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伊朗為何指定議長負責對華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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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于公眾號《校尉講武堂》

引子：

據權威媒體報道，5月17日，經伊朗總統提議、最高領袖批準，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被任命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對華事務特別代表，負責協調伊朗國內不同部門與中國之間的相關事務與合作。

卡利巴夫

解讀這條新聞之前，有必要解釋一下新聞之中出現的三個國家級領導職務之間的政治關系，而要理清三者之間的關系，又必須深入解構伊朗的政體。

上篇：伊朗到底是什么政體

關于伊朗政體，學界的標準稱呼，叫做政教合一的神權共和國。

不過在校尉看來，這種定義，其實是受到了西方輿論霸權的影響，對伊朗政體的定性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負面渲染。

客觀評價，伊朗政體確實很奇特，他既有西方式的民主普選，又有古老的神權獨裁，是一種神權與民選強行糅合而成的特殊體制。

這既不是梵蒂岡、阿富汗這樣的絕對神權，也不是沙特、約旦、巴林這種得到神權背書的絕對君權，更不是巴基斯坦這種神權輔助下的民選政府。

忽視神權的最高權威說伊朗是民主政府，當然并不客觀，但忽視伊朗政府的民選因素，非要說他是絕對獨裁，其實也不準確。

伊朗自己，將自己的政權定義為伊斯蘭共和國，這個概念其實很含糊，因為現在的巴基斯坦、以前的阿富汗，都曾經將自己命名為伊斯蘭共和國，但他們的政權結構卻有著巨大的差異。

在校尉看來，伊朗政體，其實是一種近似于實君君主立憲制的神權立憲制或者說最高宗教領袖立憲制。

我們知道，雖然都受憲法制約，但君主立憲制也有虛君、實君的區別。

所謂虛君，也即君主只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并不實際掌握軍事、行政、立法權力，比如英國、西班牙等。

所謂實君，也即君主實際掌握權力，只要不違反憲法，就可以對軍隊、政府、議會發號施令，比如泰國、摩洛哥等。

伊朗政體的實際運轉模式，就與實君模式的君主立憲制高度相似，同時又完全不同于沒有憲法、或者以教法充當憲法的政教合一國家，比如沙特、阿富汗等國。

在伊朗體制中，最高宗教領袖好比君主，地位超然，凌駕于軍隊、政府、議會之上，但依然受到憲法的約束。

總統則按照特定的流程提名候選，然后經過全民普選產生，提名環節被最高宗教領袖控制，選舉環節則反映了民眾意愿，總統的內部政治地位、實際權力都與實君君主立憲制下的政府首腦相近。

但最高宗教領袖從不出國，因此，伊朗總統又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廣泛參與國際外交，外部影響力遠超實君君主立憲制下的政府首腦，這也是伊朗總統叫做總統而非總理、首相的原因。

簡單歸納，在國內政治生活中，伊朗總統只相當于總理，在國際政治生活中，伊朗總統又相當于國家元首。

在西方主導并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現代政體理念下，神權統治意味著落后，民選政府代表著先進，而伊朗的城市精英又享受過巴列維時代的西式體制紅利。

因此，在伊斯蘭革命勝利之后，為了平衡以農民為主的宗教信眾與以城市居民為主的世俗化力量，為了平衡反美的政治正確與發展經濟的實際需要，為了安撫以知識分子、政府官員為主的城市精英階層，伊朗總統往往由溫和、親西方的知識精英擔任。

問題在于，伊朗的文官體系本就繼承自巴列維時代，整體親西方，如果長期使用親西方的總統，很容易出現尾大不掉的情況。

為了防止這種局面的出現，一方面，在制度設計層面，針對總統做出了諸多防范；另一方面，在具體選擇總統時，最高宗教領袖經常會在強硬派與溫和派之間來回調整。

伊斯蘭革命之后，伊朗總共產生了9任總統，其中首任巴尼薩德爾屬于親西方的溫和派，次任拉賈伊強硬反美，第三任哈梅內伊反美，第四任拉夫桑賈尼親西方，第五任哈塔米強烈親西方并示好美國，第六任內賈德強烈反美，第七任魯哈尼親西方，第八任萊希堅定反美，現任佩澤希齊揚親西方。

