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金礦事故致設計院2人被起訴，證據顯示其治理方案未被采用

（發生重大安全事故的阿希金礦。受訪者供圖）

撰文｜劉虎

出品｜有戲

新疆伊犁州伊寧縣卡拉亞尕奇鄉的西部黃金伊犁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伊犁公司）2022年12月24日發生重大坍塌潰漿事故，造成18人死亡和重大經濟損失。

2024年6月19日，自治區應急管理廳公布《西部黃金伊犁有限責任公司“12·24”重大坍塌潰漿事故調查報告》（下稱《事故調查報告》）。報告稱，該起事故系伊犁公司以生態恢復治理之名違規回填尾礦料，引發北露天采坑底層斷裂坍塌潰漿造成的一起重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

2024年9月30日，包括涉事伊犁公司6名員工、受委托編制《北露天采坑生態恢復治理方案》（下稱《治理方案》）的烏魯木齊天助工程設計院有限公司（下稱天助設計院）2名技術人員在內的8人被伊寧縣檢察院提起公訴。

該案于2025年6月17日—19日在伊寧縣法院進行公開審理，休庭后于7月7日繼續開庭，全案庭審一共持續了9天。

對于面臨的牢獄之災，編制《治理方案》的兩名參與者，天助設計院法人代表、總經理李金剛、項目負責人甘曉紅一直堅稱無罪。而旁聽人員則表示，通過庭審質證，大量的書證、證人證言證明涉事伊犁公司并未使用天助設計院編制的《治理方案》。辯護人在法庭上稱，天助設計院被人嫁禍，李、甘二人遭遇了無妄之災。

實際上，對該起事故定性的《事故調查報告》，一經發布就引起了爭議，導致在應急廳官網上只“存活”了數日被撤下。

01、上市公司金礦發生重大事故，8人站上被告席

此次庭審，被公訴機關提起公訴的涉事伊犁公司6人中，包括伊犁公司法人代表、總經理劉朝輝，一礦礦長、副總經理唐偉等，他們被指控涉嫌犯重大責任事故罪。另外兩名被告人是天助設計院的法定代表人李金剛、項目負責人甘曉紅，兩人被指控涉嫌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國家礦山安全監察局相關網頁）

公訴方稱，2015年，伊犁公司為解決生產中存在的尾礦排放和阿希金礦北露天采坑生態恢復問題，在時任伊犁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劉朝輝的推動下，多次召開會議研究阿希金礦北露天采坑綜合治理問題，后北露天坑生態恢復治理項目啟動。

為推進項目實施，伊犁公司委托天助設計院編制《治理方案》，向生態環境部門申請以生態環境恢復治理名義排放尾礦，后來項目申請成功。2016年10月至2022年12月，在向北露天采坑回填尾礦料過程中，時任伊犁公司主要領導或分管領導的劉朝輝、唐偉、王勇等人長期無視回填尾礦料無法固結的事實，未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導致重大隱患長期存在。2022年12月24日12時20分許，因荷載增大后導致采坑底層斷裂坍塌，尾礦漿潰入井下，發生重大坍塌潰漿事故，造成18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9305.32萬元。

（伊寧縣法院。劉虎 攝）

事故調查組調查認定天助設計院編制的《治理方案》存在3方面重大缺陷：(1)設計依據嚴重失實。一是《治理方案》中“露天采坑底標高1450-1430米留作保安礦柱”,實際已于2004年至2009年采用崩落法完成開采，形成松散廢石。二是《治理方案》中“將1385—1400米留作安全隔離層”,實際已于2013年3月至2016年10月，使用下向進路膠結充填采礦法，分別回采了1385-1394米8線—36線隔離層礦石和1385-1400米40線—56線隔離層礦石。三是《治理方案》中“根據礦體傾向1335米中段以下的地下開采活動位于北露天采坑境界外。北露天采坑回填工作不會對地下開采生產影響”的開采現狀表述，與實際嚴重不符。實施生態環境恢復治理項目后，上部漿體壓力逐年增加，隔離礦柱缺失，造成1400米部分巷道發生變形破壞、松散廢石層不均勻沉降加劇，對事故的發生有影響。

