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命運就像樹上的柳絮——陳仲丹老師口述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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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2026年5月11日，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陳仲丹教授因病逝世，享年70歲。這本是尋常的一天，但因這位謙和長者的離去，山河頓首，學界同悲。

仲丹教授是享譽學界的歷史大家，更是《中國國家歷史》最堅實的臂膀與最溫暖的燈火。作為這本連續出版物的創刊作者之一，從第一期起，他便與我們風雨同行，筆耕不輟，為《中國國家歷史》奉獻了四十余篇佳作。他是我們最資深的作者，也是我們最敬愛的老師。

在仲丹教授身上，我們看到了“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的最好詮釋。他是南京大學三度“我最喜愛的老師”獲得者，是將圖像史學與大眾閱讀完美結合的踐行者。他從不僅僅將歷史鎖在象牙塔里，而是致力于將歷史變得“可視”、“可讀”、“可愛”。他曾說，做公共史學要把圖文做到極致，而他也正是用那一張張珍貴的老照片、一幅幅精彩的海報，為無數讀者打開了一扇通往世界文明的窗。《中國國家歷史》諸多圖片都源于仲丹教授的圖庫，他慷慨無私的分享，讓塵封的歷史文字在圖片中栩栩如生地站立起來。

今天，我們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推發陳仲丹教授生前撰寫的個人自述。在這篇文章里，沒有宏大敘事的距離感，只有一位歷史學子對學問的赤誠、對后輩的期許，以及他與歷史結緣的一生。謹以此文，送別我們的良師益友。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愿陳仲丹教授千古，《中國國家歷史》永遠懷念您。

陳仲丹（1956—2026），江蘇揚州人，南京大學1977級本科畢業生，歷史學博士，曾任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世界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畢生致力于世界史研究，主攻英國及英聯邦史、和平學、圖像史學等領域，著述豐碩，三度獲評南京大學“我最喜愛的老師”，榮獲教學“恒星獎”。2026年5月11日因病逝世，享年70歲。

壹

高考之前我在寶應射陽湖公社。我家里是下放的，我父親之前在衛校工作，在文革中被批斗，后來他就被趕到農村去了，也是比較失意。我父親是學醫的，就在農村做醫生，還是有工資的，但是農民生活是真的很困難。我記得曾經看過一個漁民，家里窮到只有一條很破爛的褲子，所以家里只能有一個人出去走，女的要出去男的就把褲子給女的，自己窩在船里，就窮到這樣的程度。農村吃飯也是很困難的。我的同學中午吃一頓干飯，早晚就不吃，而且菜就是咸菜、蔬菜，很少吃肉、雞蛋，肉一年就吃七八次，我在農村看到的基本是這樣。

我在農村的時候，在當時的“公社中學”讀初中。上初中的時候學生就很少了，最后就是二十多個人。那個時候有個傳言“上了學要下放”，從公社下放到農村就變成知識青年了，那么大家就不上學。后來我有機會在那個學校做老師，這就說明那個時候我的文化程度還是比較高的。

至于高中，77級的同學都是文革過來的，文革的高中跟現在的高中不一樣，一個是文革期間是兩年制，不是三年制，初中兩年、高中兩年；第二個，課程好多跟現在不一樣，當時是生產隊會計教工業基礎知識、農業基礎知識，甚至找農民會計來教。我在農村上的高中，課也開不全，地理課、歷史課全都不上。就開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就隨便看看，后來來過一個人教英語，這對我還是有幫助的。我們那時候學的都是現實的問題，叫“三機一壩”——柴油機、抽水機、拖拉機。我后來做工的工廠就是做柴油機零件，還要教農民用柴油機。其實柴油機是不需要學的，師傅教你，是要動手做的。開拖拉機也是，就像學自行車一樣需要練，不需要學。那個時候學習就是愚民學習，學不到什么東西。當時勞動還特別多，我們大概有一半時間在勞動，我們還有試驗田。總的來講就是學不到什么東西。當時基本都不用做作業，數學做一點，語文一點，學業是比較輕松的。當然，中學最后有一個考試，但也不是高考，所以好學生也不愿意學習。

