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今天的經濟困境，需要有效的“破壞”

文 | 延觀風

每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發布后，國內經濟學術界財經界肯定會掀起一波“今年諾貝爾獎對中國有什么啟示”的熱潮，畢竟可算有一個用名頭為自己的淺薄觀點粉飾（沒錯就是淺薄，后面具體會講），借助“客觀權威”向體制喊話的機會了。尤其去年“好制度壞制度”的鼓吹手阿西莫格魯獲獎時，“保護私有產權”之類的反思言論大行其道。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三位在創新領域有突出貢獻的經濟學家，其中阿吉翁和豪伊特的主要貢獻對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進行數學化闡釋，使之符合主流經濟學的工具性審美。（今年莫基爾的“為什么工業革命發生在歐洲”經濟史研究西方中心主義味也很沖，不過沒阿西莫格魯那么露骨）

相比擺弄模型、揉搓數據，論證毫無歷史常識卻格外符合資本家胃口的阿西莫格魯，阿吉翁等的研究基礎要符合經濟本質規律很多。而且這兩年中國科技和產業創新進入了開花結果、成果外現的階段，再來論證“創新制度不行所以中國經濟低端”，最多從現在的內卷式競爭切入貶損一下中國創新的成色。

然而，內卷式競爭恰恰說明我們缺的不是“創造性”，而是“破壞”的力量。從現在的諾獎解析到平日的財經經濟界，乃至我們的產業政策、市場監管，講創新的汗牛充棟誰都能來嘴上一兩句，但講到破壞就都扭扭捏捏簡單帶過。

畢竟，破壞講的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既得利益不愿意出清，體制內顧慮出清導致經濟波動，結果把創造性破壞這一極富辯證思想的理論框架講成了瘸子。解決內卷式競爭、推動深層次改革、增強轉型內生動力，就必須補上對創造性破壞理論中“破壞”的認識短板。

創造性破壞理論是什么？

在《賽博哈耶克還會吃到多少回旋鏢》里筆者指出，在中國，無論自封的田園奧派、自由派、新自由主義者，還是某些大學里坐擁高級教職的“奧派弟子”，90%都沒翻開過奧地利學派的著作，剩下的10%翻書只是為了尋摘符合他們立場的段落，拉大旗念那套新自由主義神學經文（簡稱神經）。

自由派敢不敢引用哈耶克的這句話？

米塞思、熊彼特、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方法承自斯密、馬克思等古典經濟學一脈，注重經濟哲學思辨，對經濟原理的思考非常深入，不乏對經濟社會本質的剖析。尤其是奧派活躍在邊際革命興起之后，在經濟學數學化的浪潮中仍然注重研究的思想性，對抗以技術代替思想的庸俗化潮流。所以在成體系研究的前提下，奧派的很多思想觀點其實很具有參考啟發意義。

（當然哈耶克在書里還能有效思考，到現實政治活動中魔怔極端、獻媚里根等權貴，倒確實給這些田園賽博徒孫立了個“好榜樣”）

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就是一個非常經典、對經濟社會發展解釋力很強的理論。簡言之，經濟上的“創新”概念指企業家（這個術語的用意在后文批判）運用新的要素組合方式進行經濟活動，以創造有別于其他市場主體的壟斷地位、爭取超額壟斷利潤（這里的壟斷不是指市場上只有極少數廠商那種壟斷，而是壟斷一個相當細分領域某項技術、信息、模式、資源等的力量）。

創新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是創造性的，產生的新技術新模式在競爭中勝出，增進社會整體福利，貢獻創新的主體也能獲得壟斷利潤的激勵；另一方面它具有破壞性，既讓過去投入的社會資源作廢，又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沖擊原壟斷者的利益。創新乃至其驅動的經濟發展，永遠不可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帕累托改進”，而必然是有人歡喜有人愁的曲折過程。

創造性破壞理論是對迷戀數學美感的新古典范式的降維打擊。首先它不依賴于嚴格的完美市場假設，承認階段性有限度的壟斷是激勵創新的“必要之惡”，經濟增長是在不完美環境中震蕩上行的過程。

其次它描述了動態發展的過程，新古典刻板追求一個靜態的數學解，卻說不清達到均衡的經濟過程是什么樣的、有什么代價。比如共享單車野蠻競爭時期，滿坑滿谷的小黃車尸體在新古典框架中是不存在的，但熊彼特框架就考慮到了這樣的浪費與破壞。