（2）存在重大技術缺陷。一是沒有相應的巖土工程勘察成果，未對采坑邊坡情況及地下開采情況進行調查，沒有提出有針對性工程措施。二是未進行地基承載力、變形計算，未對底層結構安全性進行分析論證。三是未對底層進行地基承載力、變形計算，未考慮F2斷層對地基的影響。

（3）未對工程技術指標進行試驗論證。《治理方案》未對推薦的采用灰砂比1:10或1:15,厚度為4米的底層填料工程技術指標是否滿足荷載要求、凝結后是否具有防滲水作用進行分析試驗論證，未制定底層與邊幫結合部位防滲和抗壓工程措施。

事故調查組調查認定：該起事故是因伊犁公司以生態恢復治理之名違規回填尾礦料，引發北露天采坑底層斷裂坍塌潰漿，造成的一起重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

公訴方稱，來自伊犁公司的六名被告人對指控的犯罪事實和證據沒有異議，并自愿認罪認罰。但是天助設計院的李金剛和甘曉紅從案發開始就一直堅稱無罪，并提起了行政訴訟。

案涉天助設計院（天助公司）。受訪者供圖

02、多項“省錢”違規操作，預兆了安全事故一定會發生

李金剛和甘曉紅的辯護律師，也對其當事人進行了無罪辯護。

辯護人認為，其是否構成指控犯罪，需要查明最為關鍵、最為核心且最具前提條件的事實：一是伊犁公司是否按照天助公司甘曉紅編制的《治理方案》規劃的充填料制備工藝，用于露天坑生態恢復治理項目工程。如果沒有采用《治理方案》進行露天坑生態恢復治理項目，則《治理方案》是否屬于設計，是否存在重大缺陷，《治理方案》中有關留作保安礦柱、隔離層當時是否存在等事實，對本案定罪均無實質意義，甘曉紅不構成犯罪。

二是如果伊犁公司采用了《治理方案》用于露天坑生態恢復治理項目工程，則需要審理查明甘曉紅在編制《治理方案》時是否存在違反國家規定、降低工程質量標準的事實。如果這一事實無法查清，或者說公訴機關不能舉證證明，則甘曉紅也不構成指控犯罪。否則，就是以法之名冤枉無辜。

在案證據及辯護人提供的證據，足以證明伊犁公司完全沒有按照天助公司編制的《治理方案》中規劃的尾砂充填料制備工藝實施露天坑的生態恢復治理；《事故調查報告》認定天助公司及其甘曉紅等人對“12.24”坍塌潰漿事故負直接責任，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采信證據、適用法律和責任定性錯誤。甘曉紅、李金剛根本不構成指控的犯罪。

公訴機關依據《事故調查報告》的指控，認定甘曉紅、李金剛降低技術標準，導致本次事故的發生，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但是《治理工程》至今依然是合法有效的（批復的主管部門環保廳、環保局至今也沒有撤銷該項目的批復文件）、合法合規的，至今也沒有哪個法律法規規程規范明確不得實施，新發布的生態恢復治理工程標準依然在鼓勵該類項目的實施，更為重要的是，從《事故調查報告》到公訴機關，至今沒有提出《治理方案》降低了哪個標準的什么指標。這一點，是涉案兩位人員及其辯護人無法接受的，“即使我有罪，你也得告訴我錯在哪兒了，我也好改正，避免再犯罪吧！”

（發生事故的西部黃金伊犁有限公司。圖據網絡）

一、公訴人沒有出示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伊犁公司實施生態恢復治理項目工程中采用了天助公司《治理方案》規劃的尾砂固化工藝進行治理；相反，大量證據證明伊犁公司沒有采用《治理方案》規劃的工藝進行項目治理，故《事故調查報告》認定因《治理方案》存在重大設計缺陷導致本案事故發生，證據不足，定性錯誤。

