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學大寨”為啥搞不下去了？

1975年秋天，隨著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召開，主流媒體又一次掀起了全國農業學大寨的宣傳熱潮。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或者為了執行上級的指令，或者為了向上級表示自己單位也加入了學習大寨的行列，就在11月初組織了一次去大寨學習的活動。歷史所的參加人員有副所長東光、辦公室主任王新民、人事科長孔令士等五六個人，我也有幸參加了。整個學部參觀團近百人，帶隊的是原學部的副主任姜君辰，此時他好像已恢復了領導職務，他的助手是經濟所的一個干部，名字忘記了。

我們先乘火車至石太路上的陽泉車站，然后租用昔陽縣運輸公司的大轎車經平定縣去昔陽。深秋時節，三秋大忙尚未過去，田野中還有待收的玉米、大豆、地瓜等作物，小麥播種正當其時，所以不時看到十數人，數十人不等的勞動人群在進行收獲和播種的勞作。汽車進入昔陽縣境，不由讓人眼前一亮。因為這里的景象不僅與我們途經的河北省京廣鐵路沿線不同，而且與同昔陽毗鄰的平定縣也有顯著差異。矗立在山野田間和道路旁的頌揚文化大革命和農業學大寨的標語顯著增加，玉米、大豆和地瓜等作物的長勢也明顯地好于其他地方，更重要的是，來這里參觀學習的人如潮水般洶涌，各種車輛滿載著人們奔波于道路和各參觀點之間，比春節時的廟會熱鬧多了。

當日黃昏，我們來到昔陽縣城，住進縣政府招待所。晚飯后，即被帶進縣委禮堂，觀看了由大寨文藝宣傳隊演出的一場歌舞。內容無非是歌頌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大寨人戰天斗地的創業精神，其中陳永貴已經被推尊到十分顯著的位置，在他們自編的歌詞中，陳永貴出現的頻率僅次于毛主席。

第二天上午，昔陽縣的接待部門首先安排我們在縣委禮堂聽昔陽一個縣委副書記的報告。那天同我們一起聽報告的單位較多，我記得其中有廣州軍區副司令員葉健民帶隊的廣州軍區參觀團。這位副書記報告的內容重點是大寨和他們縣在陳永貴領導下的創業史，主要是“大批（批判走資派）促大干，大干促大變”，那自然是十分感人的。但其中有一個情節，講到了他們縣修水庫的事。說是縣水利局的工程技術人員思想框框很多，對水壩選址猶豫不定，要求鉆探探明壩址的地質狀況后再施工，這樣當然是費時費力費錢。陳永貴對“老九”們的斯斯文文很生氣，就搬來一塊大石頭，猛地砸向一個地方，說“大壩就選在這里”。結果什么問題也沒有，水庫就順利地修成了。這位書記舉這個例子，目的是說明他們比“老九”高明，但是實際上這是一種不尊重科學規律的蠻干，而昔陽在建設過程中是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的。即如開山造平原一項，就是勞民傷財，違背自然規律和生態平衡的。

后來我們在參觀中，還看到劈山造田的一幕。半山腰硬造出的梯田全是生土，一時很難成為良田。為了加速生土熟化，就開著拖拉機來回在地里跑。且不說這種辦法能否使生土熟化，即使有助于生土熟化，其成本也是可觀的。參觀中，我們還看到不少地方的"河上造田"：將整條明河變成暗河，即用大石塊為河流硬砌成拱形頂蓋，再在上面覆土成田。據說陳永貴對此大加贊揚，說是“憑空增加大片地，打起仗來好戰備”。我們走在如同地道的彎彎曲曲的河底，當時真為昔陽人的創造精神所感動。事后思之，才覺得這是一種勞民傷財的“花架子”，在河流上面造出來的地，只有薄薄一層土，根本無法蓄水，農作物是很難生長的；而將其作為戰備工程，更不啻夢囈，因為這種河洞一個手榴彈就能炸開，根本不具備防御功能。

我們參觀大寨七溝八梁一面坡時，的確被大寨人的艱苦創業精神所震撼，但也看到他們在虎頭山上修建的蓄水池，實際上是把山下水庫的水抽到池子里，再由這里向梯田放水，只能加大用水成本。他們這樣做，純粹是為了好看，為了參觀的需要。

當天下午，我們開始乘車參觀。第二天早晨，我們按時用過早餐后，等待8時出發，可一直等到9點多，運送我們的大轎車才姍姍開來。我們都很著急，帶隊的同志問司機師傅怎么來晚了，司機回答：“吃飯晚了。”我們都有點詫異，這時有一個同志悄聲告訴領隊，這是因為我們昨天沒有招待司機，所以他們今天就給我們一點顏色看。人家廣州軍區參觀團昨天晚上就請司機了，他親眼看到葉司令陪他們喝酒吃飯。當天晚上，我們的領隊也請司機喝酒吃飯，司機的態度果然大變樣了。當時我們都想象昔陽人人已經具備共產主義覺悟，眼前的一件小事使我們明白，主流媒體鋪天蓋地的對昔陽人共產主義覺悟的宣揚，其中虛假多多。