我做老師的時候，會給學生講李白、杜甫，他們印象就比較深。那個時候教材都是魯迅的文章，學點社論，還有什么反擊“右傾翻案風”，一些大批判的文章，還學寫點小評論這些東西。真正的古文很少，就是毛澤東寫過的《愚公移山》、《曹劌論戰》、《史記》里面的《鴻門宴》，外國的文章基本上沒有。那個時候教材編得很糟糕，老師水平也低，學生如果不是自己好學一點，學不到什么東西。

從高中畢業到考上大學，這中間我工作了四年多，做了一年工人，后來就在我畢業的中學做了三年半的民辦教師——我能考上大學跟我做民辦教師就有關系。我到底還是接受文化的，而且我到了農村，算是比較好學的。我愛看書，當時也沒有什么圖書館，主要是我自己買了很多書，一直在看。找到什么書就看什么書，愛看書對高考就有幫助。我在農村的時候辦過自學小組，當時已經看過一些自然經濟辯證法。現在回過頭就會發現那時候看的書都不是亂看的。知識面寬了，歷史考試就簡單了，談地位、影響的題目相對來說就比較好做，看看就會寫了。

那時候我買書是寫信給上海新華書店的郵購部，他們寄書的目錄過來，然后我就去買。我有兩三百本書，這個對我的學生也是有好處的:我的學生有相對好一些的后來上大學、做干部的，就受我的影響，我告訴他們什么途徑去買書，有個學生喜歡畫畫，我就寄送些鉛筆畫給他；還有一些價值觀念上的看齊，農村的孩子不怎么讀書，很調皮，那時候我當他們的班主任，管打架什么的也很頭疼。那個時候就是你能早點看到書，就比別人多走點路。

貳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我在做民辦教師，去旁邊的公社參觀訪問。我坐在船上，突然有一個廣播，聽到“恢復高考”這個消息，我一下子愣住了，就像《高考1977》那個電影里面一樣。

我還是有點偏科的——高考要考數學，讀文科的人都不太怎么看數學這種東西，我也不是一點都不看，但基本上就看一點，還是最喜歡文學作品，如果說看一點政治類的東西就已經算好學的了。所以我當時突然就傻了，傻了以后就去看電影，放《地道戰》，我就沒心情看，就去看數學。當時就覺得來不及，因為我還有工作。當時我隔壁有個教數學的老師，我后來能考上南京大學跟他有很大關系:第一是他有教材，還有什么數理化知識手冊，那個時候都是寶貝，外面看不到的；第二他還教我做題，題做不出來，他隨叫隨到。我考文科，他考理化，真是幫助很大。后來高考我的數學就考了六十幾分，我們班還有十幾分的。因為那個時候就是文理不分的，就是一張卷子，所以我考的那個分數算高的。

我們當時的中學對高考還是很重視的，重視到什么程度——我們的老師都轟動起來了。我隔壁的數學老師，他編講義，找人刻鋼板，字數不多，兩三萬字，有一些公式、題目，因為沒有教科書，文革那些測量土方、生產會計都是不考的。當時學校還是很支持我們高考，因為同事之間關系很好，也想大家都有個出路——民辦教師不是正式教師，沒有編制的。工作幾十年，不能轉公辦，最后年紀大了，生活無著落，下場還是很慘的。還有像我們在農村當教師，公辦教師基本上不和民辦教師談戀愛，女的是民辦教師可以，男的不行，因為你身份低也沒保障。

復習的時候，就是背地理、政治，歷史也是找本書來背，五四運動的意義、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工農聯盟、四大文明古國之類的，但五四運動的意義沒考。當時出題很死的，高考的題目大概就是這么幾個題。我當時還是比較喜歡看歷史的東西，“四人幫”的時候也有歷史——“儒法斗爭史”，雖然是官腔官調，但是可以看古文，像劉禹錫的《天論》等都可以看。我當過政治老師，有一年他們考高中，考十道題，我猜中了八道，就是我從報紙上抄下來的。所以政治、歷史什么的這些我就比較熟。語文作文題我記得叫“苦戰”，就是這么兩個字，命題作文。當時好像是葉劍英有個詩“苦戰能過關，科學有前途”，就用這個題目。政治就是時政，考一點理論，反正是無聊的東西，什么“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這些——這些后來都屬于批判四人幫的東西，但是當時還在考，所以就等于是廢話。

我們這些都沒有受過什么很好的教育，像童星他們是“老三屆”，基礎比較扎實，人也比較聰明，就考的比較好。像我們那個地方那么窮困，還能考出來也不容易。而且我們一批人走了以后，學生考得一塌糊涂，后來學校還被撤掉了。因為有點水平的老師都走了，當地上了大學的老師就不好好教學，有些老師通宵打麻將，到了上課就說“我馬上上課，等我上了課再來打”，頭昏昏的怎么能教學生?

