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點名！國資做LP，虧了200億

錢花完了，競爭力在哪里？

4月末，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了八起典型案例。其中一條，在創投圈引發了格外安靜的共鳴。

通報提及，某地市委書記鼓吹"政府不舉債就是不作為"，明知財政可支配收入不足，仍強推硬上多個項目建設，導致新增巨額地方債務。

更關鍵的細節是——他強勢推進"金融招商"，“未經評估論證和集體研究，違規引入私營企業，安排國有企業融資并設立政府引導基金，由私營企業主導使用，因疏于監督管理，造成巨額國有資金損失風險。”

這并非個案，僅部分省公開的數據粗略合計已超200億元，且這還只是審計抽查所見的冰山一角。

"基金招商？這不就是我們天天在做的事嗎？"一位西部某地級市引導基金管理人在看到通報后，私下說了這句話。

他沒有開玩笑。

三萬億，和一場軍備競賽

2002年，國內第一只政府引導基金"中關村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成立。此后二十余年，政府引導基金在全國遍地開花。截至2024年末，全國各級政府累計設立引導基金規模達3.3萬億元。如果加上通過各類國有平臺間接設立的產業基金、專項基金，業內估計實際體量超過7萬億元。

這筆錢的邏輯，起初是清晰的：政府出資設立引導基金，以此吸引市場化GP落地，GP帶來被投企業，企業落戶帶來稅收、就業和GDP——一套借助市場力量完成產業培育的機制。相比過去那種"撒芝麻"式的財政補貼，基金模式有杠桿效應，有市場化機構把關，理論上更有效率。

問題在于，這套機制很快被疊加了一個新目標：招商引資。

在《公平競爭審查條例》2024年8月正式施行后，稅收優惠、獎補返還等傳統招商手段相繼受限，"基金招商"成了為數不多剩下的口子。從此，設立引導基金不再只是產業政策工具，更是各地政府吸引GP、進而吸引企業落戶的競爭籌碼。

這一變化，在數據上清晰可見。

引導基金返投倍數要求在2017年達到峰值，平均為2.6倍；到2023年，已降至1.37倍；到2024年，長沙經開區科創母基金將子基金返投倍數設置為0.4到1倍，江西景德鎮國控產業母基金返投要求降至0.6倍。六年時間，各地在返投要求上的讓步幅度超過40%。

這意味著什么？

一個GP拿了政府1億元的出資，只需要把其中不到4000萬元投回當地企業，剩下6000多萬元可以去全國任何地方。GP圈子里流傳著一個說法：最好的LP，是那些"給錢多、要求少、不來煩你"的地方政府引導基金。

某人民幣基金副總裁曾在行業峰會上直言："各地給出的政策相近、條款相似，競爭愈演愈烈——不僅是各省市之間，一個城市的區縣之間都在'卷'。"他建議適當降低返投比例，在全國統一大市場范圍內配置資源，推動區域間的返投互認。

但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讓步是兩難的：不讓步，拿不到GP；讓步，招商目標就更難完成。這場競賽沒有贏家，只有不斷被壓低的門檻。

GP變成了招商員

讓步的代價，在另一個環節更為直接——當招商邏輯入侵了基金的投資決策本身。

一位華南創投機構合伙人坦言：這些年，他在考察投資企業的同時，還肩負著另一項重要工作——向企業介紹地方政府引導基金所在地的招商政策，游說對方考慮將生產基地或研發中心"落戶"當地。與部分企業磋商股權投資合同時，他甚至會要求加入一項特殊條款：投資企業需在約定時間內，在地方政府引導基金所在地設立生產基地或研發中心。

他同時坦承，這種做法未必合適企業發展。眾多科技企業在給生產基地與研發中心選址時，更看重產業集聚效應與專業人才儲備，土地優惠、財政獎勵被放在相對次要的位置。為了完成返投與招商任務，只能說服部分企業將非核心研發中心設立在當地。但由于缺乏專業人才與產業集聚效應，這些企業實際產能擴張效果仍低于預期。

