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如何解釋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的差異是左翼和右翼的分水嶺。
現代世界以來，西方各國主導世界秩序，開始走出了原來封閉的文化圈層，但還是保持著類似文化同心圓的結構，一直到二戰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反殖民浪潮，歐美開始嘗試主動打破這個文化結構。
六十年代一個主題是青年的反傳統運動，不要被意識形態欺騙，不存在什么絕對的價值。傳統社會規范包含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壞的判斷，但是這是謊言，來源于古老的善惡二元論。
相對主義就是沒有真理，所有的意見都是平等的。西方的文化不具獨特性，所有的文化也不具獨特性，它們都是平等的。西方文明并不特殊，跟其他文明具有同等尊嚴。人們冥頑不靈地堅持自己的特殊性，這個世界才陷入不死不休的斗爭，所以要超越這種狹隘。
這種多元主義又是基于缺乏深刻自我反省的西方中心主義，導致他們尊重但不愿意了解其他文明。因為這種多元主義首先是形式主義的，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性選取一些方面加以強調，去凸顯其差異性，背后還是有某種主觀任意的意志在起作用。
只不過它又是自我隱藏的，將自己說成是普遍的，需要有一個統御性的力量壓制其他方面說話的聲音，權力關系還是沒變，
開放本應伴隨著對于真理的渴望和追求，而不是把無原則的開放當成靜止的絕對價值。形式主義的多元主義會說“這是他們的選擇”，承認這種差異，但是不去追問為何會如此。它往往要在恰當的地方止步。
六十年代的美國校園激進運動受到不同的左翼傳統的影響，但是最后勝出的是形式主義的多元主義。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大部分參與者一開始就反本質主義，警惕普遍真理、共同的客觀的道德標準，不想要實質性的理想，因為那會成為一種專制性的力量、強行進行再分配的力量。
六十年代美國左派的主體是大學里的教師和學生,大部分來自白人中上層，這些未來的社會精英已經感到無法心安理得享有優勢和特權，舊的意識形態無法為自己的優勢提供依據。
他們對于平等的激情部分來源于愧疚和負罪感，這種負罪感也屬于美國社會，面臨文化沖擊的美國社會也需要青年一代的無辜的負罪感進行道德凈化，這些人也因此成為新的話語資源的掌握者，成為一種新的承認政治的支持者。
舊金山幻想博覽會
于是，新的道德純潔標準、新的道德優越感誕生了，在支持平等和不支持平等之間形成新的不平等。也就是說，他們雖然階級身份錯誤，但是可以擁有更正確的道德資格，從而可以超越他們鄙視的人，并且，這對于所有年輕人都具有吸引力，因為都可以分享這種潛在的可能。
六十年代左翼中更為激進的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與階級政治敘事逐漸被邊緣化，而形式化的平等、多元主義價值則被體制吸納與轉化，最終演變為民主黨政治話語的核心資源。
多元主義由于試圖讓理性停留在事物表面，根據其差異性給予同等的尊重，但回避差異生成機制的追問，因而是一種有禮貌的冷漠，同時也是冷漠的理性，對事物的內在聯系和矛盾無動于衷。因為形式壓倒了實質，越是邊緣，越有更大的被承認的優先權利，也是這種形式的體現。
美國保守主義者批判多元主義削弱西方文明和美國對于自身傳統和體制的自豪感，美國白人-基督教傳統被系統性打壓了，支撐其民族自我認同的故事，面臨著印第安人、黑人、拉丁裔等少數族裔的視角的敘事的競爭而不斷褪色，于是，在經濟表現不好的時期就出現了白人民粹主義的爆發性傳播。
安吉拉·戴維斯
這反而體現了形式主義的多元主義的內在合理性。因為面對差異性非常大的實質，恰恰需要超越它們之上的維度作為最大公約數，所以只能先以某種形式正確加以捏合。
問題恰恰在于多元主義這套敘事目前還沒有成為新的主流認同，還沒有比較堅實的實質性的內容，美利堅的新民族構建還沒有徹底完成。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共生活的失敗，進一步來說，是內在于美國歷史中的平等理想和民主理想的失敗，每個人擁有符合比例的同等的話語權，通過普遍參與的民主的、協商的方式管理公共事務，創造一個可欲的公共生活形態，這樣理想已經褪色，因為生活在自己的邏輯推動下已經脫離制度的實質性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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