叁

那個時候時間很緊張，分兩次考，一次是公社考的初考，誰都能考，然后改完試卷以后，再選拔出到縣里面考，要不然人太多。我初考考得應該不太好，一共兩門課，數學考得不太好，語文大概能做出來，但是我也是達到復試的線了。復試就考得好一些。當時我把一切工作都停下來了，連學生作文都沒改，就堆在那邊，考完了就改，上課可能也耽誤了一點，因為忙自己的復習。

后來我在開會的時候就有人告訴我，郵局來了封南京大學的信，好像是什么通知，我拿到了以后立刻就轟動了。因為上南大的人，我們公社的就我一個，我就是最好的。其他的最好就是我一個同事考了師大，現在的江蘇師范學院；其他人可能更差一些。當時就能感覺到公社里有一些年輕女打字員——她們在鎮上工作，穿衣服也比較整齊——平常不跟我說話，我一拿到錄取通知就跟我說話了，說明我地位就比較高了。

那個時候理工科加上附加題滿分就四百多分，文科就是四百分，我考了三百三十幾。北大是三百三十以上，所以我達到了北大的分數線，要是報北大就上北大了，但是我第一志愿報的是南大。像童星老師，他是當之無愧的全省狀元，他考了三百六十幾分。數學我考得還不錯，其他的就考得很高了，后來查到我語文拿了九十多分，寫的文章也變成范文了。這個就跟我當老師有很大關系，因為我教政治、語文。

我學歷史就是很偶然的，那個時候不像現在有本厚厚的冊子介紹志愿，那個時候可選的專業也不多。志愿是在公社的墻上用毛筆抄的，像我們文科，就是哲學系、中文系、外語系、歷史系這幾個，沒有經濟系，沒有政治系，沒有法律系，現在的海外教育就更沒有了。我當然不會上外語系了，因為外語要加試；哲學不我想上，因為看不懂；所以就剩下歷史和中文了。本來我想上中文的，而且我也肯定能上。但是抄志愿的人抄錯了，本來中文系是“漢語言文學”專業，少抄了兩個點，就變成“漢語言文字”專業了，我一看“文字”，那很無聊，就選了歷史系。所以我本來要上中文的，就讓這兩個字搞壞了。這是很偶然的。我還挺喜歡地理的。但是南大地理是理科的，所以我要上南大，就只有歷史系了，而且那時候也沒有考古什么的。所以人生、命運，都是很偶然的。古人講，人的命運就像柳樹上的柳絮，飄到哪就是哪。飄到廁所就是廁所，飄到池塘就是池塘，其實就是這樣的。所以少抄了兩個點，我的專業不一樣了，我遇到的人也不一樣了。

我政審情況還好，我父親工作的醫院幫了忙的。我父親也算是有點問題，如果查到檔案的話，就會看到他是挨整的，原因是“現行反革命”，可能是說了什么話，或者把毛主席像墊在屁股地下，被人揭發了就是現行反革命。所以我政審的時候還是蠻擔心的，但是那個時候，鄧小平已經講了要放松，如果沒有他講，估計就不行。我們單位的一個人，他父親是右派，他第一次就不能如愿，后來是擴招進大學。毛澤東有句話是“可以教育的子女”，家庭是家庭，本人是本人，不過各個地方情況都不一樣。

南京大學在我們印象中就是個圣地。那時候農村孩子要是上大學，就相當于有工作，那就不是農村戶口，這個很重要。像我有個同學是農村的，家里給他定了蠻不錯的娃娃親，后來他上了高級師范，就可以到小學或者初中工作，就解除婚約，農村里鬧得挺大的，就有人告狀，說他是陳世美。而且上大學的話，前途就很好了，一個是能在城市工作了，一個是有專業了。那個時候我就有個想法，就是成為一個歷史工作者，寫寫東西。我剛來的時候就有個國際關系辦的一個非正式的老師，他跟我說你要寫也能發的東西，我就想著寫的東西要能印成鉛字，這就是那時候的期待。