第一，《治理方案》規劃的固化尾砂工藝，概括地說就是尾礦漿通過深錐濃密后，再進行壓濾進一步脫水，然后添加水泥攪拌，形成75%濃度的充填料用于露天坑的充填。這不是干排，也不是濕排，而是固化尾砂，使充填料不具有流動性。為此，《治理方案》要求壓濾、添加水泥的工藝，在不同的治理環節有不同的表述。

第二，《事故調查報告》認定的事實，與《治理方案》內容不符，有意回避《治理方案》規劃的“壓濾”這一重要工序。《事故調查報告》將《治理方案》規劃的固化尾砂工藝，錯誤定性為固化濕排，與規劃工藝完全不符；《事故調查報告》認定《治理方案》的主要內容中，遺漏了重要的“壓濾”工序。

第三，伊犁公司制備露天坑充填料，沒有按照《治理方案》工藝進行“壓濾”，造成尾砂含水量過大，沒有添加水泥或少加水泥或加粉煤灰，無法固結，與《治理方案》工藝不符。足以證明《治理方案》與潰漿事故的發生沒有因果關系，不應承擔《事故調查報告》認定的責任。

第四，在庭審過程中，伊犁公司6名被告人都說使用的是天助公司的《治理方案》，但無一人能夠詳細準確的說出天助公司《治理方案》中北露天坑充填材料制備工藝的要求。盡然還有伊犁公司被告人反問“天助公司《治理方案》要全程添加水泥嗎？”，足以說明伊犁公司歷任管理者就沒有研讀過《治理方案》、更不可能有使用《治理方案》的事實。而非法尾礦庫與生態恢復治理工程最大的區別就是尾砂是固結還是不固結狀態，和改變其物理性質作為充填材料使用還是做尾礦庫堆存。

現有證據證明，伊犁公司沒有按《治理方案》要求，對尾礦漿進行壓濾脫水，致使尾砂濃度與《治理方案》不符，而且證據間存在無法排除、無法解釋的矛盾和疑問。其在固化尾砂充填料制備過程中，不添加水泥，或少加水泥，或以粉煤灰代替水泥，采取干排、濕排或干濕混合交替排放尾礦，造成露天坑內排放的尾砂含水量過高，無法固結，形成漿體。伊犁公司在實施北露天坑治理工程施工中無施工資質、無監理嚴重違規違法，質量無法達標。

伊犁公司也沒有按照《治理方案》要求設置排水設施。此事實已經被《事故調查報告》認定：伊犁公司“未按設計要求施工并確保回填尾礦漿固結，隱患排查治理制度形同虛設”。沒有按照《治理方案》要求，對充填料進行晾曬并分區充填，尾砂無法固結與《治理方案》沒有關系。

伊犁公司還違背《治理方案》要求，超采、超量、超時排放，對事故發生造成的影響，與《治理方案》沒有關系。

伊犁公司違背《治理方案》要求，在露天坑分區筑壩，堆筑尾礦壩。為了提前使用露天坑，伊犁公司采取分區筑壩，分批排放；采用武漢工程大學的研究報告，在采坑內南端總出入溝口堆筑20米高的尾礦壩，其超采、超限排放尾砂，加之2014年7月至10月，將干渣壩10萬噸尾渣倒運到露天坑中，嚴重增加采坑底部的載荷。

辯護人羅列了《治理方案》中的所有規劃的技術要求，一一對比伊犁公司實際的事實情況，表示伊犁公司在實施北露天坑生態恢復治理過程中沒有一項與《治理方案》所規劃的技術要求相符。

