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還是“帝國主義走狗”，今天就在克里姆林宮喝酒

蘇聯歷史上，最忙碌的部門除了克格勃，恐怕就是負責修改百科全書和剪裁新聞照片的宣傳部門了。

因為在莫斯科的政治邏輯中，一個人的政治身份，很多時候并不取決于他究竟做了什么，而取決于克里姆林宮當下需要他扮演什么角色。有可能這個人昨天還被稱為“帝國主義走狗”，今天就在克里姆林宮喝酒。

宣傳部門為了配合這種翻臉如翻書的權力意志，必須不斷進行重新解釋。這種疊加態猶如薛定諤的貓，即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全人類的公敵”和“最尊貴的貴客”。

蘇聯對資本主義的敵意，幾乎被寫進了整個國家意識形態之中。但在現實中，這道看似不可逾越的紅線，在現實利益面前卻有著驚人的彈性。

美國資本家阿曼德·哈默的經歷，是對原則二字最辛辣的嘲諷。在那個成千上萬蘇聯農民因為富農頭銜就被流放西伯利亞的時代，這位標準的“大資本家”卻成了列寧和斯大林的座上賓。他被允許在蘇聯境內經營鉛筆廠、經營藝術品與古董貿易，甚至在冷戰高峰期，他依然能跨越禁令，帶著西方世界的奢侈品和商業協議走進克里姆林宮。

蘇聯官方對民眾解釋他是“進步的實業家”，但在私下里，所有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這種諷刺感在蘇聯對待其兄弟國家時更為露骨。南斯拉夫的鐵托曾被蘇聯官方定性為“帝國主義的卑鄙走狗”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在東歐肅反時期，許多人僅僅因為被懷疑與鐵托主義有關，就遭到審判、監禁甚至處決。。

然而，斯大林前腳剛走，赫魯曉夫后腳就飛往貝爾格萊德，與這位“走狗”熱情擁抱，稱其為“親愛的同志”。那些因為咒罵鐵托而立功的積極分子們，還沒來得及擦干嘴邊的唾沫，就不得不學習如何歌頌這份“堅不可摧的友誼”。

在50至70年代的中東博弈中，蘇聯的表現更是將唾面自干的精神發揮到了極致。

埃及的納賽爾和伊拉克的復興黨政權，曾在大肆逮捕、處決當地的共產黨人，在意識形態上，他們是堅定的“反共獨裁者”。然而現實面前，反轉來得突如其然，蘇聯為了換取蘇伊士運河的權力和中東支點，不僅大規模援助這些政權，甚至還授予納賽爾“蘇聯英雄”勛章（蘇聯最高級別榮譽）。

這只是因為對蘇聯而言，中東地緣政治的重要性，遠遠超過當地共產黨人的命運。這在蘇聯國內引起了巨大反彈，當時的蘇聯詩人維索茨基還寫過諷刺民謠，大意是：“我們的英雄勛章掛在了一個把我們同志關在牢里的人胸前?！?/p>

總而言之，在蘇聯的宣傳中，長期把美國高官點名描述為帝國主義陣營首腦、資本主義敵人。但在現實中，這些人仍頻繁進入莫斯科。他或許白天還在《真理報》上被批判，晚上已經在克里姆林宮參加晚宴，這并非虛言，基辛格、尼克松等人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歷。

本來這也沒有什么，外交需要靈活，可以理解。問題是外交與宣傳產生的沖突，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就是典型的蘇氏宣傳，也是冷戰宣傳。

這種宣傳并非普通外交表達，它總是喜歡把問題上升到正邪、道德、歷史使命或人民敵人等等高度。不過在現實中，外交按照宣傳來是不行的，外交必須談判，必須管控風險，必須交換利益，必須防止失控。

話已經說得太滿了，怎么辦呢？

在蘇氏邏輯中這并不難，蘇聯擅長發明詞匯，加兩個定語就成，比如“進步的”“清醒的”或是“具有現實主義頭腦的”。這么重新一定義，不就妥了？

可是，如果宣傳長期采用絕對敵我的語言，最后現實又突然轉向，就容易形成一種巨大的公眾反差。于是很多人會發現，原來所謂的絕不接觸，并不是真的不能接觸，只是當時還不需要接觸。蘇聯民眾被要求在周一痛恨這雙‘帝國主義的皮靴’，又被要求在周二親吻這雙皮靴帶進來的和平協議，中間的過渡，真的只是一篇帶定語的社論就能解決嗎？

作為對比，不能不提到美國。冷戰時期美國也大量進行意識形態宣傳，但是宣傳歸宣傳，它的宣傳體系與外交體系之間，往往保留了更大的緩沖空間。

比如里根時期反共宣傳猛烈，里根本人發表過著名的“邪惡帝國”演說，但美國社會仍然普遍知道，美蘇會談是正常的，核談判是必要的，外交接觸不應該停止。

這是因為，相較于蘇聯，美國宣傳更傾向于制度競爭，而非徹底人格化敵我。它的政治語言通常更偏向制度對立，而非人格消滅。

美國會說蘇聯威脅自由世界，蘇聯是安全挑戰，乃至蘇聯是邪惡帝國，雖然本質仍是敵對宣傳，卻較少將其人格化。它不會說赫魯曉夫是反動派，也不會說安德羅波夫是人民公敵?？梢哉f美國人很聰明，他們知道一旦扣上這些帽子，后來尷尬的只會是自己。

再退一步講，即使美國宣傳機構將蘇聯首腦進行了道德定性，也難以像蘇聯那樣翻車。因為美國的體制決定了其宣傳是有多重聲音的。媒體、國會、白宮聲音往往并不一致。白宮即便罵得兇，國會或民間仍有接觸渠道，對現實的了解自然要比蘇聯全面。

真正的問題，是蘇聯為什么更容易出現這種反差感？

首先，蘇聯的宣傳聲音是單聲道的，一旦官方定調，所有人都必須跟進，這導致它沒有任何回旋余地。一旦翻車，當然容易造成巨大反差。

其次，蘇聯宣傳體系的敘事角度并不偏重于現實。它天然需要制造正義感、敵我感、陣營感、動員感。因而需要絕對化地表述為正義 vs 邪惡，革命 vs 反革命，人民 vs 帝國主義。

此種語言，天然就容易把關系說死。而外交需要的是談判、妥協、緩和或利益交換。于是就屢屢出現宣傳與現實脫節的情況。所以真正尷尬的，不是外交靈活性，而是把外交宣傳搞成了敵我化的敘事，最后卻不得不回到現實政治。

蘇聯的宣傳機器試圖賦予外交一種神圣的使命感，但這種使命感最終卻成了外交靈活性的絆腳石。這種反差不僅是尷尬，更是一種政治透支。當宣傳機器反復在“絕不妥協”和“親切接見”之間橫跳時，它其實是在培養一種典型的蘇聯式犬儒主義。

蘇聯歷史也告訴我們，真正決定國家行為的，并不是什么意識形態純潔性。只是安全壓力、經濟需求以及當下的國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