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1960年10月底，甘肅酒泉，泉湖公園附近。
有人在一個角落里發現了一位蜷縮著的老人，已經沒氣了。
身上的衣服薄得可憐，胡子茬上結滿了霜。那幾天風大雪大，他是凍死的。
幾個好心人找了點谷草和柳條把遺體裹了，抬到不遠處的沙坑里埋了。
沒起墳，沒立碑。只知道這老人是四川人，聽說當過紅軍。
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個凍死在路邊的老人，叫熊國炳，曾經是川陜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管著六百多萬人。
我跟你們說，我翻這段往事的時候，心里頭特別不是滋味。
熊國炳是四川通江熊家灣人，1899年生。
那地方那時候亂成一鍋粥，有一首民謠是這么唱的——軍閥梳子梳，豪紳篦子篦，甲長排頭刀子剃，收款委員來剝皮。
他家窮，孩子又多，十來歲就被過繼給了外縣一戶姓熊的人家。
養父是個中醫，省吃儉用供他念了幾年書，后來他不忍心讓養父太累，主動輟了學，天天跟養父上山采藥。
結婚以后沒過幾年安生日子，養父出診路上溺水死了，養母也跟著去了。
族里的人排擠他，他帶著媳婦回了熊家灣。回去以后地方勢力又壓榨得活不下去，只好搬到太平山岳父家。
他走上革命這條路，說起來真是巧。
1932年底，他打了點野味拿到集上賣，碰見一個自稱是皮貨商的人，說愿意出高價收他的貨。
這人其實叫劉子才，是紅軍的偵察員，來川北摸情況，為紅四方面軍入川做準備。一來二去熟了以后，劉子才把他領上了革命的道。
熊國炳這人，別看出身苦，腦子好使，干事又實在，發動群眾是一把好手。
1933年初通江洪口解放，他領著游擊隊配合紅軍打仗，老百姓信他，選他當了鄉蘇維埃主席。
才幾個月工夫，他入了黨，又當上了川陜省委常委。再接著，1933年2月，他成了川陜省蘇維埃政府主席。
這個跨度有多大？從一個打獵采藥的農民，到管著六百多萬人口的省主席，前后不過一年。
徐向前、王樹聲這些名字，跟他列在同一張名單上。
老百姓喊他“青天”。
有一回一個老太太在保衛局門口哭，說她丈夫許昌被冤枉判了死刑。許昌是通江的名醫，給不少紅軍看過病。
熊國炳親自去查，半天就把案子翻過來了，還了人家清白。
1937年3月，西路軍在肅南被打散。
熊國炳帶著二百多人的后勤隊伍在老虎溝被馬家軍的騎兵圍了。
打了幾天，人打沒了。
他撤的時候跌進雪坑，腳凍爛了。
被俘以后他說自己是伙夫，敵人看他穿得破、腳上凍爛了一大片，信了，把他關進帳篷。
他趁看守打瞌睡的時候逃了出去。
逃到酒泉以后，他隱姓埋名，說自己是遭土匪搶了的商人。
白天去醬園鋪打雜，晚上睡道觀。
后來娶了個帶孩子的寡婦，媳婦開了個小面館，他賣過鹽巴、烙餅，在油礦當過苦力，擺過紙煙攤。
說白了，跟要飯的沒什么兩樣，就是活著。
1949年酒泉解放那天，他擠在歡迎的人群里頭，眼淚嘩嘩往下淌。
兩年后政府登記失散紅軍，他把自己的經歷和職務都報上去了。
結果上面只按“一般流散紅軍”對待，給了五十塊銀元、四石小麥。
他沒吭氣兒，沒找誰申訴，就這么接了。
有人問他，你為什么不找政府？你當年是省主席，說句話誰敢不信？
他是這么回的：“川陜根據地出去那么多人，都死了，我還活著。我沒臉去找組織。”
在他心里，西路軍的傷亡是他一道始終邁不過去的坎。
他覺得他該負責。
他還說，革命勝利了，老百姓翻身了，就是死，也閉上眼睛了。
后來土改，他進了工作隊，發動群眾、宣傳政策那些活干得其他隊員目瞪口呆。
沒人知道這個頭發花白、靠在街上擺攤糊口的老頭，二十多年前干的就是這個，而且干到過讓老百姓喊他“青天”的份上。
1960年，熊國炳死在酒泉街頭。
同一年，他當年在川陜的搭檔們大多在北京。
我放下這段歷史，半天說不出話。一個人見過山巔的風景，扛過最沉的旗，最后選擇隱在塵土里，連名字都不留。
他不是被誰忘了，是他自己替他那些沒回來的戰友們，把自己留在那個冬天了。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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