二、《事故調查報告》稱《治理方案》存在技術缺陷，對其中有關保安礦柱、隔離層的事實認定，辯護人向法庭提交了大量的伊犁公司被行政主管單位批復的采礦工程安全設施設計、安全預評價、安全驗收評價等，均顯示保安礦柱和隔離層在天助公司編制《方案》時存在的事實。即使如《事故調查報告》所說，保安礦柱早就被回采，以上證據也充分證明，伊犁公司為掩蓋盜采礦柱的犯罪事實，不僅向天助設計院提交了假材料，直至2021年，依然向第三方機構和行政主管單位提交虛假資料。

三、《事故調查報告》錯誤采信伊犁立洲檢測公司出具的《尾砂漿體試驗報告》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以尾砂不能固化的試驗結論，認定《治理方案》規劃的固化尾砂不具有實施性，并將《治理方案》作為造成事故直接原因認定，證據不足。

《立洲公司函》回復稱事故調查組并未向其提交天助公司的《治理方案》，該公司并不知道天助公司編制的《治理方案》中制備工藝和參數。試驗采用的工藝和參數為事故調查組指定的試驗參數，該公司還申明：尾砂樣品是由伊犁公司提取的，并且，試驗費用是由伊犁公司支付，該公司只提供場所、設備及人員，且立洲公司所編制的《試驗報告》并不能提供試驗的技術規范和依據，不作為任何案件的證據。

“這不是有意制造偽證嗎？”休庭期間，旁聽者相互討論時說道。

四、現有證據證明，伊犁公司隱瞞實際使用長春設計院初步設計（代可研）、飛翼股份公司實驗工藝實施尾砂排放的事實，事故發生后推卸責任嫁禍于天助公司編制的《治理方案》。

在法庭調查期間，被告人唐偉在回答甘曉紅的辯護人發問時，陳述伊犁公司《治理方案》是用天助公司的，實際是用飛翼公司的尾砂制備工藝對北露天坑進行生態恢復治理。辯護人陳述，這才是本次事故的關鍵，充填料制備工藝的改變，是潰漿的根源，《治理方案》固化尾砂，沒有流動性，而伊犁公司擅自采用長春黃金設計院的充填料制備工藝，濃度過低，實施中又偷工減料，最導致露天坑內大量的尾礦漿無法固結，并最終釀成慘劇。《治理方案》編制者與辯護人溝通時強調，《治理方案》的核心要點，就是固化尾砂，全文一再強調固化尾砂，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下部還在采礦生產，上部如果是漿料，那是極度危險的，作為一個有十幾年礦山工程設計經驗的設計師來說，這是原則上的原則，不可能違反，更不可能幫助建設單位逃避這個問題。

辯護人向法庭提交的大量證據，證明伊犁公司從2009年到2016年通過各種研究、實驗、論證和派人現場考察，與飛翼公司十余次技術磋商和充分溝通，經伊犁公司批復，最終確認采取尾礦濃縮+井下采空區充填+露天坑充填的工藝，總投資為2300萬元。這足以證明其采用的是長春設計院的初步設計用于露天坑生態恢復治理項目。但伊犁公司向辦案機關提供的《北露天坑生態恢復治理項目歷史沿革情況說明》中，刻意隱瞞上述整個過程和事實。

五、《事故調查報告》認定李金剛、甘曉紅二人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證據不足，適用法律、法規錯誤。

沒有證據證明天助設計院與伊犁公司相互勾結、幫助伊犁公司逃避應急廳監管，將露天坑生態恢復治理項目變相作為尾礦庫使用的動機和目的。《事故調查報告》的認定及公安的偵查方向，所謂“天助公司在尋求安全生產主管部門的同意被拒后，轉而繞過監管，向環保部門申請并獲得成功，并騙取環保部門的批復”的指證，法庭上除了伊犁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及普通員工（均未參與本項目前期工作，對前期項目的溝通咨詢并不知情）的證言外，沒有任何有效證據。將與各主管部門溝通咨詢的正常業務工作，臆測為幫助伊犁公司犯罪的違法行為，并由此將本次事故的主要責任強加于李、甘二人，甘李二人的建議量刑均高于伊犁公司被提起公訴的六人。現有證據證明，伊犁公司將北露天坑作為尾礦庫使用排放尾礦的想法，早已有之。其因盲目追求降低成本，而利用《治理方案》取得環保部門的同意，目的僅限于通過審批手續，一直謀劃掛羊頭賣狗肉的事。事故發生后，卻嫁禍于天助設計院，致使甘曉紅、李金剛及天助公司成為受害者。

