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友誼”就是我們在朋友身上看到另一個我

《友誼是生命的共感》

作者：[意]吉奧喬·阿甘本

譯者：王立秋

版本：雅眾文化｜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6年5月

前言：“沒有友誼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定義愛要比定義友誼更容易，說“我愛你”而不失真誠，要比說“我是你的朋友”而不讓欺騙的疑云籠罩我們的話更容易。因此，在我看來，唯一可接受的友誼定義是古代的那個，也就是我們在朋友身上看到另一個我（alter ego），看到使最可憎之事變得可愛又愉快之人：我們自己。這個殘忍的房客一天天困擾、折磨著我，可在我感到朋友存在的那一刻，他就動身，遷移到這另一個我身上，并在這另一個我身上奇跡般地變成一個輕巧、親切的存在。這個好感立刻反映在我身上：我感到他存在是如此美妙，在這種情況下，我也在片刻前還如此過分的自我身上接受并同意了我此時此地的存在。一個人在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時也贊成（或同意）了他人的存在，友誼就是這樣的瞬間。另一個我恰恰更有吸引力、更貼心。他越是不同于我們，他的友誼就越能治療我們生活的痛苦。這不是說，我們在我們的朋友身上看不到他的——我們的——惡習和缺陷，而是說，就像友誼與對一種幸福的，可以說是得救的生活的預感分不開那樣，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說也變得寶貴起來，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們的希望。因此，沒有友誼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也因此，我過去無法、現在也無法不帶這種感覺地活著，即感覺在我身上、在我身外有另一個我，我活在他身上，他也活在我身上，我們都快樂，卻也不滿足。正因為友誼和生命一樣在某種程度上總是既徹底又未完成、既準時又容易過去，所以它才要求我們的見證。

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意大利當代哲學和政治理論界的領軍人物之一，當代極具創新精神的思想家之一。代表作有《神圣人》《裸體》《瀆神》《論友愛》《例外狀態》《語言的圣禮》《沒有內容的人》。

艾爾莎·莫蘭黛：狂野地嚴肅

我和艾爾莎的友誼始于1963年春天，在從弗拉米尼奧廣場穿過羅馬鄉間開往維泰博的小火車上。艾爾莎是去看她住在維泰博一家療養院的母親。我幾個月前認識的威爾科克選擇在那天安排我們見面。在維泰博，艾爾莎把我們留在車站，一小時后我們見面。對艾爾莎來說，和那個生病的女人見面并不容易：她母親被嚴重的動脈硬化癥弄得近乎癡呆，而沒有認出她。艾爾莎看著她，卻仿佛在那張周圍全是白發的臉上認出自己，并被這一幕給嚇到了。后來她告訴我，她因此而寧可把自己過早變白的頭發染掉。（艾爾莎在羅馬的診所里度過了她生命的最后三年，那時她早就不染發了。當她時而似乎有那么一瞬間認不出我，我就會想起我們最初的相遇。）

艾爾莎·莫蘭黛（1912-1985），意大利小說家、詩人。

從那天起，我們開始高強度地、近乎狂熱地來往：我們每天都會去看對方，有時從早到晚。在不寫作的時期，艾爾莎什么時候都有空。早上我們會去羅馬城外，或是到阿庇亞道上一家名叫“小火車”的餐館吃早餐；晚上我們會在市中心的某個餐廳見面。

在艾爾莎的圈子中，你要么立刻進入，要么馬上被拒絕。沒有入圈儀式，也沒法預測進入的資格。這個圈子包括桑德羅·佩納、切薩雷·加爾博利、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娜塔莉亞·金茲伯格和比切·布里凱托，還有一些一點兒也上不了臺面的少男少女，只要他們不庸俗（美麗會被欣賞，但并非不可或缺）。卡爾維諾曾經跟我說，只有在崇拜圈子里才能和艾爾莎來往，可事實不是那樣；相反，如果真有崇拜的話，崇拜的目標也不是艾爾莎，而只是她認為和她同級別或比她更高的神靈。當然，我因為年輕而執著于嚴謹，會在一些夜晚被文人間在我看來十分輕浮的談話激怒，但每一次都是艾爾莎在第二天早上打電話告訴我她自己的痛苦。

