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大學生決定調查校長學術不端

舉報一個“杰青”要花多少力氣？
耿同學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告訴你：花不了多少力氣，但你得有時間、有膽量、還得有點“找不同”的耐心。
2026年4月12日，這個B站科普博主發出了第一條學術打假視頻，質疑同濟大學生科院院長王某（杰青、長江學者）那篇2024年《Nature》論文。此后他像開了掛一樣，盯上了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的康某某，盯上了中山大學生科院副院長鄺某，盯上了南開大學生科院院長陳佺，以及上海大學的蘇某，靶子全是“杰青”，全是最難啃的硬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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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同學的操作邏輯很簡單：你來查，公布結果，證明我沒亂說，或者證明你沒亂做。
邏輯是可以的，不過實際操作起來有點復雜。那邊學校們說“已成立調查組”，這邊報端隔三差五蹦出一個“杰青因學術不端被調查”的短訊，可你要是追問一句“處理結果公布了嗎”，空氣就會安靜一會兒。
那些被耿同學點名的“杰青”，大概率還在等學校的“處理”。
那么換一個視角。
2022年11月29日，大洋彼岸、斯坦福大學的校報《斯坦福日報》刊出第一篇關于該校校長馬克·泰西耶-拉維涅（Marc Tessier-Lavigne）論文涉嫌圖片操控的調查報道。這家報紙的記者是一名大一新生，該系列調查直接相關的署名學生還包括：時任主編Michaela Gregoriou、高級編輯Lucas Chung、新聞編輯Molly Segel、Kate Selig和Michelle Wong等。這幾個學生能把校長的論文一頁一頁翻出來，一圖一圖標出來。

那斯坦福是怎么接招的？次月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次年7月發布調查報告。 12篇論文逐一過篩，在泰西耶-拉維涅作為主要作者的5篇中，發現了確鑿的缺陷，那就是實驗室成員操縱科研數據，實驗操作不合規，他本人“未能采取必要措施糾正錯誤”。報告發布當天，校長辭職。哪怕查出來他只是“管不住下屬”，并沒有自己造假，也不妨礙走人。辭職信寫得還算體面：他說自己過于“信任”下屬的工作，以后會“進一步強化管理”。
這就是斯坦福的打法：刀起刀落，不拖泥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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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有人要說：那是校長對自己要求高吧？不，再看看哈佛。
弗朗西斯卡·吉諾，哈佛商學院明星教授，專門研究“人為什么要撒謊”和“不道德行為”的底層心理。熟悉嗎？研究誠信的人，最后恰恰被自己的不誠信絆倒。2021年有同行開始喊話：你的4篇論文數據有問題。哈佛沒有裝聾作啞，2022年啟動調查，2023年下令停薪留職，2024年拿出一份近1300頁的報告坐實數據造假，同年“哈佛大學80年來首次撤銷教授終身教職”記錄就此誕生。
吉諾的連環官司先不議，單說哈佛的處理，管你頭頂多大光環，管你過去拿沒拿過百萬年薪，錯了就滾蛋。
更震撼的是，美國科研誠信辦公室（ORI）的鐵腕遠不止你想象中那般溫和。Bret Rutherford，哥倫比亞大學出身的精神科研究員，在5篇論文中“魯莽地虛假報告”入組條件，ORI查實后給了他3年禁止參與聯邦資助項目、再跟3年監管的長約期處罰，姓名、職位、論文信息詳細羅列在美國《聯邦公報》上，公之于眾。擺明了讓你在全美學術界“社會性死亡”。
問題是這些還遠不是終局，當造假觸碰的不只是學術道德，而是法律的紅線，處理就超出了校園圍墻。德國的“去帽”手段令人細思極恐。

2022年，德國吉森大學博士委員會發現馬爾堡大學法學院全職教授斯文·西蒙的博士論文存在“故意造假”，“沒有詳細注明部分引文的來源，故意將其他人的文本用到自己的論文中”，他們沒商量、沒調解，直接撤銷博士頭銜，哪怕你是法學院教授，哪怕你是歐洲議會議員，都不保。

