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輿論監督場景中上好公共治理必修課

　　新華社北京5月26日電 5月26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在輿論監督場景中上好公共治理必修課》的評論。

　　“中國記協”微信公眾號近日的一篇文章，引發熱議。文章稱，“長期以來，輿論監督在一些地方被當作‘負面輿情’。記者采訪遭阻撓、監督報道被攔截、地方媒體‘只監督外地、不監督本地’等現象屢見不鮮。一些地方主管部門認為批評報道是‘添亂’‘抹黑’，使得主流媒體在‘不敢監督、不愿監督、不會監督’的困境中逐漸‘自廢武功’。這不僅削弱媒體的公信力，更使得大量民生問題被掩蓋、被拖延，社會治理成本也隨之上升。”文章還分析了主流媒體角色的三個轉變——從被動響應輿情轉向主動介入治理，從單一曝光問題轉向協同解決問題，從解決個案問題轉向推動系統治理。

　　這些轉變是看得見的。比如，在關于漳州“問題楊梅”的報道中，過去被動的輿情應激，變成了輿論監督驅動下的主動治理，政府與媒體協同解決問題。很多媒體在評論這件事時用了“自曝家丑”這個詞——因為福建地方媒體打破了“不監督本地”的刻板印象，“刀刃向內”率先披露了問題。

　　地方媒體“自曝家丑”，表面來看似乎給本地帶來了“輿情”，但這其實是一種主動糾偏——既保護了消費者，也倒逼本地相關行業規范經營，還塑造了地方治理的公信力。試想，如果這件事不是源于本地媒體曝光，而是被自媒體或網絡揭露，有關各方將何其被動？相反，地方媒體“自曝家丑”，驅動地方治理的整體聯動與有機協同，打破了“地方保護”偏見，提升了治理可信度，也讓接下來的官方通報更容易被認可。

　　回溯整個事件，主流媒體通過建設性輿論監督，扮演了必要的公信中介角色。這時，公眾不僅不會產生對官方的不信任情緒，反而會形成“蹲一個權威通報”的共識期待。在這個過程中，輿論監督不只是外在于地方治理的單純媒體行動，而是已經融入解決實際問題的地方治理邏輯中，成為社會治理重要的公信中介。

　　在社交媒體的情緒傳播語境中，主流媒體“公信中介化”的功能尤其突顯。與主流媒體“客觀、理性、建設性”的負責任追求不一樣，一些社交媒體與評論區存在諸多主觀、非理性、流量營銷式的撕裂情緒。一個熱點事件發酵后，首先會在社交媒體形成某種小作文、小視頻、小道消息主導的敘事框架，官方通報很多時候需要直面這種具有強大消解力與對抗性的“評論區情緒”。

　　主流媒體的報道，跟評論區的信息有很大差別。新聞事實須經專業化調查程序核實，有嚴格的把關過程。公信力是媒體的生命，媒體如果失去公眾信任與信賴，與政府失信的結果是一樣的。這種與政府公信力同構的追求，決定了主流媒體報道必須專業、可靠、客觀、透明。相比評論區碎片化的情緒，主流媒體是專業可靠的“公信校準”中介。

　　曝光“問題楊梅”的福建電視臺民生節目《第一幫幫團》并非孤勇者。當前，很多地方已形成一種媒體深度參與治理的監督模式，能用建設性監督報道推動解決群眾的急難愁盼問題。近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在廣播電視民生節目現場交流會上，展示了不少類似的輿論監督節目，比如重慶衛視的《今日關注》、北京電視臺的《向前一步》等。此類節目以閉環監督為基礎，以協同治理為內核，以數據治理為輔助，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著落……應該說是加強輿論監督的積極探索。

　　有人說：媒體進行輿論監督，是否意味著當地監管部門工作有疏漏？是否會損傷其公信力？千萬不能把媒體監督與政府監管對立起來看，好像媒體曝光某些問題，就說明政府監管沒做好。政府監管并非全知全能，可能存在盲區，輿論監督恰恰是必要的補充。輿論監督有獨特優勢，觸角很長，視野寬廣，能深入基層毛細血管，跳出某些“系統自循環”盲區。這種作為耳目、喉舌的監督補充，也是國家治理生態的必要部分。“要把黨內監督和人民監督結合起來，重視發揮群眾監督、輿論監督‘前哨’作用，推動各類監督貫通協調。”可見，輿論監督是相關職能部門發現問題、改進工作的重要參考。

　　輿論監督與正面宣傳是統一的。在良性輿論監督中提升溝通與治理能力，是最好的媒介化治理實戰課。實戰演練，就是要進入“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強化治理能力”的真實場景中。一些地方領導干部的輿情素養、新聞素養不高，問題就出在平常處于不跟媒體溝通、不與輿論監督打交道的“舒適區”，缺乏借助媒體感受輿論水溫的輿論觸覺，民意感受力就會退化。有研究者觀察發現，對輿論監督接受度高的地方，上上下下領導干部的媒介素養肯定不會差，治理生態也不會差。因此，不要指望沒有輿論監督的輿論引導，媒體在解決問題的監督中提升了公信力，公共事件才更有引導力。政府部門尊重輿論監督，尊重“新聞是必要的公信中介”這個輿論規律，才能跟公眾貼得更近。

　　輿論監督反映的是民情、社情，相關問題暴露后，及時回應輿論關切，補齊治理短板，就不會釀成什么輿情。發揮輿論監督作用，賦能治理能力提升，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應有的行動邏輯。要尊重輿論監督，在真實的監督場景中上好領導干部必修的輿情課、公共治理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