當時我二十一歲，艾爾莎的友誼給我提供了任性卻無與倫比的慰藉，我永遠忘不了。可現在如果我自問，那第一次見面給我留下如此深刻印象且自那之后我經常在艾爾莎身上發現的是什么，那我只能回答：她很嚴肅，狂野地嚴肅。在這里，嚴肅不是說一個人把什么都當真，都看得很重。即使不算上她對印度經典的閱讀，艾爾莎也太過于清楚地意識到，世界只是表象［還記得《孩子們拯救的世界》（Mondo salvato dai ragazzini）的“顛覆性的迭句”嗎？］。她像一個毫無保留地相信虛構的人那樣嚴肅，并因此總是有話直說。在《不在場》（Alibi）——這部非凡的詩集在1958年出版的時候幾乎沒有引起注意，但它是戰后意大利最偉大的詩作之一——中，有一首詩包含開啟艾爾莎奇妙世界的寶貴鑰匙。那首詩叫作《寓言》，它的開頭是這樣寫的：“虛構，我用你束住自己，／愚蠢的衣服……”因此，在與語言的兩種可能關系——悲劇和喜劇——中，艾爾莎本能地堅持悲劇的那一種。

英格博格·巴赫曼（幾年后，艾爾莎和我認識了她，并經常在一起玩，她在嚴肅上與艾爾莎極為相似）曾做過這樣一個可怕的供認：“語言是懲罰。所有事物都必須根據其罪的程度進入并通過語言……”在這個意義上，嚴肅這個詞說的是一個人永遠不會忘記這點，即語言是懲罰，并且通過說或寫，我們無論如何都在接受懲罰。這懲罰有救嗎？在一首詩中，英格博格轉向詞，轉向懲罰本身，向它們求救：“我的詞啊，救我！”可對艾爾莎來說，語言的懲罰似乎無路可逃，無法救贖。當我在多年后告訴她我在寫一本題為《語言與死亡》的書的時候，艾爾莎評論說：“語言與死亡？語言就是死亡！”

因此，一眼看上去，艾爾莎的作品屬于意大利文學傳統中罕見的悲劇作品，畢竟這個傳統如此頑固地忠于《神曲》的反悲劇意圖。但在艾爾莎那里（也許，這是她的基督教遺產），仿佛另一個悲劇插入抵抗它的悲劇，這樣，悲劇的沖突不是在罪與無辜之間，而是在兩種不可通約的懲罰之間爆發。《不在場》的另一首詩以這樣的方式表述了使她心碎的法（legge）：“地獄邊緣之外沒有至福樂土。”在人們所知的地獄邊緣， 沒有無辜者，只有那些除自然的罪外沒有任何其他罪的人，即那些無法受語言懲罰的、艾爾莎一生都在夢想的幼兒。詞的洗禮抹去了這種自然的罪，但只是通過一種更殘忍的懲罰為之。可在艾爾莎那里，仿佛在某個點上，來自地獄邊緣的造物，在一場聞所未聞的沖突——這場沖突的結果不容易理解——中，以一個無望的姿勢，對語言的歷史悲劇舉起了它脆弱的手臂。

也許，艾爾莎最強烈、最清晰地暴露自己和自己的矛盾的地方是在1967年的《幸福的少數與不幸福的多數之歌》一詩中。對幸福的少數（Felici Pochi）的贊美，充滿了為他們在大地上的悲慘命運——為西蒙娜·薇依去世的病床，為蘭波被切除的腿，為耗費葛蘭西生命的監獄——而感到的悲傷。同時，對不幸的多數（Infelici Molti）的無情描述，也仿佛對位地，充滿了對失去的與可憐的多數的手足之情的懷舊。因此，應該把這首詩歌和茲比格涅夫·赫貝特（波蘭詩人、散文家）關于斯賓諾莎的誘惑的那首詩放到一起讀，該詩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隱秘地回應了前者。斯賓諾莎思考的只是抵達神，而神則心不在焉地撫摸著胡須，提醒這位哲學家注意被他忘記的人類微小的歡樂：“平息/理性的暴怒：/它會推翻王座/染黑星星；/想想/將為你誕下子嗣的/女人。/瞧，巴魯赫：/我們在談論偉大的事物。”艾爾莎從未后悔棄了這些“偉大的事物”，但她肯定也是痛苦的。

我經常琢磨，當艾爾莎生命悲劇的部分超出了所有的度的時候，她身上還有沒有一線反悲劇的光亮，她的悲劇還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一種反悲劇的悲劇。當然，一切悲劇都會投下喜劇的影子，那些認識艾爾莎的人會記得某些只有她知道的不可思議的小調，并且如果她想，她會用這些小調逗她的朋友發笑（她喜歡用來填充自己小說的無憂無慮的迭句中還有這些小調的痕跡）。但我要說的不是那個。相反，艾爾莎有時像是在如此頑固地堅持悲劇的虛構，以至于這最終開啟了一個超越自身、通往某種不再是悲劇的東西（即便它甚至也不能被稱作喜劇）的出口。在那個出口中，沒有痛苦也沒有救贖，在把她拖向地獄的惡魔或把她拉上天堂的天使面前，我們在一瞬間看到了純粹的虛構。而那個瞬間——那被注視的虛構，那被視為當然的詞——是對悲劇的告別。只在那個點上，艾爾莎的詩才顯現出它閃閃發光的鳳凰，它永恒的灰燼。