簡單說，就是要穩定政權根基的時候，伊朗往往會推出反美的總統，要發展經濟緩和外部關系的時候，伊朗又會推出親西方的總統。

但不管個人政治傾向如何，在國內政治生活或者說權力博弈中，伊朗總統都面臨四道高高的防火墻。

一是前面提到過的總統候選人提名。

通過設立憲法監護委員會，最高宗教領袖牢牢掌握了總統候選人提名權，提前將不滿意的人選排除在普選之外，這也是最高宗教領袖能夠根據需要在強硬派、溫和派之間選擇總統的制度保證。

二是將總統的職權限定在政府行政事務范疇之內，絕對不允許總統接觸軍權、立法權、宗教權。

這個制度設計本來沒有問題，除非最高宗教領袖自己突破。

比如霍梅尼授權曾經擔任過國防部長、革命衛隊司令的時任總統哈梅內伊代表自己協調政府與軍隊的關系，客觀上為哈梅內伊上位鋪平了道路。

反過來看，威信明顯不如霍梅尼的哈梅內伊，上位后能夠牢牢把握政權，輕易擺平拉夫桑賈尼、哈塔米、內賈德、魯哈尼等與自己存在政見分歧的總統，正是得益于這種制度保障。

三是在國防軍之外設立直接聽命于最高宗教領袖的革命衛隊。

這個不多說，大家都能理解。

四是加大議長的權力，對總統形成制約。

順便聊聊議長的產生過程。

根據伊朗憲法，議長由伊朗伊斯蘭議會的290名議員選舉產生，議員則由公民普選產生。但所有的議員候選人，都必須憲法監護委員會審核通過。

由于憲法監護委員會被最高宗教領袖控制，因而議長必然也是最高宗教領袖認可的人，否則他連參選議員的資格都沒有。

在伊朗政壇，最高宗教領袖是第一號人物，總統第二，議長則是法定的第三號人物，但實際權力還在總統之上。

以至關重要的人權、財權為例。

先說人事權。

伊朗總統相當于政府總理，但卻沒有完整的組閣權力，只能提名政府各部的部長人選，通過議會的信任投票后才能就任。

在法定流程中，最高宗教領袖并不干預政府人事，但在實際運行的過程中，重要的政府部門人事任免，比如國防、外交、財政、情報等，必須提前得到最高宗教領袖的認可，否則議會就不可能通過。