進一步深挖，創造性破壞的框架體現了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原理，很好地描述了螺旋上升的歷史進程。經濟社會不可能是毫無價值判斷的價格交易集合，更不是無悲無喜的純理性運作，原來的壟斷者要運用制度、市場等諸多手段維護壟斷地位，而創新者則要盡一切辦法破壞原有壟斷秩序，讓自己變成新的壟斷者。經濟上的創造與破壞自然要向價值判斷、群體博弈和政治變遷延伸，從而將經濟、政治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分析思考，其中的很多內核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思想具有相通性。

正確認識破壞的創造性

當然，為資本主義辯護決定了熊彼特的明顯局限性。他是“企業家是創新主體”論的始作俑者，雖然學界打補丁解釋說，“企業家”不是指特定的階層，而是所有具備創新精神的人。奇然怪哉，既然每個人都能有創新精神，那為什么不定義為“工人/農民/官僚是創新主體”，然后打補丁解釋“工人/農民/官僚也包括企業主”呢？

另外，熊彼特用創造性破壞理論論證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因為資本主義能夠給予創新者足夠的保護和激勵。但他的時代早就處于壟斷資本主義，大量社會資源被用于幫助壟斷者加固壁壘，壟斷利潤早就超出了激勵創新者的必要程度，不論是期刊網站對零邊際成本的電子信息的天價索取，還是頭部企業用各種手段收購干預打壓市場進入者，再到互聯網那個從開放分享變成平臺巨頭分割的數據自留地，資本主義的激勵天平都在越來越偏向壟斷而不是創造性破壞。

所以，理解創造性破壞理論除了創新的破壞性，也必須清楚認識到破壞可以蘊含創造性。并非所有的破壞都是消極的。新技術讓老技術報廢退役，提高了生產效率；不符合法律規定、不滿足市場需求的企業被出清，可以將資源騰給優質企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舊制度舊政策被革除，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接受過唯物史觀教育的中國人應該不難理解。

當然，怎么判定識別高效技術、優質企業、適應性制度，其中的技術問題、邏輯溯因、價值判斷乃至公共決策是高度復雜的，但也只有敢于觸及、引入和討論這些復雜問題，經濟學才能不斷逼近社會運行的本質，拿出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不是把頭埋在沙子里否定客觀價值的存在，拿用錢標定的價格當做學說的核心。

從正宗奧派哈耶克到賽博田園奧派，都極端仇視社會主義制度。然而，社會主義正是對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這不僅體現在蘇聯、中國等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也體現在西方發達國家對資本主義進行了大幅改良，即所謂“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

倘使馬克思同時代的工業巨鱷、石油大亨有知今日西歐（尤其是北歐社民國家）的勞工、稅收和福利制度，一定會被氣得在墳里來一套10分的跳水動作。

而恰恰是福利制度抑制了貧富分化，擴大了社會需求；政府干預驅使私人在組織生產時更多考慮社會生產情況，比如各種逆周期調節政策；反壟斷緩解了人為制造的稀缺，提高了經濟活力，比如藥品專利強制進入公共領域；等等。維系改良資本主義運行的關鍵要素都來自社會主義理論，足見社會主義對于原教旨資本主義的破壞——以暴力手段局部突破，倒逼更大范圍的自我改良——具有何等的歷史創造性。

東方田園奧派和文藝小資、西方白左等等群體，或出于推墻拔旗，或出于優柔幼稚的幻想，格外喜歡宣揚否定革命、告別革命的敘事。渲染被革命階級的優雅善良，著重描寫這些“美好”如何被革命的暴烈毀滅，試圖用情緒性的、去宏大敘事的手段瓦解革命合理性。

不光社會主義、反殖民主義革命遭到污名化解構，就連法國大革命也難逃翻案；相反，一些顛覆活動卻被冠以“革命”之名得到熱捧，推上了所謂道德判斷的高地。

這就體現了創造性破壞框架下復雜的價值判斷，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可避免地政治斗爭。以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為例，誠然農民階級和農民領袖存在種種局限性，戰爭的過程極其殘酷血腥，最終也全都讓另一批地主階級摘了桃子。

但他們砸碎了王朝末期抑制社會發展的兩大因素，一是腐朽的既得利益格局，二是陷入馬爾薩斯陷阱的超出生產力承載的人口（雖然這么說很冷血），即使不代表歷史的進步，也代表了歷史的前進，是不折不扣的創造性破壞。

而現在捧得很高的那些顏色革命呢？是解決了所在小國依附大國的問題，還是系統性消滅了腐敗的既得利益群體？不解決社會矛盾，造成的破壞只是破壞性破壞。當然，策動和期盼此類破壞的人絕不會認可上面兩種價值判斷，那么就需要請輿論上、經濟上、政治上終至物理上的武器來說話了。

當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如何有序有效“破壞”