可以想見，在國內任何一位教授被撤掉博士學位，這在學術界該是怎樣一場百級地震。在德國，制度的大刀說落就落，沒有因為“他是教授就只給個處分”。
至于東京大學對細胞分裂學知名學者渡邊嘉典的處理：渡邊曾經是一方的學術標桿，手握《自然》《科學》頂刊論文，坐擁文部科學省約15億日元的研究經費。校內調查組認定他實驗室5篇論文存在“捏造圖表、杜撰數據”，結果一目了然：調查結果剛出來，全實驗室成員集體辭職；文部科學省立馬停發一筆370萬美元的資助，這筆錢原是2018年才到期的五年期資助，提前三年就斷了。

對待一個涉嫌教唆學生篡改數據的知名教授，東大說“停經費就停經費”，哪怕這些研究成果曾是多個實驗室以此作為基礎，你錯了就是錯了。

不妨多說一句，有些國家造假的后果已不止于道德問責，而是升級到刑事司法層面。德國曾就論文造假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例不少，2022年便有一位法醫學者Matthias Graw被指控博士論文抄襲自另一本偽造專著的論文，由此遭到偽造、欺詐等多項刑事指控。
在美國，ORI對阿根廷化學家阿里爾·費爾南德斯（Ariel Fernandez）給出15年禁拿聯邦科研資金的重磅處罰。什么概念？“終身封殺令”。

此外，一旦被認定有“研究不端行為”，全球最大的學術論文數據庫PubMed會自動標注被撤稿信息，任何研究者點進你的名字，第一眼便是“學術不端”四個字，對，像一個永不褪色的烙印。
國外的處理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邏輯：制度之所以管用，不是因為它花哨，而是因為它真的動刀子。有些大學甚至把學術不端列為比考試作弊更嚴重的罪行。在瑞典，國家研究不端評估委員會（NPOF）2024年一年處理了32起案件，11起坐實造假和剽竊，每個被查實的名字上都頂著“嚴重偏離良好研究實踐”的定性，調查結果直送政府紀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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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國外高校敢這么“鐵腕”？有人說：因為他們學術機構資金來源多元，不靠頂帽子養人。不假，杰青或長江的頭銜帶不來直接的財政豁免權，管你是院士還是校長，誠信就是一條不能觸碰的紅線。譬如德國馬普所至今沿襲“科研監察官”制度，斯文·西蒙（Sven Simon）的博士學位被撤便“殺雞儆猴”震懾了一批人。數據擺在那里：2024年《聯邦公報》多起報告中，可以清晰看到ORI對個體研究者的追溯調查甚至可以延伸至四五年前的資助項目。
那么問題來了，國內一套帽子定終身的“杰青”，又如何？前些天還有杰青因學術造假風波在朋友圈銷聲匿跡，然而實際的處理或許“等等風頭過去就沒事了”。要知道，真正堵住的漏洞，不是靠舉報的博主，而是一套“一經查實必嚴懲”的制度閉環。
其實說到底，全世界學術造假的手段差不多，比如圖片PS、數據篡改、引用剽竊。但為什么人家美國能從大一學生舉報校長一路走到報告公諸于世、校長自動辭職？日本的科研誠信為何能從資金源頭上打七個死結？答案也許從他們的制度設計與執行偏好中可以管窺一二：他們習慣“把問題放在明面上查”，我們偶爾更容易忘記“查完后要真的有下文”。
國外高校的教科書里寫得很簡單：造假可恥，即便你是校長也辭職；造假必懲，哪怕您是教授也被撤職。
刀不需要天天舉著，但一旦需要揮下時，刀得是快的，血得是冷的。畢竟學術圈的整風，可比耿同學拿著放大鏡一幀一幀研讀論文圖片，復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