此外，對于軍警法等強力部門的人事任免，都是最高宗教領袖直接負責，總統根本沒有發言權。

再說財政權。

伊朗總統負責制定政府預算，但也要提交議會審核，然后才能報給憲法監護委員會審批成為具備法律效力的國家預算法案。

同理，在法定流程中，最高宗教領袖似乎也不干預政府財政，但地球人都知道，憲法監護委員會就是最高宗教領袖的身外化身。

也就是說，預算要想通過，實際要經過兩道最高宗教領袖掌控的門檻：議會與憲法監護委員會。

從上述流程就可以看出，在日常行政事務中，議長就是制約總統的關鍵環節，不管是政府人事還是預算，都必須得到議會的認可。

就此而言，伊朗議會的權力，其實相當于美國參眾兩院的集合。而伊朗議會議長的實際權力，卻要遠遠超出兩黨扯皮的美國參眾兩院議長。

至于更重要的軍權，則是最高宗教領袖的自留地，不管是國防軍還是革命衛隊，都被置于最高宗教領袖的直接控制之下。

雖然最高宗教領袖擁有絕對的權威，但這種權威并非天然的，而是源自于三方面。

一是神權加持。

但神權只能迷惑底層信眾，不管是接受過現代教育的城市精英階層，還是同樣處于神權上層的高級教士，都不可能無腦追隨最高宗教領袖。

要折服處于社會頂層的精英，必須適度分享權力。

二是高級教士的支持。

霍梅尼能夠大權獨攬，除了個人崇高的宗教地位與民間威望，更是因為通過分享權力，得到了高級教士的支持。

比如前面屢次提到的憲法監護委員會，其12名成員均由高級教士擔任，最高宗教領袖可以直接提名6人，另外6人由司法總監提名，但司法總監也是由最高宗教領袖任命。

在校尉看來，伊朗這種以最高宗教領袖和高級教士群體為核心的政治體制，其實類似于中國先秦時期與歐洲中世紀的貴族共和制，頗有幾分高級教士共和的味道。

相比霍梅尼，哈梅內伊的宗教地位與民間威望都有很大的差距，正因如此，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哈梅內伊加大了對教士家族和革命衛隊的拉攏力度，向他們讓渡了更大的利益。

因此，伊朗的政體，命名為神權立憲共和制更為準確。

三是革命衛隊的擁護。

當初霍梅尼設立革命衛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伊朗國防軍深受西方影響，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又很不徹底，根本沒有機會對國防軍進行徹底重構。

在這樣的情況下，霍梅尼單獨設立革命衛隊，作為自己嫡系的御林軍，一方面保證自身的安全，另一方面則是對國防軍形成牽制作用。

由于先天不足，哈梅內伊上位后，進一步加大了對革命衛隊的扶持。

正是在哈梅內伊時代，革命衛隊不僅發展為完整的海陸空三軍，而且控制了金融、能源、電信、交通、礦產、房地產等國家經濟命脈與基礎行業，同時不斷向政府、司法、立法、媒體等機構輸出官員，甚至還構建了伊朗最大的情報機構，膨脹為一個巨大的軍事、政治、經濟、情報、輿論聯合體。

外界估計，革命衛隊控制了伊朗三分之一到一半的GDP，完全就是一個國中之國。

綜上可見，伊朗的政體，其實是圍繞最高宗教領袖建立的高級教士共和體系。

一方面，不管是全民直接選舉產生的總統、議員，還是議員間接選舉產生的議長，都必須得到最高宗教領袖的認可，否則就不可能走上權力巔峰。

另一方面，最高宗教領袖又必須得到高級教士的支持，他們確實受最高宗教領袖影響，但又有足夠的實力反過來影響最高宗教領袖的決策。

既然是共和體系，為了強化中央權威，最高宗教領袖就必須牢牢把握軍權，尤其是宗教權威不足的哈梅內伊，這就是革命衛隊不斷坐大的底層邏輯。

任何一個利益集團，都有自我膨脹的本能，革命衛隊也是如此。而革命衛隊的自我膨脹，又必然侵奪政府的職能，尤其是在經濟領域。

這種畸形的雙頭經濟模式，本是伊朗的內部矛盾，但卻又必然會影響到伊朗的外交。

因為按照國際慣例，總統領銜的政府才是伊朗的合法代表，伊朗所有的對外交往，都只能由政府牽頭負責，而無法交給革命衛隊——即便伊朗總統愿意退讓，國際社會也無法接受。

這種內政與外交的錯位，給伊朗的國際合作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尤其是外界高度關注、足以改變伊朗命運走向的中伊25年戰略合作協議——兩國于2021年簽署的《中伊全面合作計劃》（以下簡稱中伊戰略協議）。

這也是伊朗指定現任議長卡利巴夫協調對華關系的直接誘因。

下篇：伊朗為何要指定現任議長卡利巴夫協調對華關系

梳理清楚伊朗的權力結構，尤其是理清了最高宗教領袖、總統、議長三者之間的關系，以及革命衛隊與伊朗政府對于經濟主導權的爭奪，自然也就明白了伊朗為何要指定現任議長卡利巴夫協調對華關系。

在伊朗的權力結構中，議長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節點：政府的人事與預算需要議會審核，軍方與宗教組織的經費同樣需要議會審核。

