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91 萬 “司法圍獵” 真相：

6591 萬 “司法圍獵” 真相：

詐騙前科人員設局虛假訴訟 慶安法院超標的查封，為虛假訴訟提供了可乘之機

—— 國家力挺民營經濟背景下的法治拷問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正式施行、國家三令五申 “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 的法治環境下，江蘇省高新技術企業江蘇泰州市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卻遭遇了一場精心策劃的 “司法圍獵”。

有詐騙犯罪前科的吳某彤，以虛構事實、偽造證據為手段發起連環虛假訴訟，將訴訟標的從 3500 萬元虛增至 6591.64 萬元；黑龍江省慶安縣人民法院（以下簡稱 “慶安法院”）則違背法律規定，對明顯虛假的訴求予以支持，通過超標的查封、突襲查封、設置違法解封障礙等一系列操作，為虛假訴訟提供了可乘之機，讓這家正處IPO籌備關鍵期的民營企業陷入經營絕境。

一、慣犯布局：通過偽造證據和虛高訴訟金額，精準圍獵民企

這場針對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的 “圍獵”，始于有詐騙前科人員吳某彤的蓄意謀劃。2012 年，吳某彤曾因合同詐騙罪獲刑七年，出獄后仍不思悔改，將目標鎖定在正常經營的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通過虛構中介服務事實、偽造關鍵證據，發起多輪虛假訴訟。

（一）首次訴訟：偽造核心證據 撬動 3500 萬保全

2023 年 5 月，吳某彤以 “中介合同糾紛” 為由，將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及股東吳某樺訴至慶安法院，主張 3500 余萬元居間費及傭金。其提交的核心證據《損失補償承諾書》，經泰州市公安局姜堰分局偵查證實系偽造變造—— 復印件簽名非吳某樺本人所寫，原件存在切割、熱壓痕跡（江蘇省公安廳物證鑒定中心蘇公物鑒字 [2024] 26 號鑒定書）。

公安機關進一步查明，吳某彤聲稱 “促成 21 家資金方與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合作” 全系謊言：8 家所謂 “資金方” 無投資經營范圍（多為無實繳資本、零納稅空殼企業），13 家有投資資質的公司均未同意實際投資，僅部分簽訂無實質約束力的《保密協議》或框架意向書。為營造融資成功假象，吳某彤還通過兩個微信號互發 “投資到賬截圖”“合作爭議內容”，截屏后發送給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股東吳某樺，虛構談判進展。

（二）二次訴訟：借“存疑不起訴”背書 標的虛增至6591萬

2024年5月，慶安法院以 “吳某彤涉嫌合同詐騙罪、應移送公安機關” 為由，駁回其第一次起訴。但吳某彤并未收手，反而借相關刑事案件“存疑不起訴”的結果為掩護，于 2025年8月再次向慶安法院起訴。

此次訴訟中，吳某彤初始僅主張 212.3 萬元所謂 “學歷辦理居間報酬”，后迅速提交《增加訴訟請求申請書》，將訴求金額狂增至6591.64 萬元，涉及居間服務費、傭金、工資補助、利息、股權折價等多個名目。而新增訴求的核心依據，仍為其此前已被公安機關查證虛構的 “21 家資金方合作” 事實，本質是換湯不換藥的虛假訴求。

吳某彤的意圖十分明確：利用司法保全的威懾力，通過虛高標的額制造企業資金壓力，逼迫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妥協讓步，從而實現 “空手套白狼” 的非法獲利目的，其圍獵民營企業的惡意昭然若揭。

二、司法失守：慶安法院系列操作與法律規定不符

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的遭遇，核心癥結在于慶安法院背離司法公正原則，對吳某彤的虛假訴訟行為不僅未予甄別制止，反而通過一系列違法保全操作，讓司法權淪為他人圍獵民企的工具。

（一）無視鐵證：縱容虛假訴訟 批準惡意保全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相關規定，虛假訴訟的典型特征包括 “虛構案件事實、偽造關鍵證據、訴訟標的額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吳某彤的行為已完全符合上述特征，且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生效文書已明確其存在 “虛構違約事實、偽造證據” 的違法行為。

但慶安法院對這些關鍵事實視而不見，在吳某彤兩次起訴時，均未對其證據真實性、訴求合理性進行實質性審查，僅以吳某彤提供訴訟保全擔保為由，便輕易批準財產保全申請。這種 “只要有擔保就保全” 的做法，完全背離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三條 “可能因當事人一方的行為導致判決難以執行” 的保全法定前提，實質是為虛假訴訟提供司法支持。

（二）違法保全：超標的查封 突破法律紅線

慶安法院的保全行為，嚴重違反 “保全標的額不得超過訴訟標的額” 的法律規定。2025 年 12 月 8 日，該院作出（2025）黑 1224 民初 2052 號之三民事裁定，實施了全方位的超額查封：

• 查封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不動產（估值3700萬元）、凍結公司銀行存款 3800 萬元（實際凍得130余萬元）；
• 查封股東吳某樺名下 3 處房產（合計估值2000余萬元）、凍結其銀行存款 777.64 萬元；