陳仲丹老師及其個人撰著、翻譯代表作

肆

當時的交通還是很方便的，寶應到南京有汽車。我來南京報到是先坐船到寶應住一晚，第二天早上買汽車票，坐汽車到南京，當時汽車要開六七個小時。報到期間，學校還會有人在車站那里接站，然后有汽車在站臺把我們接到學校，學校里也有相應的迎接臺。

我們的住宿條件非常差，十個人住一間房。當時最普遍的還是八個人住一間房，如果八個人住，還有空的位置放東西，但十個人住就沒有放箱子和其它東西的空間了，我們只能把箱子堆在地上，堆得非常高。我們有一個同學時殷弘，現在非常著名的學者，他人比較矮小，當時就直接把箱子放在床上，整個人像蝦米一樣彎曲著睡覺。因為人側著睡也很難放下箱子，就把箱子豎起來放。要是想拿箱子里靠下的一件衣服，就得把箱子里的東西一個個都翻出來，然后才能拿到。

我們的吃飯的條件也比較差。那個時候叫“包伙”，也就是必須一桌人到了以后才能吃飯，大家拿一個盆子打菜打飯，然后有一個人給大家分，桌子上還會寫的有名字。實行了一年，后來因為太不方便，這種方式就被改掉了。

我們班上同學年紀最小的是應屆生，大的三十多歲，我22歲，算中間。北大還有父子一起考上的，夫妻一起考上的，這就是很難得的事情了。當時大家都像海綿一樣吸取知識，要是有一個講座的話，窗子上趴得都是人。那個時候學習積極性真的很高，根本不需要人催促，也沒有人厭學，晚上學習大家都會熬夜。那個時候我很喜歡熬夜，一般要熬夜到兩三點看書。當時我的下鋪是朱劍，現在《學報》的主編。他睡覺很輕，很警惕。現在想想我真的很影響別人睡覺，因為我只要上床，床就會動。有一天我輕手輕腳地把鞋子放好，他就對我說，鞋子你就重重地放，我已經習慣了，要是一個鞋子掉下來了，另一個老掉不下來，我就睡不著。現在想想，他其實就在等我睡覺了才能睡，我兩點睡覺他就得等到兩點，這是一件很害人的事情，但是當時是想不到這些的。當時人學習都非常瘋狂。

當時的必修課很多，選修課少，比較呆板。以中國近代史為例，一年分上下兩段，一個星期上四節課，現在應該是一個學期就上完了，所以我們的課至少要比現在多一倍。必修課的時間拉得很長，就講得很啰嗦，中國史、世界史都要教三年，最后才開一點選修課。講課老師也就是講講教材里的東西，沒有現在靈活，當時比較重視基礎。當時的選修課，比如蔣孟引先生，開了一個選修課叫“西方史學史”，講了一些比較基礎的東西。他備課非常認真，一口湖南話。他們這樣的大學者，早年在英國拿到博士學位，學問都很好，知識面也很寬廣。有一些老學者，如韓儒林先生，當時就已經很著名的；還有茅家琦先生，年輕的時候就很有名氣，現在也有90歲了。

圖書館書也不多，找書非常困難。那個時候大家都想著看《十日談》，排隊排了非常長，因為就那一本，所以大家都是沖過去借。那個時候我們借書不像現在都是開架的，是要查卡的，然后填一個條子進去，有些書可以借到，有的書就借不到。文科的書相對多一些，因為理科的人也看文科的書，但是文科的人不看理科書。因為文科很多都是基礎性的東西，都是非專業性的，而且理科的書淘汰起來快，比如說關于網絡、計算機的一些書，過時了就報廢，只能當廢紙。那時借書，一次能借三四本，期限差不多一個月。

我們學世界史，就會看一些英文書，但是看得很慢。那時候就看英文的通史什么的，要經常查字典，老記不住。南大還是有很多老外文書，就是金大、中大留下來的。我就經常找一些老書來讀。至于港臺書，有個小的港臺閱覽室，就是放一些報刊。外文書是可以借的，一般通史著作都是可以借到的。到了四年級，院系的圖書館也可以借到書了。

