗的經濟體系，因此必須重新審視敘利亞經濟究竟應如何塑造。

他們需要考慮，誰可以參與經濟活動，能夠掌握多大程度的控制權，以及如何就企業卷入國際暴行罪行追究責任。

在阿薩德政權時期，敘利亞經濟實行的是一種裙帶資本主義體制。一個與阿薩德家族關系密切的小型經濟精英階層掌控著敘利亞經濟。這些經濟精英數十年來在支持和協助阿薩德政權鎮壓敘利亞人民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參與了13年武裝沖突期間發生的大規模暴行。

如今，過渡當局在重建敘利亞經濟時采取的是一種臨時拼湊式做法，通過秘密委員會作出決定，卻沒有建立透明、可問責的法律程序。這種做法有可能只是用另一種裙帶關系取代舊有裙帶關系，而系統性腐敗和法治缺失的根基仍然存在。

敘利亞經濟的未來必須通過切實追責來重塑。這種追責應包括在過渡司法進程中追究企業和商人的責任，并建立一個以法治為導向的經濟體系。

敘利亞私營部門，尤其是大型企業，與更廣泛社會公眾之間的社會契約，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濫用和侵蝕。自20世紀70年代哈菲茲·阿薩德時期開始，到其子巴沙爾于2000年上臺后延續，阿薩德政權在敘利亞塑造出一個精英商人階層，商業機會主要依據與政權的親近程度和忠誠度來分配。

這些人實際上構成了阿薩德政權在經濟上的延伸。他們以對政府的忠誠換取財富，主要通過壟斷、行賄等腐敗商業手段牟利。那些不屬于阿薩德家族核心圈子、卻發展得過于成功的企業，要么被要求每月支付數萬美元賄賂，要么被阻止經營。

敘利亞商界精英中最臭名昭著的人物是拉米·馬克盧夫。他是巴沙爾·阿薩德的表親，掌控著敘利亞經濟的大部分領域，一度控制戰前經濟的60%。馬克盧夫憑借對政府合同的排他性獲取，在敘利亞多個經濟部門形成壟斷，其中最突出的是電信業，同時還能規避監管和納稅。

一名敘利亞知名議員曾就促成馬克盧夫電信壟斷的許可問題展開反腐調查，隨后便因而被捕，這一事件廣為人知。

類似地，據報道，穆罕默德·哈姆肖幾乎涉足敘利亞所有經濟領域。由于與巴沙爾的兄弟馬赫爾·阿薩德關系密切，他還曾在政府和議會中擔任多個職務。

美國財政部分別于2008年和2011年對馬克盧夫和哈姆肖實施制裁，理由是他們與阿薩德政權關系密切、從腐敗中獲益，并參與國家支持的暴力行為。這些商人及其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是阿薩德政權得以長期維持的重要因素。

2011年革命之后，這些關系的重要性進一步上升，既為政權提供合法性，也為其持續戰爭提供資金。因此，經濟精英不僅從一個殘酷的專制政權中獲益并為其撐腰，還在敘利亞沖突期間直接參與或共謀實施國際暴行罪行。

敘利亞商界精英通過資金和實物兩種方式，為阿薩德政權的戰爭行動提供了廣泛支持。據稱，一些運輸公司老板允許政權使用他們的巴士運送部隊。另一些人則資助親政權集會，甚至為鎮壓抗議提供后勤支持。

多名商界精英資助了沙比哈——一個犯下嚴重暴行的準軍事組織——并組建親政權民兵，以支持阿薩德政權的戰爭行動。其中許多組織很可能涉及戰爭罪或危害人類罪。

其中一個例子是敘利亞投資人、房地產開發商比拉勒·納阿勒。他與國防軍指揮官法迪·薩克爾關系密切，并被指曾向國防軍提供支持。國防軍對2013年塔達蒙大屠殺負有責任。這場屠殺發生在大馬士革塔達蒙街區，共有288名平民遭到集體處決。

類似地，與阿薩德政權關系密切的商人兄弟艾曼、易卜拉欣和穆罕默德·賈比爾創建了“沙漠之鷹”民兵。這支武裝參與了2016年阿勒頗戰役中的圍困作戰，并以“搶劫以及在戰場上的過度暴力行為”聞名。

除了資助直接實施罪行，經濟精英還利用戰爭經濟提高利潤、開辟新的商業機會。一些人在整片街區被毀后，獲得了政府清理廢墟的合同。

另一些人，例如薩米爾·福茲和穆罕默德·哈姆肖，則設立公司，支持從被毀住宅中掠奪廢金屬和其他材料，再轉手牟利。掠奪敘利亞平民被毀住房中的物資，按國際法說法，可能構成戰爭罪。而清理廢墟的活動，也進一步鞏固了平民被強迫遷離家園的現實。

同樣，經濟精英還借“重建”之名，通過帶有剝削性質的房地產項目積累財富。阿薩德政權于2012年頒布第66號立法法令，聲稱是為了解決大馬士革各地的非正規住房問題。

但這項法律針對的是大馬士革市中心一些在革命初期曾是抗議中心的地區。外界普遍認為，這是一種對大馬士革市中心進行人口結構重塑的手段：通過強迫低收入、且大多反對阿薩德的人口遷出，再以阿薩德盟友擁有的豪華開發項目取而代之。

當地居民被迫離開家園。盡管他們被承諾可獲得替代住房或補償，但許多人始終沒有等到兌現。

這些“重建”項目，例如所謂的“馬羅塔城”項目，原本就被認為會成為阿薩德經濟精英極其賺錢的斂財工具。薩米爾·福茲、穆罕默德·哈姆肖和馬贊·塔拉齊等知名商人，正是通過各種投資以及與敘利亞政府簽訂開發合同參與其中。