（提起公訴的伊寧縣檢察院。劉虎 攝）

六、《事故調查報告》對天助公司及其李金剛、甘曉紅的責任認定，帶有明顯的選擇性，喪失客觀公正。

參與伊犁公司生態恢復治理研究、論證、設計的單位先后有長春黃金設計院、蘭州有色設計院和中鋼馬鞍山礦山研究院等。相比之下，天助公司編制的《治理方案》是所有方案、設計、研究等成果中，更為優化，最為保守，安全性最優的。只有天助公司編制的《治理方案》是生態恢復治理，其他設計單位的成果中制備工藝均變相的將北露天坑作為非法尾礦庫使用。

03、設計院、案涉員工提起行政訴訟，兩審均敗訴

2024年10月，天助設計院、甘曉紅、李金剛和天助設計院總工程師戴訓斌（受到行政處罰）作為共同的原告，就自治區政府對《事故調查報告》行政批復一案，向烏魯木齊中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依法撤銷或部分撤銷自治區政府作出的《關于新疆伊犁西部黃金伊犁有限責任公司“12·24”重大坍塌潰漿事故調查報告的批復》（下稱《批復》）。

《起訴狀》稱，天助設計院并非案涉工程的設計單位，甘曉紅、戴訓斌、李金剛對案涉工程也不負有直接責任，因此《事故調查報告》和《批復》對事故性質認定及事故原因分析錯誤，并且調查組成員組成不合法，調查組《事故調查報告》系超期提交。自治區政府在作出《批復》時，未對《事故調查報告》的事故性質、事故原因、處理建議等進行實質性審查，因此，《批復》存在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的情形。

烏魯木齊中院經審理后認為，一方面因案涉《治理方案》存在重大缺陷，導致事故發生，案涉《事故調查報告》根據事故原因分別對甘曉紅、李金剛、戴訓斌提出相應的處理建議，符合《安全生產法》等法律法規規定。另一方面，自治區政府作出被訴《批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銷《批復》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遂作出了駁回起訴的判決。

一審判決作出后，上述原告不服，提起上訴。2025年4月3日，新疆高院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和一審法院相同的是，二審法院也沒有對原告提出的“天助設計院并非案涉工程的設計單位現場未按照天助設計院作出的方案施工伊犁公司采用了馬鞍山研究院的技術設計對北露天坑進行回填”等事故原因方面的問題作出審理意見。

（新疆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劉虎 攝）

雖然目前伊寧縣法院還沒有對李金剛、甘曉紅等人所涉刑事案件作出是否有罪的判決，但是案發后，兩人和所在的設計院已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一個明確被補充委托的咨詢文件，并依據環保部門《方案(規劃)編制規范》為依據編制的方案，就因文件中帶有“設計”二字，被強行認定為設計文件，并要求做各種分析研究，認定未在巖土工程地質勘察工作的基礎上編制設計文件，違反了《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進而，住建部將天助設計院的冶金專業甲級資質降為乙級。

作為民營企業的天助設計院成立二十年來，本著“自助者天助之，自棄者天棄之”的奮斗理念，在疆內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全疆冶金行業甲級資質的本地企業只有二家，天助設計院是其中一家。高峰時，市場占有率一度超過50%，公司成立以來累計為國家納稅幾千萬元，長期穩定解決50至70名專業和管理、服務類人員的就業，為新疆的冶金行業的快速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受本案影響，公司兩年來沒有業務，嚴重虧損，技術人員流失僅剩一二人留守，企業即將解散關門，一支完整的設計團隊就此土崩瓦解，兩代人的心血付之東流，多位業內人士為之扼腕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