當時有一個閱覽室，閱覽室里的書也要查條子才能看。閱覽室就在老圖書館旁邊，原來金大的校史館，要上二樓去看書。我的很多時間都是在這個地方消耗掉的，座位非常少，是要排隊的。大概在五分鐘之內，座位就被搶光了，沒有座位的時候就只好去別的地方看書。但是宿舍也不是太好坐，有兩三個人就已經很擠了。教室也不行，我們找不到空教室，課都排滿了，我們就只有找個草地坐坐。我們上自習也是去教室，但是會去那種特殊的教室，里面是帶扶手的椅子，這種椅子可以搬來搬去，你就可以找一張空椅子搬到某個地方去坐著自習。我們的教室在西南樓，隨時想去看書的話也還是有座位的。

除了在學校里的學習以外，我們也會去學校外面活動，出去轉轉、看電影什么的。因為我們鼓樓有一個優點——靠城市近，我們就在鼓樓和新街口之間跑。那個時候還有一個百花書場，講講相聲，現在都不存在了。看電影是常見的，但那時候電視不多見。在街上跑跑，也算是一點文化生活。同學們還會約著去一些景點，周曉陸就組織我們到三臺洞這樣一些“野景點”，一般人來旅游不會去的。因為他是南京人，就帶著我們跑，燕子磯、牛首山……都是到這種地方，大概去過四五次。聚餐、吃飯很少，因為經濟條件不好，很少在一起吃飯。大家以吃食堂為主，很少出去吃。

學校里面是有助學金。我拿的少，有七塊錢；賀云翱拿的最多，有二十幾塊錢。他當時最窮，他家當時平均每個人的收入只有三塊錢，因為只有三塊錢，所以給他最高的補貼。每人都有一點，如果條件特別好的就不給了，比如說有同學的爸爸是大校，工資水平比較高就不拿了。

當時學校有規定，不準談戀愛，但實際上還是有人談。因為年齡很大了，不能談戀愛就把人家給耽誤了。有的女孩子都二十五六歲了，總不能不讓人家談，而且這個機會是末班車，在大學里面找不到對象，在外面就很難找到了，因為這個地方集中了那么多的單身男青年。我有個安大的同學，他班上有個女同學比他大，她就住在男生宿舍，就像倒計時一樣的，畢業的時候必須找到男朋友，有時候就賴皮一點了，有一搭沒一搭，這個男生這邊坐坐，那個男生那邊聊聊。后來找到一個條件差一點的男同學，人家也是嫌她，在外面躲著，問她走沒走，走了才回房間。總的來說學校是不管的，特別是到高年級，而且也知道他們是男女朋友關系，因為他們都在一起，但不像現在，也沒人拉手之類的。

雖然不管談戀愛，但是在分配工作的時候會把男女朋友分開。當時有兩個做法，一個是把兩個人分開，另一個是如果你想分在一起，就都分到特別差的、沒人去的地方。我們班級四十三個人，女生特別少，七個女同學，六比一。兩個女生已經有了男朋友了，后來果然跟男朋友結婚了。其他五個女生全部就是本班找，一點兒也沒有到外面找，高度的“自產自銷”。

當時工農兵學員和我們不在一起上課。我聽過他們的課，他們的人很少，20個左右，在一個很小的教室里面，也都是一些扶手椅，我有時候就和他們一起聽聽課。和工農兵學員的課門類上都差不多，應該都是一個系統下來的。現在的課就很靈活了，但這樣也有問題，必修課的成分占得少了，自己必須要下功夫。當時我們有一個規定，必修課是不能講老師自己的研究成果的，選修課可以講。但是必修課必須要把知識原原本本傳授給學生，必修課可以講研究動態，但是不能隨意講自己的東西。

那時候同學關系還是不錯的，工農兵學員和我們的關系也還可以，但是發生過一件挺大的事情，是我們原來一個被開除的同學鬧出來的。這個同學叫幸壽海，一次我們看節目，有一個男生唱歌水平不高，大家就在下面笑。結果他就去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上面說“人家唱歌，你們嘲笑什么，你們工農兵學員嘲笑什么”。其實當時看不出任何是工農兵學員嘲笑的現象，但他卻這樣寫，結果就引起了工農兵學員的反感，后來學校也把這件事很快地平息下去了。