簡單說：你有資金，但地方沒人、沒產業，企業還是不來；來了，也只是掛一塊牌子。

在部分地區，這種"招商前置化"現象甚至演變為制度安排：GP申請引導基金出資，必須先對接當地招商部門，招商部門認可了機構的儲備項目符合招商引資條件，才會通知引導基金立項推進。基金的投資決策，被行政判斷前置把關——這還是"市場化運作"嗎？

某頭部創投機構管理合伙人的話："國資LP對GP的要求，常常是既要賺錢以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投資要投向與政策導向和產業規劃匹配的行業，還要能夠通過投資拉動地方就業、稅收、招商，助推當地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

他接著說出了那句被業內廣泛引用的話："既要又要還要，結果只會是這不行、那不行、其他還不行。"

兩張截然相反的賬單

資金異化的代價，最終落在了審計報告里——而且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兩種面貌。

一邊，是亂投。

多省審計報告揭示的問題觸目驚心：內蒙古有一個地區以政府投資基金運作形式變相違規舉債80億元；云南有一家公司利用政府投資基金質押擔保違規融資19.28億元；山西省兩家國企旗下的基金管理機構，將財政性資金、企業虛假出資計入社會資本，虛報募集基金社會資本約103億元。

另一邊，是不敢投。

湖北審計報告稱，因前期手續不到位等原因，14只基金長期閑置，涉及金額28.85億元；河北2019年財政出資5000萬元設立的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子基金，截至2024年底仍滯留在相關單位，未發揮任何效益。

有業內專家直言：政府投資基金管理人怕出錯擔責，不敢投處于種子期、初創期的創新創業領域，大部分資金實際流向了成熟期項目，或直接購買理財產品，甚至干脆閑置——根本沒有達到促進創新、引導產業升級的政策目標。

另一位業內人士也指出："如果當地并沒有大量待開發的企業，但GP又要完成返投要求，就會出現GP不考量結果、硬著頭皮投項目'交作業'的情況，而令人擔心的是，這并不是罕見情況。"

同一套缺乏專業能力與制度保障的運作體系，一邊在權力失控的角落滋生腐敗，一邊在嚴苛考核的壓力下陷入僵化——這兩種看似相反的結果，其實共享著同一個根源。

政策在轉彎

國務院辦公廳第一號文件出臺，直接點名了這場持續二十年的游戲：《關于促進政府投資基金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不以招商引資為目的設立政府投資基金，鼓勵取消政府投資基金及管理人注冊地限制，鼓勵降低或取消返投比例。

這是國家層面第一次以政策文件形式，正式宣判"基金招商"模式不可持續。

效果立竿見影。2025年上半年，新發起政府引導基金規模大幅下降，二十年的擴張慣性，在政策轉向后迅速踩了剎車。

與此同時，政府引導基金"過去存在的重復投資現象"也被業內人士公開點名，認為"值得引起重視"。

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拐點。但拐點之后，懸而未決的問題也隨之浮現：原本就"財力較弱、無資源稟賦"的地區，以后如何開展招商引資工作，還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堵了一個口子，另一個口子在哪里？

蘇州、深圳——這些被反復提及的成功案例，有一個共同特征：引導基金的投資收益，從來不是它們吸引力的本質來源。

蘇州養GP，靠的是三十年積累的制造業生態；深圳扶企業，依托的是開放競爭的營商土壤。基金只是工具，根基是產業密度、人才濃度和政府效率。

某業內專家的話，或許是對這二十年最精準的總結："政府引導基金不是一搞就靈，它只能是添磚加瓦、錦上添花。發展得比較好的地方，大多是有明確的產業發展規劃、資源相對集中、產業基礎足夠厚實的地方。如果只是設立一個基金，但其他什么都沒有，就會像當年搞產業園一樣，只建好了辦公場地，其他什么都沒有，也是搞不起來的。"

中紀委通報里那句"政績觀嚴重偏差"，或許說的正是這一點：真正的政績，不是一年建幾個基金、招幾家企業，而是能否在十年、二十年的時間維度上，為這片土地積累真實可持續的競爭力。

這種競爭力，遠比設立一只基金、發布一個千億規模的發布會，要難得多，也慢得多。

但它是唯一管用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