回到當下經濟環境。破與立的關系在高層級部署當中都從穩中求進的角度考慮，強調“先立后破”。我們的體制擅長建設和投資，但無論解決當下最急切的內卷式競爭問題，還是推動中長期深水區改革，都要更好認識破壞的創造性一面，敢于破壞、允許出清、主動促成有序和有效的創造性破壞。

內卷式競爭既有老問題也有新問題。老問題指的是鋼鐵水泥等13-14年就已出現過產能過剩問題的老產業（包括光伏這一發展較早的新興產業），新問題指的是電動汽車、平臺等新業態的惡性競爭。上一輪去產能去杠桿適得其反，現在的產能治理啟動慢進程緩，都是因為對“破壞”的認識不夠深入，“破壞”的力量受到諸多掣肘。

有效的市場機制，在于判別企業優劣、獎勵優質企業、懲罰乃至淘汰劣質企業，而這三者的基石，無不來自于有效的出清機制。好的營商環境，不是破壞力量微弱、企業為所欲為的環境，而是規范競爭、果斷出清的環境。但現在，因為顧慮或忌憚“破壞”的力量，我國的市場出清機制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或者失能了，導致逐底競爭大行其道，甚至很多優秀的創新成果也被拖入內卷式競爭的泥潭。

以判別企業優劣來說，只有標準明確且足夠高，才能拉開企業和產品的區分度。但國內大量監管標準線條太粗、可操作性很差，判定優質劣質企業的功能很弱。甚至有些標準為了照顧企業利益而被定的很低，比如我們之前提到的中央廚房出來的都不算預制菜，無視不同種類的餐食菜品、加工到上桌之間的時間間隔、中央廚房預制的程度。

從懲罰和淘汰劣質企業來說，多方力量都在掣肘破壞力量的發揮。最基本的是政府治理市場的思維重準入、重投資，對營造良好環境的監管重視非常不足，各級市場監管力量嚴重缺乏、專業性不夠，根本無法應對日益復雜的市場活動，讓違法違規競爭的企業付出足夠的代價。

同時，我們在很多文章中提到的對加強監管和涉企執法不分青紅皂白的輿論壓力，也讓監管越發束手束腳。比如23年末的游戲監管新規，資本市場顯然很知道市面上的多數游戲公司都是什么德性，卻能用股市大跌倒逼監管政策噎回去。至于臭打游戲的能不能玩到更用心開發的游戲，游戲產業能不能良性發展，被所謂的宏觀一致性評估遮掩了。

在房地產舊動能熄火的情況下，制造業產出和投資是地方政府政績的重要來源（不是主要收入來源，因為補貼太多讓企業含稅量很低）。各地為了招商引資無所不用其極，即使全國統一大市場對清理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提出了嚴格要求，國資投資基金、本地采購要求等隱型變異手段又應運而生。輸血防破產、阻止遷出的措施同樣，在“只增不減”的邏輯下，自然會有越來越多的低效產能充斥市場。

處罰的意義不僅在于處罰違法者本身，同時也降低了遵紀守法者的機會成本。假如違法企業的利潤是200元且不被處罰，和它完全對應的守法企業利潤是100元，那么守法企業相當于額外付出了100元的代價。沒有有效出清機制的市場，只能是獎劣罰優的游樂場，再優秀的創新成果也會被吞噬在這不講道理的野蠻叢林中。

中國政府對維持經濟穩定的責任極重，經濟下行壓力越大，從中央到地方，越在乎GDP、就業等指標的穩定。為了實現這些指標的穩定，市場的出清機制往往首當其沖被抑制。反復下來，監管出清機制發育不良，又趕上當下新舊動能轉換的交接期，羸弱的拳擊裁判又被捆上了雙手。創新體系好不容易開花結果準備發揮替代性動能作用，卻被不規范的市場秩序狠狠拖了后腿。

深層次改革亦是如此。產能過剩殷鑒不遠，13-14年的鋼鐵等傳統產業（包括光伏這一發展較早的新興產業）產能過剩，最終訴諸新一輪房地產泡沫，讓巨量投機性建房需求吸收過剩產能，產能越去越多、杠桿越去越高。如果能抓住13-14年調整的機會出清市場，出臺房產稅等所謂“收縮性”的改革，房地產泡沫不至于膨脹到21年的地步，地方財政、實體受擠壓等問題本可以得到一定緩解，面對疫情和中美博弈升級時也可以更加主動從容。

更不用提筆者反復談及的勞動權益保護問題。你說提高勞動者權益保護，提高工資，嚴格落實各項勞動福利，回懟你的萬能答復就是“會影響企業生存，反而縮小就業容量”。時至今日，收入分配不均—需求不足—企業沒有盈利—就業質量數量勞動力參與率紛紛下降，還在講“提高工資減少就業”的恐懼破壞的陳詞濫調，那么這個循環就是一個無從打破的死結。