也就是說，議長既是最高宗教領袖控制行政、立法體系的代言人，同時也是伊朗政壇運轉的總協調人，天然具備協調軍政兩大系統的優勢。

根據外界解讀，中伊戰略協議是一個規劃25年、總投資量達到4000億美元的宏大計劃，涉及到能源合作、基礎設施建設、金融與貿易、防務安全等核心領域，以及惠及民生的工業、農業、科技、文化合作。

可惜的是，這么一份足以改變命運的協議，因為伊朗內部矛盾以及特殊的政權結構設計，卻幾乎沒有得到落實。

這里面，最主要的矛盾來自于總統領銜的政府機構與天然與總統對立的革命衛隊。

簡單說，雖然協議是總統出面簽署的，但伊朗文官體系秉承慣性思維，更愿意通過交好西方來發展經濟。在他們看來，中伊協議就跟伊核計劃一樣，只是向西方要價的籌碼。

包括發展中伊關系，在很多伊朗文官看來，同樣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這種認知，決定了伊朗政府體系不可能認真落實中伊戰略協議。

而中方最為關注的能源及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因為能源交易大多被革命衛隊控制，文官系統沒法公開反對，但卻幾乎一定會設法拖延。

再看革命衛隊。

對于加強中伊之間的安全與能源合作，在宏觀層面，革命衛隊樂見其成，但到具體落實層面，革命衛隊同樣顧慮重重。

因為要推動能源、基礎設施當方面的合作，就必然會觸及現有的利益格局——文官擔心革命衛隊進一步坐大，革命衛隊同樣擔心政府借勢插手自己的地盤。

說白了，就是負責談判、規劃的伊朗文官系統與負責落實、執行的革命衛隊之間缺乏信任、相互脫節，在最高宗教領袖的引領下，出臺一個框架性的中伊合作協議不難，可到具體落實的時候，卻必然會面臨重重阻礙。

這種狀況，中國也無可奈何，因為那畢竟是伊朗的內政，我們可以跟伊朗政府好好談，但卻無法干預人家的內部執行環節。

此外，年老體衰、精力不濟的哈梅內伊，其施政風格日趨保守，也沒有強力推動中伊戰略協議的強烈愿望。

相反，為了維持伊朗內部各派勢力的平衡，為了不徹底激怒美國，對于這份協議，哈梅內伊大概率也只是當成籌碼。

但隨著美伊正式開戰、尤其是哈梅內伊被襲身亡，對于斷了后路的伊朗來說，中伊關系、中伊戰略協議已經從籌碼變成了最重要的生門。

俄烏沖突，讓俄羅斯日漸認識到中俄關系的重要性與唯一性；美伊戰爭，同樣讓伊朗人日漸認知到中伊關系的重要性與唯一性。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伊朗內部才會達成共識——至少從新聞通稿上看是這樣——總統建議、最高宗教領袖批準，議長卡利巴夫擔任對華事務特別代表，具體協調伊朗國內不同部門與中國之間的相關事務與合作。

對于中國來說，這無疑是件大好事。

至少，以后跟伊朗打交道的時候，我們不必考慮他們內部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而是跟卡利巴夫談就行了。

結語：

內政決定外交，乃是國家行為的基本邏輯。

因此，任何國家的重大外交政策改變，一定要從內政的角度尋找原因。

但我們也要看到，對于國際政壇的相對弱勢方來說，外交卻經常能夠反過來決定內政。

伊朗任命議長卡利巴夫擔任對華事務特別代表，其實完全就是內政，并且是最為核心的內部權力結構調整。

這就充分證明，對華外交，已經足以影響、改變伊朗內政，甚至影響、改變伊朗的前途命運。

可以想見，在將來的一個時期，這絕對不是特例，而是很多小國、弱國甚至大國、強國都要做出的調整。

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來說，對美關系曾經是第一外交關系，很多時候都要根據對美關系來調整國內政策，但在未來，對華關系才是他們必須考慮的第一外交關系。

像倭奴、立日天、阿三、呂宋這種搞不清楚歷史大勢的國家，將來有后悔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