美國確實曾通過2019年《凱撒敘利亞平民保護法》直接對這些“重建”項目實施經濟制裁。該法后來于2025年12月被廢除。

如前所述，與阿薩德政權關系密切的經濟精英，在阿薩德家族執政期間，尤其是在沖突拖延近14年的過程中，因其忠誠而獲得了豐厚回報。但隨著阿薩德政權垮臺，他們在敘利亞的個人地位也隨之崩解。

2024年12月，“解放敘利亞組織”接管大馬士革后，許多經濟精英從敘利亞四散出逃，其中大多數前往貝魯特、迪拜或莫斯科。這些地方本就是他們長期擁有額外住所和商業關系的城市。

沙拉阿政府接手的是一個背負54年威權統治和經濟攫取后果、又經歷近14年武裝沖突的敘利亞。因此，過渡政府必須在兩方面之間尋求平衡：一方面，要確保敘利亞經濟能夠繼續運轉并實現增長；另一方面，則要確保對腐敗、非法商業活動以及戰爭罪共謀行為進行追責并加以鏟除。

在過渡政府執政最初幾周，臨時總統明確提出了兩個經濟目標：根除腐敗，以及依靠自由市場經濟和外國投資來重建敘利亞。不過，過渡當局迄今為止重建敘利亞經濟的方式，已經暴露出明顯警訊。

敘利亞國內許多人嚴肅質疑，那些資助戰爭罪、從敘利亞人民苦難中牟利的經濟精英，例如哈姆肖，仍在敘利亞繼續經營，卻沒有受到充分追責。也有人擔心，一些重建項目將敘利亞人排除在外，并繼續沿用阿薩德時代的重建模式。

在過渡政府掌權最初幾周，有報道稱，過渡當局凍結了親阿薩德經濟精英的資產和銀行賬戶，并設立了一個秘密委員會，由沙拉阿的兄弟馬赫爾·沙拉阿及其他“解放敘利亞組織”忠誠人士領導，負責審查并摸清阿薩德時代精英龐大的企業利益網絡，意在“根除腐敗和非法活動”。不過，外界幾乎看不到過渡當局在這方面的透明信息。

例如，2025年1月，臨時經濟部長表示，臨時政府希望將通過與前政權合作獲得的商業利潤收歸國庫，但無意沒收這些商人的私人資金。

盡管如此，仍有報道稱，過渡政府曾與包括哈姆肖和福茲在內的多名商人會面，并被指脅迫他們向國家交出最多80%的資產。直到2026年1月，敘利亞國家打擊非法所得委員會才公開宣布與穆罕默德·哈姆肖達成財務和解，以追回其8億美元資產和資金。

敘利亞法律專家指出，沒有任何法律授權允許通過這類和解，使哈姆肖免于因任何金融犯罪而承擔司法責任，更不用說他可能還需為嚴重侵害行為負責。敘利亞過渡司法國家委員會也澄清，這些和解“絕不構成司法問責的替代”。

與此相對，2025年10月，有報道稱，沙拉阿在一次與高級安全官員的閉門會議上警告不要謀取“非法收益”，并禁止官員參與新的投資。一些報道甚至稱，他還命令安全官員交出豪車鑰匙，不過官員后來否認此事發生過。

大約在同一時期，還有報道稱，沙拉阿警告家族成員不要利用家族姓氏謀取經濟利益，甚至關閉了其哥哥的生意，理由是有消息稱其哥哥借助與政府的關系發展業務。如果這些報道屬實，這至少意味著其做法與阿薩德時代公職人員腐敗模式出現了某種切割。

除了試圖從阿薩德時代的經濟精英手中獲取財富，過渡當局還在推動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并高度依賴外國直接投資。多數投資協議在宣布時，對協議內容以及項目合作方如何選定都缺乏透明度。

重建項目沿用了“馬羅塔城”模式——在被毀住宅廢墟上興建豪華摩天樓和購物中心——而不是優先推動那些能為有住房需求的敘利亞人重建家園的方案。事實上，即便領導層已經更替，“馬羅塔城”及“大馬士革塔樓”等類似項目的開發計劃仍在繼續。

這些選擇，再加上與哈姆肖達成的和解，似乎表明過渡政府正試圖迅速積累金融資本，而這很可能是以放棄更深層次的金融改革為代價。

到目前為止，敘利亞過渡當局一直通過秘密、臨時拼湊式的程序行事。在處理阿薩德時代經濟精英問題上，它看起來更重視速度和效率，而不是建立可問責、可預期且合法的程序。

此外，盡管據報道沙拉阿曾發表一些言論，顯示出可能更強硬的反腐立場，但投資協議依然缺乏透明度，而且大多涉及來自國家盟友、背景不透明的投資者。這些動向有可能延續阿薩德時代那種經濟裙帶關系的風格。

阿薩德政權留下的遺產，是一套建立在腐敗之上的深度固化經濟結構。五十多年來，敘利亞經濟精英一直充當為阿薩德政權輸送資金的金融引擎，維系著其統治和生存。

在敘利亞重建過程中，過渡政府似乎把眼前收益放在了有效改革之前。雖然其宣稱的重建與反腐目標值得肯定，但它所采用的方法，可能復制并進一步固化那些在2011年推動敘利亞人走上反抗道路的同類機制。

與阿薩德時代經濟精英達成財務和解、優先吸引投向豪華開發項目的外國投資，或許能帶來短期現金流，但這會制造一個不可預測的經濟環境，鼓勵裙帶關系，并有可能將大多數敘利亞人排除在外。敘利亞經濟無法通過集中化的私人交易來重建。

必須出現根本性轉變，把透明度、法治以及從毀滅性戰爭中艱難恢復的敘利亞人民的需求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