所以，越是經濟下行，越要認識到破壞的創造性作用，越要提高對出清造成波動的容忍度，越要敢于講“不破不立”，有序破壞舊有路徑積累的問題。今日結構性問題交織疊加的困局，就是要靠破壞落后產能、垃圾企業和過時體制破局，創新的芽才能沖破阻礙、卸下拖累。逆周期政策不是不能搞，而是不能以之延宕逃避創造性破壞，而是應該兜住出清過程中的成本。

誰遭到破壞需要補償？

只要是破壞，就一定會有成本，既包括資產閑置、失業等社會產出的減少，也包括既得利益者獲利的減少。創造性破壞可以增進全社會福利，讓創新者獲得回報，但如何在各類群體間分擔破壞的成本，是無比復雜有時甚至無解的難題。

我們不能簡單定性地說：由既得利益者承擔被創造性破壞的成本。因為既得利益者不光是高高在上的權貴或資本家，所謂“百萬槽工衣食所系”，普通人也可以因其所處行業或市場地位享受一定的既得利益。

比如在高點進入房市的剛需購房者，金融、互聯網行業過度擴張中的從業者和專業學生等等，出于群體的經濟基礎，他們一定會發出反對創造性破壞的聲音，如果不予以適當的補償，新時代的“盧德主義”也將是創造性破壞的一大拖累。

（當然從網上討論不難看出，和我工作無關的智能化替代都是代表未來的技術進步，威脅我飯碗的替代都是野蠻擴張，也反映出創造性破壞過程中價值判斷與公共合意的艱難）

只講粗略的定量原則，那應該是“在舊有壟斷格局中獲利越大的，在創造性破壞中得到的補償越小，直至承擔創造性破壞的主要成本”。但原則是最簡單的，怎么認定被“創造性破壞”影響了，界定衡量既得利益，確定補償和成本額度，價值判斷、公共議程、政治博弈和物理批判無不糾纏其中。

以人類目前的技術和政治體制，達到公平分配破壞成本是不可能的，但必須朝著這個理想的目標不斷努力。這也是為什么筆者始終不贊同溫鐵軍老師的“農村緩沖經濟危機”論。成員二元體制通過讓農民工暫時退出現代經濟和公共服務體系，緩解了城鎮的失業乃至貧民窟壓力，這是我國市場經濟周期中的一個實然現象，但不應就此上升為應然，把它當做應予保留的泄洪渠道，因為農民工顯然不應該為金融泡沫的破裂、外向型經濟的衰退負責。

冤有頭債有主，反而是在泡沫中吃的腦滿腸肥的大既得利益者，他們厚厚的脂肪正好當做經濟下滑的緩沖墊。可是經濟上的既得利益群體擁有更強的政治力量決定成本的分配政策，從而不斷對外轉嫁破壞成本，讓自己從一個既得利益騰挪到另一個既得利益。最終結果嘛，我們在《世卿世祿XXXVS軍功爵制做題家》中講過，就是天柱/宇宙/沖天大將軍的誕生，用武器的批判代替精妙冗雜的政治算計。

成本分攤補償問題在今天尤其緊迫和突出。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崛起固然有望極大提升生產效率，這次不光是機器替代體力勞動者，自詡勞心者的辦公室白領（實際是新時代的體力勞工罷了）也將被大量替代。同時技術復雜度、分工深度的提高，導致被替代的勞動者重新就業的難度遠高于前兩次工業革命。如果再拖延對“破壞”及其成本分攤（補償）的討論，那絕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了。

既然AI不斷提高資本在生產和利潤分配中的份額，那么加強對資本利得的征稅就必須提上日程，以此為源全面加強社會安全網建設，“兜底”不能只是兜一個最低生活底線，而是保障勞動者重新實現個人發展的底線。失業保險保障力度必須加大。再就業培訓應該搞，但能不能別搞出失業保險補貼培訓企業這么搞笑的事情？雖然服務業的鮑莫爾成本病可能被AI極大緩解甚至解決，但仍是比制造業更能夠吸納就業的行業，針對工農業發展建立的產業政策體系要向工業-服務業并重轉型。

價值、斗爭、破壞、螺旋上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里這些直白但深邃的字眼，在當今的經濟學討論中大多被刻意避開了。然而，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卻頑強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思辨傳統，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分析經濟社會的絕佳框架。不恐懼破壞，允許破壞，引導破壞，才是打破當今諸多經濟困局的思維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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