工農兵學員比較擔心別人會看不起他們，因為他們不是考進來的。事實上，雖然也有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但里面人才還是很多的，比如張異賓、李良玉這些人，都是很有才華的。現在這些學生承受能力沒有我們強，但工農兵學員的承受能力更強。我在農村的時候參加過函授班，揚州師范學院中文函授班，業余學習三年，老師會在寶應集中面授。我沒有學完，因此也沒有拿到文憑，但那是一個大專文憑。有一次我去函授，那時候地震，房子不能住，大家都在地震棚里，沒有任何取暖措施。當時還下雪，我住在防震棚里，雪花直接飄在我頭上，身上冷得不得了。這相當于半野外的生活，一夜睡下來，身上冷得不得了。當時我就講了一句話，這個苦都能吃的話，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我不能吃的苦了。

伍

一般來說，77級的這一些人，行政能力很強，自己打理自己的能力很強，所以不管是經商還是做干部，都有做的很好的。我們這一批同學，總的來說，還是很有成就的。賀云翱，他一個人相當于創辦了一個公司，辦了兩個雜志，養著二三十個人，每期雜志卷首語都是他寫，加上還要去開學術討論會，還要教課，像瘋子一樣。他并沒有很好的物質條件，沒掙到什么錢，特別是辦《大眾考古》雜志，期期賠錢，但是他很有理想。

楊冬權，原來的中央檔案館館長、國家檔案局局長，工作做得也非常好。上學的時候他就很喜歡看書，寫文章，讀本科的時候他就在《南大學報》上發文章了。他被分配到檔案局，但是檔案局是一個行政機構，不是很適合搞學術，他就每周日（當時沒有雙休日只有周日休息一天），跑到國圖或者是省圖去查資料，還寫過東西。

周曉陸，以前是大隊書記，全國、江蘇省的知青模范，比我大幾歲，是一個很成熟的人，行政能力很強，有什么問題自己也都能解決。后來學問做的也很好。

我們班里也不是沒有普通的同學，但是每個人在普通的崗位上，都在認認真真做事。班里也不都是學歷史的，很多元化。77級歷史系的人都是有自己的追求，愛折騰，就想把事情做好一點、出彩一點。

陳仲丹老師編著代表作

陸

就業是沒有自主選擇的，是系里面分的。分配是按照分配方案，比如說三十個學生，有三十個崗位，這叫分配方案。但是會有一些單位沒人去，因為我們考研，就空出來了一些崗位。這個就是我們輔導員朱寶琴確定分配方案，她就找學生談到哪個單位。比如說，喜歡打籃球、喜歡娛樂的同學到團中央去，喜歡做學術的到檔案局去，這樣也有一點照顧到人的性格了。

我們的輔導員朱寶琴很正直。她本來是我們的書記，現在退休了。她工作很認真，也不會搞什么人際關系。她當過浦口校區的書記，這個官已經是校級干部了，后來回到我們系來當一個教師，做普通教師。輔導員的工作高度敏感，決定人家一生的前途，這個好的和差的還很大——在北京中央機關和安徽子弟中學差別太大了。這個工作是很考驗人的——真的很難分配，總有人有意見。但是她確實人是正直的，也是比較公平。

總體來講，分配主要是去兩個地方，一個是北京，一個是南京，其他很少，就還有兩個去安徽的名額。我們77級的分配，用分配老師的話來說，就是從來沒有這么好過，因為多少年沒有人，沒有真正的大學生了。很多職位空缺，要是我不考研的話，到北京找個國家級的出版社是沒問題的，后來連地圖出版社也沒人去。當然也有差一些的，就是去安徽省的兩個人。

我基本上走的是一個研究生的路，讀碩士、讀博士，最后成為老師。要是不是這么做，可能就是做別的工作，但是我走上現在這條道路也沒有什么后悔，這個跟你的特長、興趣有關系。學歷史也不一定要搞歷史。當時我們來講，到黨政機關就算很對口了。真正從事歷史研究的人是很少，不到五六分之一。大部分歷史班的人都在做一些別的工作，還有可以做一些和歷史相關的工作，像我和賀云翱做的這樣。

斯人已逝，言猶在耳。陳仲丹老師一生潛心治學、勤懇育人，學貫中西而淡泊名利，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影響了一屆又一屆學子，真正詮釋了“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的師者風范。

南京大學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學口述歷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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