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線上岸？不在國內卷，他們跑去日本當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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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考公月又到了。

　　就在前不久，一則新聞讓不少備考人心頭一動：從2026年起，考公考編的報考年齡放寬到38周歲以下，"35歲門檻"終于被打破了。

　　看樣子，未來上岸的機會又增加了，可這也意味著賽道將更加擁擠。

　　2026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的總報名人數達到341萬，但崗位只有不到4萬個，平均競爭比接近98:1，最熱門的職位更是上演著6500:1的殘酷劇本。

　　而在日本，考公卻是政府反過來求人。

　　2025年，日本國家公務員考試的競爭率跌破歷史新低：2.9:1，3個人中，就有一個能端上“鐵飯碗”，簡直從來沒有這么容易過。

　　可偏偏鐵飯碗都遞到了面前，日本年輕人卻不想接。

　　2024年，日本國家公務員報考人數降至2.42萬人，同比減少7.9%。在日本47個省級政府中，有45個都在苦惱招不夠人。

　　為了挽救“用工荒”，日本政府這些年沒少花心思：上四休三、漲薪、海外交流、男性產假等，但效果依舊不理想。

　　走投無路的日本政府，只能“不情不愿”地向外國人拋出橄欖枝。

　　2024 年，群馬縣的大泉町決定打破常規，在政府雇員招聘中取消了國籍要求。緊接著，茨城縣政府宣布，2025年的公務員招聘考試也不限制國籍。

　　如今，在不少地方政府，外國公務員的身影已經不再稀缺。以川崎市為例，截至2024年4月，當地政府就聘用了39名外國籍職員。

　　按照這個趨勢，未來在日本各地的市政窗口，遇見不同膚色的工作人員，大概不再是新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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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來了，外國人在日本上岸當公務員，究竟是種怎樣的體驗？

　　對此，來自大連的孫女士最有發言權。從1984年開始，她的家鄉遼寧省就與富山縣建立了友好關系，定期會互派公務人員交流。

　　八年前，當時還是遼寧省公務員的孫女士，就被派往富山縣政府，負責中日文化交流，成為了富山縣外籍公務員中的一員。

　　圖源：小紅書@康喲喂

　　因為有過中日兩地擔任公務員的經驗，她很快發現，同樣是“鐵飯碗”，日本公務員的一天可和國內太不同了。

　　首先，孫女士在日本任公職的一天，是從找停車位開始的。早晨八點半，她照常開車上班，卻沒開往政府停車場，而是繞進了附近的付費停車場。

　　難道偌大的政府沒有停車位？有，而且空位還不少，但那是專門留給來辦事的市民的，公務員不能占用。

　　圖源：小紅書@康喲喂

　　別說車位了，就連電車的快充樁也只對民眾開放，公務人員如果想給公車充電，只能用慢充，而且公車單次出行不能超過40公里。

　　沒想到當上了公務員，待遇似乎還比普通民眾低一等。這就是日本的邏輯：公務員是納稅人雇傭的，民用優先，官用靠后。

　　停好車，走進縣廳大樓前，孫女士提前掛上了工作牌。不過工作牌只是表明身份用，大樓既無門禁也無安檢。

　　這也意味普通市民可以自由出入政府大樓。大廳里的索引圖上面標注了所有科室，甚至包括各個部門領導的辦公室，市民想要參觀、拜訪、面談，直接按照指引推門就行。

　　看樣子，與其說是政府大樓，倒不如稱之為“向全民開放的公共服務中心”。

　　孫女士所在的是省級政府，大多對接組織或機構。圖源：小紅書@康喲喂

　　上午九點整，孫女士準時坐到工位前。

　　不同于國內體制內常見的分隔式辦公室、紅木辦公桌，孫女士所在的辦公室是個開放空間，匯聚了二十多人，大家來自美國、韓國、越南各地，就像一個“小聯合國”，但是擁擠版的。

　　圖源：小紅書@康喲喂

　　毫不意外的是，孫女士剛打開電腦，顯示屏就卡住了半天——這里的機器和設施確實有些年頭了，連領導辦公室也不能幸免。

　　不過，這種“節儉”似乎只針對內部。縣廳里有專門對民眾開放的縣民館，不僅是全新裝修，也是唯一一個空調開足的地方。

　　圖源：小紅書@康喲喂

　　中午12點，孫女士在食堂點了一份650日元（約合人民幣33元）的套餐，相當于日本半小時的工資。因為食堂對所有人開放，所以剛剛排在她前面的，可能既有廳長級的領導，也有剛辦完事順路吃飯的市民。

　　領導和市民擠在同一個地方，還吃著同樣的平價便當——這幅在很多地方難以想象的畫面，恰恰是孫女士的日常。

　　圖源：小紅書@康喲喂

　　下午五點半，孫女士準備下班，而辦公室里還有很多同事在埋頭工作。在這里，加班是家常便飯，遇到緊急項目，通宵達旦也是常事。

　　但加班歸加班，想借此快速晉升可沒那么容易。日本公務員幾乎沒有破格提拔這回事，升職還得熬年限。

　　一天下來，孫女士的日薪大概是9千日元（約合人民幣415元），月薪在28萬日元左右（約合人民幣1.3萬元）。

　　而且這是只有外派公務員才有的待遇，普通公務員薪水則更低一些，一般是二十萬日元出頭，和企業職工工資差不多。

　　公務員工作不輕松，工資不算高，升職還得慢慢熬。對于當下的日本年輕人來說，這道數學題再簡單不過：考公＝當苦工。

　　然而，在他們父母那一代人的世界里，這道題的計算方法則完全不同。

　　孫女士的日本同事坦言：“二十多年前，日本也出現過一場近乎狂熱的考公潮。”

　　狂熱到什么地步？

　　很多大學生從踏入校門的第一天起，就把備考當成了主業。在熱度最高的年代，64%的日本應屆畢業生都選擇了考公。

　　那時候，別說已經端上鐵飯碗，就連一句“我在備考公務員”，都能在婚戀市場給異性留下好印象。

　　這場考公熱潮，出現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后，企業紛紛縮招，裁員、降薪、朝不保夕成為常態。此時，穩定兩個字就成為了唯一計算標準。

　　轉折點出現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隨著地方政府財政緊張，公務員的薪資待遇開始下滑，再加上工作壓力和編制縮減，全民考公熱迅速褪去。

　　也就是說，這場考公熱只維持了10年左右。

　　進入21世紀后，兩大推手徹底為這場熱潮畫上了句號：一是日本經濟邁向緩慢復蘇，企業薪酬遠高于體制內；二是出生率持續下降，求職轉為賣方市場，今年日本大學應屆生的就業率更是高達98%。

　　當穩定成為標配后，年輕人自然也就不再將公務員視為救命稻草。

　　考公熱退潮，也讓公務員一職回到了它原本該有的位置：只是一份普通工作，而且是一份被公開審視的服務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