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下，一個“看不見的市場”在悄然擴張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茜】

旨在減輕學生負擔的“雙減”政策于2021年出臺，落地的這五年間，雖然“嚴控學科類培訓，規范非學科類培訓”之類的政策信號不斷釋出，但現實卻遠比政策文本復雜。

筆者2026年初在對中部地區某縣的實地調研中發現，當地教培市場呈現出一種“衰而不竭”的獨特態勢。盡管自2021年起當地學科類培訓機構已從33家銳減至6家，但一個“看不見的市場”卻在悄然生長。

一、“看得見的市場”：規范化與萎縮并存

該縣戶籍人口不到40萬人，常住人口約為20萬人，其中一半都集中在縣城。學齡人口近70%在縣城就讀。換言之，當地人口及生源主要集中在縣城，這也促使教培機構主要在縣城開辦和發展。

據當地教育部門統計，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從2021年之前的33家下降為當前的6家，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則從40多家降為當前的30家。這一數據變化，直觀反映了政策對教培行業的沖擊力度。

資料圖：新華社

在政策執行層面，當地采取了“四管齊下”的管理方式：

一是規范辦學條件，場地必須達標，尤其是消防安全，許多機構因辦學條件不達標、整改不到位，最終無法拿證。 二是規范收費標準與繳費方式，使培訓機構收費保持在合理區間，同時限制不良競爭以及因機構跑路引發的社會不穩定事件。當地政府還嘗試借助App讓家長網上購課付款，以保障資金安全。但培訓機構在線下常以各種優惠引導家長直接付款，因此執行中仍存在不足。 三是規定校外培訓機構的上課時間：學科類培訓機構上課時間不得超過工作日晚8點，非學科類只能在周末進行。 四是對教師師資提出要求，必須具備教資、提供無犯罪證明，且一年一查，需自行到當地派出所查詢并提交至平臺。

以當地知名的教培機構“S”為例，該機構自2009年在縣城開辦以來已換過3次地點，最近一次更換場地正是由于縣教育局教培股的管理要求。場地更換后，面積更大，消防通道等更為規范，場地也更明亮，但租金成本隨之上升，地理位置相對更偏。該機構管理者在調研中表示，規范化管理帶來了經營成本的上升，尤其是房租和水電費用上漲明顯。往往只有像自己這樣經營時間長、在當地有一定口碑的培訓機構才能承受得住。

當然，教培市場的萎縮并不僅僅源于政策影響，疫情導致整體經濟下滑、家庭收入水平下降，從而限制了部分家庭的支付能力，這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教培市場的規范化并不意味著問題的終結。當地教培股工作人員坦言，目前減負工作仍存在許多令人頭疼的地方。而這種“頭疼”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存在。2024年底學而思遭重罰沒收百萬學費案例表明，即便是行業頭部機構，也在不斷試探政策邊界。

二、“看不見的市場”：監管真空下的暗流涌動

在政策執行影響下，教培市場紛紛做出相應調整，并產生變動與轉化。總結而言，包含以下幾個轉變方向：

一是由學科類轉向非學科類，生存空間相對更大，當地有十家機構完成了轉化； 二是不斷規范化，以符合政策要求； 三是無法適應變化后的市場環境，最終退出市場，這在當地占主導因素——場地不達標就不能續證，且2021年后對學科類教培機構也不再頒發新證； 四是轉入地下，成為“看不見的市場”。

而這個“看不見的市場”，隱藏在監管的縫隙中，呈現出多種新形態：

其一，AI自習室、托管機構等新業態，這也是當地目前感到較為頭痛的一種類型。

這些機構打著“自習”“托管”的旗號，實則進行學科類輔導。教育局目前對其尚無明確的執法權力，而市監局對符合條件的機構即發放營業執照，這些機構處于“有照無證”的灰色地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業態正在全國范圍內爆發式增長。據媒體報道，AI自習室數量從2023年的1320家激增至2024年8月的2.8萬家，并且從一二線城市加速向下沉市場滲透。

AI自習室模式看似只涉及教學智能硬件和軟件，但本質上仍具教培屬性，從業者必須具備相關教育資質，且同樣應接受監管。而托管機構往往并不配合，認為自己不歸教育局管理。對此，教育局工作人員也表示很苦惱。

AI自習室內部 圖源：央視新聞

其二，家教家養。

在職教師違規開展有償補課及托管學生，具有較強的隱蔽性。這種“一對一”或“小班化”的模式更難被發現和查處。目前當地采取的辦法是讓每位在職教師都簽訂“雙減”承諾書。

其三，機構“隱身”，潛入地下，成為黑機構。

教培股工作人員提到，以前教培機構的Logo都做得特別大，識別度高，便于打廣告，但現在基本都沒有Logo了，難以識別。而且選址也很隱蔽，有些藏在居民樓里，給管理帶來極大難度。