以后四五天，我們依次參觀了十多個典型工程和生產大隊，雖然令我們感動的事跡很多，但使我們產生疑問的東西也不少。例如，我們參觀的“西水東調”工程，需要打通十多公里的山洞。我們走進正在施工的山洞，看到工人們還是在用鐵錘鐵釬打眼放炮的古老施工方法，進展很慢，且沒有任何防護措施，時時面臨透水塌方的危險。當時我就想，這樣的速度，不知要到猴年馬月工程才能通水發揮效益。后來讀張弘毅寫的《記昔陽的西水東調》（載于2011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述聞》）一文，才知道這個工程完全是當時已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長官意志的產物。該工程既違反科學規律，又難以發揮效益，即使建成，其輸水成本也高得無法用于農田灌溉。盡管當時的水利部和山西省水利局的專家提出了中肯的否定意見，工程卻一路綠燈，從山西省到晉中地區的各級領導，都看陳永貴的臉色行事，根本不聽專家們證據確鑿的逆耳忠告。結果白白耗資一億多人民幣，最后不得不徹底放棄。當時的一個億，差不多等于現在的一百億。最荒唐的是，提出正確意見的專家們，幾乎個個都被扣上“反大寨”的罪名遭到迫害，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得以平反。

再如我們參觀的正在建設的昔陽拖拉機廠，廠房已經建好，全國農業學大寨的會議就是在這個廠房里召開的。其實無論從哪方面衡量，這個廠都不該建在這里。因為昔陽不靠鐵路線，制造拖拉機所需要的原材料都要從別的地方運來，因而成本不菲。再說，昔陽不過是一個20多萬人口的小縣，而且絕大部分都是山地，其中不少梯田，拖拉機根本開不上去，所以這里的拖拉機需求量也不會很大。產品賣到別的地方，由于成本高，顯然也不具備價格上的競爭優勢。

有一天晚上，我們參觀了大寨農學院。參觀時，一個校級領導給我們作介紹，大講他們學校在農業科研上取得了多少成績，他們的教師如何夜晚蹲在地里觀察農作物生長，我當時真是佩服極了。我們經濟所的那個領隊聽完介紹后，講了一通感動的話，并說要同他們“結對子”，兩人還來了一個“拉鉤”的動作。我們當時真的認為，這所學校代表了中國教育的方向，也是科研機構學習的榜樣。記得當時的報刊曾專門發表文章，報道這所學校的驕人業績。據當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國重點高校名錄，這個大寨農學院赫然名列其中。其實，現在想來，這哪里是什么大學，學校全部家當就是一座三層樓的校舍，連個中專的水平都不夠，充其量也就是個縣級農科所，可是它卻堂而皇之地躋身于當時的全國名校行列。“四人幫”垮臺后，大寨農學院再也沒有進入高校行列，現在這個學校是否存在，也不得而知了。大寨農學院當年能夠列人全國重點高校，突出說明了政治對教育的影響到了何等程度。

大概是到大寨的第四天，上午9點左右，我們正在參觀途中，突然下起了雨。參觀者們紛紛乘車返回住地，我們乘的是轎車，沒有淋雨。可是不少農民參觀團，乘的是大卡車，一點遮擋都沒有。深秋時節，細雨霏霏，參觀的農民渾身濕透，在風雨中顫抖，苦不堪言。

記得是第五天上午，一個全國滑翔機比賽項目在昔陽舉行，我們也受邀參加了。陳永貴、郭鳳蓮以及山西和晉中地區的官員都坐在主席臺上，記者云集。我看到攝影記者頻繁地為陳永貴等人拍照，并很快將照片送給他們看。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如此先進的照相機現場拍照，“立等可取”。

來去一周，我們學部組織的這次參觀學習大寨的活動順利結束，回到了北京。各所都組織了報告會，由參觀團成員匯報參觀學習的觀感。東光和王新民向歷史所的全體工作人員作了匯報，要求大家把大寨精神貫徹到科研工作中。

說實話，我在參觀途中，縱使有些懷疑，但總體是備受感動，認為大寨的方向就是中國農民和農村的方向。“文革”以后，隨著許多真相的揭露，再回憶參觀中的一些實事，才對大寨有了新的認識：

一、大寨的成績最初的確是干出來的。但它出名以后，其新成績絕大部分都是國家用錢培植出來的。這里的不少建設項目，都不是經濟建設布局的需要，而是因為陳永貴和大寨這個典型的需要。在“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觀念的支配下，違反科學，任意胡為就不可避免了。而權力一旦離開科學，離開制約，必然是橫行無忌，其危害就難以估量了。

二、大寨所創造的建設新農村的模式，僅僅是在特殊時期、特殊地點、特殊條件下的一種單一發展農業的一時成功的模式，并不具有全國的典型意義。而它實行的所謂“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分配制度”，更不可能長期刺激生產者的勞動積極性。所以在“四人幫”垮臺后，農業學大寨運動自然也就壽終正寢了。

三、農業學大寨一哄而起，全國各行各業學大寨的參觀隊伍絡繹不絕，我們在昔陽每天都看到滾滾人流，這既使參觀者付出不菲的費用，也給昔陽造成很大的接待壓力，徒然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

四、以運動的方式領導和進行階級斗爭，特別是革命戰爭，共產黨的確創造了成功的經驗，但很多事業是不能用運動的方式領導和進行的。可是，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仍然是以運動的方式領導和進行一切事業，實踐證明這是不可行的。看來所謂轉變領導方式，應該首先在思想上拋棄運動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