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畫中的“預制菜”

去年在美術館看一位畫家的新作展，百十幅水墨山水，煙嵐滿壁，很是壯觀。細看去，卻漸漸覺出些異樣：那些山，都是同一座山；那些樹，也都是同一棵樹。構圖略作挪移，墨色稍分濃淡，便算新作一幅。我在一幅《秋山問道》前站了許久，認出它的前景松石，與隔壁《溪山行旅》里的，幾乎是同一個模子拓出——不是版畫那種毫厘不爽的重復，而是氣韻、姿態、筆意的全面雷同。畫家想必畫了太多遍，閉著眼也能讓那幾筆“中鋒寫枝，側鋒皴石”行云流水地落紙。

忽然想起“預制菜”這個詞。

我們譴責印刷品、微噴、高清打印，說那是假畫，是欺騙。可這種出自畫家本人之手、一筆筆都是真跡的“流水線山水”，又算什么呢？食材是真的，烹飪也是現場，但所有的菜都提前備好了主料輔料，來了訂單就下鍋一焯、勾芡、裝盤。食客舉箸，夸贊火候恰好，卻不知這恰好是千百次重復后的肌肉記憶，與此刻的靈感、與眼前的風月，沒有半分關系。

其實這種“預制”自古就有。明代松江派盛行代筆，董其昌應酬太多，請趙左、沈士充代作，自己題款。但那還算誠實——至少分工明確，代筆者是廚師，董是端盤子的大堂。晚清海上畫派，一張“潘畫”從勾線到設色經多人之手，也近乎作坊生產。只是古人還有幾分遮掩，還認那是“應酬”“代筆”；而今人卻堂而皇之，把自己的重復當風格，把熟練當功力。

更令人心驚的是分工的精細。某次在畫店看人訂制牡丹，一人專攻花瓣，筆尖蘸胭脂，層層疊染出“富貴氣”；另一人專畫枝葉，長鋒羊毫一掃，葉脈翻飛；第三人只管落款，題幾句“國色天香”的舊詩，蓋上名章閑章。三人流水作業，一幅牡丹不到半個時辰可成。買家來取時，畫家指著款識上的名號，坦然道：“我畫的。”誰也不能說他撒謊——那印鑒確是他的，最后的題跋也確是他的手筆，只是中間的花與葉，已不知經過幾人之手。

這還算有幾分“手工”的體面。另有一路，連起稿這道工序都省了。工筆畫的線描底稿，用打印機直接輸出在熟宣上，濃淡墨線分毫不差，省去白描勾線的經年苦功。畫者只需循著打印的輪廓，像填色游戲般層層罩染。問起來便說這是“借助科技手段”，效率倍增。更絕的是樹葉與點景的處理——不必一一描畫了，刻成精致閑章，需要時蘸墨往紙上“啪”地一蓋，三五成叢，疏密有致。草蟲也是章法化了的：蝴蝶一方，蜻蜓一方，秋蟬一方，空白處補一只，雅趣立現。印章本為憑信，如今卻成了預制配件的模子。鈐印不再是鄭重其事的完成儀式，而是裝配線上最后的卡扣。

某次在畫家工作室，見案頭一疊半成的畫稿，都是同一幅構圖，只是尺寸不同。畫家說這是“留底”，以后有人訂同樣的題材，拿出來照著畫便是。我問那落款呢？他說當然重新寫，日期題跋都不一樣。他沒有騙人，畫是他親手畫的，款是他親手題的，印章也是他親手蓋的。但我總想起餐館后廚那些解凍即用的料理包，包裝上印著“非轉基因”“無添加”，都是真的。

問題不在技法重復。倪瓚一生畫疏林坡岸，幾棵瘦樹，一間空亭，筆墨程式比誰都固定，可你從不覺得那是“預制菜”。因為他每一次落筆，都是在與太湖的石、元末的雪重新相遇。重復的是形，不重復的是那一刻他與天地相對的孤絕。而今人的“預制畫”則相反：不見天地，不見當下，只見訂單和規格。牡丹年年開，在他們筆下卻從無春天的消息；草蟲歲歲鳴，鈐印落下時，那一聲秋鳴早已失聲。

更耐人尋味的是市場。藏家買這類畫，心知肚明。一位做書畫生意的朋友說得很直白：“收藏家也要吃飯的。真跡那么貴，印刷品又不能掛。這種畫家本人畫的‘標準件’，既有真跡的名分，又有行畫的價格，兩全其美。何況還有分工制、打印稿、印章草蟲，省了工，價更廉。”原來供需兩端早已達成默契：創作者提供可批量生產的審美體驗，消費者支付相應的平價。這是一種公平交易，只是與“藝術”無關了。

走出美術館，回望那些山水，在射燈下溫柔地氤氳著。忽然想，也許再過些年，連“畫家本人親手復制”這道工序都不必了。人工智能喂飽了某家某派的全部圖式，可以瞬間生成無數張“標準件”，每一張都合法地繼承著那套筆墨基因。那時再回看今天這些流水線作品、這些印章化的草蟲、這些打印的底稿，會不會竟有幾分手作的溫情？畢竟，那還是人手畫出來的、人手鈐上去的，墨與印泥里還帶著呼吸的濕氣。

只是那個握筆的人，也早已變成了自己的印刷機。而印章上的蜻蜓，再也飛不出那寸方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