訪談中教培股工作人員提及，部門曾有一次在小區蹲點摸查地下培訓，原本想以背書包的孩子為線索，結果發現小孩很聰明，說自己是回家而不是上培訓班，家長會教孩子如何應對。而且居民樓里孩子背書包也很正常，監管難度很大。有時接到群眾舉報，上門卻沒有執法權，只能去敲門，別人從后門跑了，根本抓不住。

這些黑機構為了躲避檢查，往往選擇非常隱蔽的場所，有的甚至選在廢棄樓房補課，存在極大的安全隱患。當地教育管理部門也嘗試過網格化排查，但效果不佳。

更值得關注的是，聯合執法效果不佳。公安對于查到的補習機構極少直接查封，導致監管鏈條在執行端斷裂。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一個“看不見的市場”——它隱藏更深、更混亂，卻實實在在地存在著。

三、需求剛性：教培市場“衰而不竭”的根本原因

教培市場作為供給端，為何“衰而不竭”？核心在于家庭教育需求的剛性存在。

教育競爭將眾多家長卷入，已成為不爭事實。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期待即便不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也希望子女將來有個好出路，這在當下就轉化為必須要有一定的知識水平，至少能上大學。尤其是進城讀書的家庭，更是對教育有追求和期待。因此面對中考“五五分流”，家長普遍存在焦慮。這是他們對學科類教培機構最根本的需求所在。尤其初中階段，對校外輔導的需求度更高。

而除了與知識教育相關的培優或補差需求，還有一部分家長存在時間托管以及素質教育的需求（尤其是當家長認為自家孩子“不是讀書的料”時，對孩子身心健康的要求便排在首位），而這些學校教育目前也無法完全供給和滿足。訪談中有家長表示，小孩上小學快三年了，竟然一節音樂課都沒上過，簡直難以想象。而對于家長的需求，市場必然會做出反應，或者說必然會有市場對其承接，這正是教培市場“衰而不竭”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非學科類教培機構尤其是體能類，能夠很好地承接家長的這類需求，因此當地家長在報班時都會讓孩子上一門體能類課程。許多家長也希望借此幫助孩子培養社交能力、激發興趣、提升素質，并給孩子創造特長的可能性。這也解釋了為何非學科類培訓在“雙減”后依然保持活力。

學生們在青少年校外活動中心參加乒乓球培訓。 資料圖：新華社

四、管理困境：政策目標與執行現實的落差

從教育管理部門的角度來看，執行“雙減”政策的目標是明確的：一是給教育競爭降溫，避免教育被資本裹挾，給家庭造成極大的教育負擔；二是進一步規范教培市場，保障資金安全和人身安全，減少不穩定因素；三是減輕兒童教育負擔，促進其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

然而，對基層教育管理部門而言，進行教培管理的動力主要來自保障社會穩定以及上級考核壓力。并且由于科室只有3人，其中一人還是借調而來，人手嚴重不足，這導致管理方式更多是被動應對，即通過家長舉報實現外部監督為主，主動明察暗訪進行監督管理為輔。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部門之間的協調。比如教育局與市監局之間的權力配合不暢，以新形式出現的教培機構利用政策漏洞躲避監管，各種隱藏手段層出不窮。這些監管真空地帶，正是“看不見的市場”得以生存的空間。

五、深層思考：整治校外培訓機構就是教育減負嗎？

理解教培市場在“雙減”和疫情影響下的變化后，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整治校外培訓機構，就是教育減負嗎？

教育減負包含雙重含義：一是減輕學生課業負擔，二是減輕家長校外培訓負擔。對校外培訓機構的監管對于減輕家長校外培訓負擔有一定作用，尤其是對被動跟隨補課的家庭而言。但對于第一點，則并不一定——在沒有改變評價體系的前提下，學生課業負擔只會以其他方式出現。

在當前的職稱晉升體系下，教師必須向學生要成績，這導致教師會看重學生成績，并以“抓緊時間”的題海戰術對學生進行訓練。尤其是在教育資源不豐富、家庭教育能力有限的地方，學校教師作為教育主力更是狠抓教育成績。這意味著學生課業負擔同樣來自校內，校外培訓機構的整治無法對其起根本作用。

當然，相對而言，校內競爭更為有序，也更受管控；校外培訓機構競爭更為無序，更需要加以管理。但問題核心還在于家長確實存在需求，這必然會催生出供給主體。當前的關鍵，更多在于如何使供給主體更加規范、更為安全和合理，避免在高壓下導致“看不見的市場”變得龐大，造成更大隱患。

值得欣慰的是，政策層面已經開始回應這些深層次問題。《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提出“統籌推進‘雙減’和教育教學質量提升”，意味著減負不再是簡單的“堵”，而是要與提升校內教育質量相結合。2025年多地探索中考改革，弱化“一考定終身”的分流壓力，也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步伐。

教培市場當前向“看不見的市場”轉變，折射的是中國教育改革的深層困境。唯有從根源上緩解教育焦慮，“雙減”才能真正實現其政策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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