摘自我的筆記本

1985年3月9日：“艾爾莎又病得很重。當我們走進她的房間，她幾乎認不出我們，但注意得到吉內薇拉的紅帽子（就此而言，她還是她）。她對我們重復了兩次‘我想我要死了’。但當她聽到卡洛在錫耶納的成功，當她聽到我們談論保羅和斯黛拉的兒子——他會在我們對他說‘你將成為一名水手’時大笑——時，她又笑了。”

3月10日：“艾爾莎給我們講她想寫的小說，她已經全都想好了，并且有‘無限的欲望’想要把它寫出來。它不同于（她寫的）所有其他小說，即使——她是這么說的——她寫的其他書‘都想像這樣結束，并且除此之外它們也沒有任何別的意思’。她不想告訴我們書名——那是她最先想到的——但她告訴我們，主人翁是一個男孩（‘我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是個孩子，在多大程度上是個成年人’），她也不想——在被問到的時候——告訴我們他的名字。書中也會有各種動物，‘尤其是狗’。故事發生在‘今天的時代，并且完全（發生）在羅馬’。”

1985年11月25日，艾爾莎去世的那天：“艾爾莎身穿繡著紅色和紫色花朵的睡袍，下巴底下系著天藍色的圍巾，安詳地，在花間閉上了眼睛。露西婭，像孩子一樣，趴在卡洛的肩上哭泣。”

1964年5月14日寫給艾爾莎·莫蘭黛的信

親愛的艾爾莎：

趁來巴黎，給你寫幾句。真想和你再見面。每次我出來，我最想念的人就是你。事實上，這一切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因為你是我認識的最了不起的人，即使當我和你在一起的時候，我有時會意識不到這點。我想到你對現實的感覺，還想到四分之三的人是如何生活在非現實（irrealtà）之中，仿佛我們就是為此而來到世上的。我想，我從你那里學到了，萬物的尺度既不是人，也不是苦難，而是對現實的感受。似乎一切事物都分兩種。這樣，比如說，就痛苦而言：一種是遠離世界的痛苦（也許牙痛就是這種）；一種是把世界拉近的痛苦（想象一個人把荊棘叢埋進胸口）。沉思、行動、快樂、服從也一樣。也許只有動物和物——如果你知道怎樣看它們的話——總會把你拉近現實（荒謬的是，想通過看物來使自己遠離世界的那一派又被稱為“凝視派”）。

至于我，我有時會被這樣一個念頭折磨：我還沒有做我想做的，我還不是我想“是”的。聽起來不可思議，但這后一個想法可能變得如此強烈，以至于令人欣慰。我不是我想是的，但我也不是別的（altro）。

有時我想我只是一個空的空間，會被我將能夠寫下的東西填滿。當蘭波寫下我是別個（Je est un autre），他表達的是“是別個”的純粹欲望。在我看來，這句話的全部意義就在于此：把那個需求保持在純粹的狀態，使之持續，不給它重（pesantezza）的內容。如果你把重（pesanteur）放進這個形式，那么你就會變成坐著的的一部分：粉瘤的黑點，綠環圈住的眼。

當蘭波屈服，試圖給它一個內容——這個內容不同尋常，卻依然普通——它就因為太成功而失敗了（raté, perché trop réussi）。作為失敗太成功（trop réussi, comme raté）這句詩深刻地真實。在我看來，你就是永遠保持那種需求，永遠不坐下來的造物的活的象征。說到底，填充我之前談到的那個空的空間的，不是生命（無論愛它還是鄙視它，接受它還是拒斥它，浪費它還是用好它——用它來塑造靈魂，就像濟慈說的那樣，大地是靈魂形成之處的山谷——生命都會流逝而非用于填充），而是我們所寫的。

這些天，我讀了蘭波的很多作品，還有一位（多年前自殺身亡的）名叫勒內·克勒維爾的非凡詩人的作品。你還記得《彩圖集》里那個王子的故事嗎？他遇到一個美到不可言喻甚至不可告人的守護神（Genio），并與之一同死去。而之后我們馬上讀到：但這個王子死在他的宮殿里，死在平常的年紀。王子就是守護神，守護神就是王子。

早日聯系。

吉奧喬

本文選自《友誼是生命的共感》一書，為書中《前言》和《艾爾莎·莫蘭黛》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吉奧喬·阿甘本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