這種 “一刀切” 的超額查封，完全無視最高人民法院 “嚴禁超范圍、超標的查封涉案財物”“善用‘活封活扣’，避免‘死封’” 的明確要求，也違背了《民營經濟促進法》中 “保護民營企業正常生產經營” 的立法精神。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作為高新技術企業，賬戶被查封后，材料采購、員工工資發放全面中斷，IPO 進程被迫停滯，面臨資金鏈斷裂的滅頂之災。

（三）出爾反爾：突襲查封 故意制造企業危機

慶安法院在保全過程中，還存在故意誤導、突襲查封的惡劣行為。2025 年 11 月 4 日，泰州市黨政領導派出政法委相關同志專程到訪慶安法院，詳細介紹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經營狀況及履行能力，該院領導明確承諾 “不會查封基本賬戶”“如需查封將提前通知，允許企業提供擔保替代”。

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代理律師隨后按要求提交兩家擔保公司資質及保函格式，并根據法官要求修改為連帶責任擔保，但未獲任何回復。2025 年 11 月 17 日，慶安法院突然查封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所有銀行賬戶（含基本賬戶），讓企業猝不及防。當律師質疑為何未提前通知時，法官竟以 “提前告知會讓公司轉移資金” 為由辯解，完全違背 “善意文明司法” 原則，實質是蓄意制造企業經營危機。

（四））層層加碼：設置解封障礙 加重企業負擔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財產保全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二條，被保全人提供充分有效擔保的，法院應裁定解除保全。但慶安法院卻故意設置多重違法條件，阻撓解封：

1. 先是否定兩家普通擔保公司資質，要求必須提供金融機構擔保；
2. 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提供賬戶余額 6.2 億元、具備金融資質的青海易融融資擔保有限公司保函后，法官又額外要求 “凍結擔保公司等額資金”，超出法律對 “有效擔?！?的定義；
3. 繼而改口 “金融機構僅指銀行或保險公司”，否定專業擔保公司的合法擔保效力；
4. 最終提出苛刻條件：在吳某彤已保全財產不解封的前提下，需由股東吳某樺額外籌集 2630 萬元存入個人賬戶作為 “擔保金”，才同意解除公司賬戶查封。

該 2630 萬元并非法定保全擔保金，超出了法律規定的保全擔保范圍，大幅加重了企業經營負擔。吳某樺為籌款被迫承擔高額利息，企業經營成本大幅增加，即便賬戶解封也陷入沉重財務負擔。

（五）利益勾連：縱容行賄行為 存在明確利益輸送線索

更值得警惕的是，吳某彤與慶安法院法官之間存在明確的利益輸送線索，行賄事實已被公安機關查證。2023 年第一次訴訟期間，吳某彤通過微信接受慶安法院孫法官的 “指導” 申請訴前保全，孫法官明確告知其 “無需提供反擔保公司不具備資質的證據，你不同意我就不解除”。

期間，吳某彤向孫法官贈送拉菲紅酒、原漿啤酒等高檔物品，并兩次微信轉賬合計 1.1 萬元（雖被退回，但行賄事實已被公安機關查證）。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就孫法官違紀行為向慶安縣紀委書面控告后，至今未收到任何調查反饋，疑似存在監督缺位，也讓慶安法院的系列違法操作更顯可疑。

三、政策反差：國家力保民營經濟 司法亂象為何屢禁不止？

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的遭遇，與國家層面 “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 的政策導向形成尖銳對立。2025 年 5 月 2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正式施行，明確規定 “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防止和糾正執法司法中的地方保護主義”。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也強調，要 “進一步規范涉產權強制性措施，避免超權限、超范圍、超數額、超時限查封扣押凍結財產”。最高人民法院多次要求，辦理涉企案件要 “最大限度降低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影響”，堅決杜絕 “選擇性保全”“超標保全” 等行為。

但慶安法院相關法官卻頂風違紀，對國家政策和法律規定置若罔聞，為有詐騙前科的吳某彤提供了可乘之機，其行為不僅讓一家守法經營的民營企業陷入生存危機，更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動搖民營企業發展信心。這種 “司法圍獵” 民企的亂象，若不及時遏制，將嚴重破壞法治化營商環境，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

截至目前，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雖已解封銀行賬戶，但 2630 萬元 “擔保金” 的壓力、前期違法查封造成的巨額損失，仍讓企業舉步維艱。作為一家為地方經濟發展和就業穩定作出積極貢獻的高新技術企業，姜堰區某汽車零部件公司始終守法經營，卻因虛假訴訟和司法不公遭遇無妄之災。

此案不僅關乎一家企業的生死存亡，更拷問著司法機關如何落實 “保護民營經濟” 的法定職責。公眾不禁要問：慶安法院為何對明顯的虛假訴訟視而不見？為何一再違反法律規定實施超額保全？法官與吳某彤之間是否存在更深層的利益勾結？

期待相關監督部門能介入徹查，依法追究吳某彤虛假訴訟的刑事責任，嚴肅查處慶安法院相關人員的違紀違法行為，解除不合理的 “擔保金” 要求，賠償企業經濟損失，讓司法公正真正成為民營經濟的 “保護傘”，而不是少數人圍獵民企的 “工具”。作者將持續跟蹤事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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