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在文化和道德上挑動?xùn)|西方對立

最近確實社會上有著各種各樣烏七八糟的聲音，比如項某剛就提“立法和執(zhí)法要符合民意，符合中華文化和道德規(guī)范，而不是西方人的文化和道德”，仿佛東西方的文化和道德是多么對立的體系。

實際上文化也好道德也好，其實沒有什么根本的對立，東方人的文化和道德，并不與西方人的相沖突，反之亦然，這其實是仔細了解文化和道德以后就能理解到的。

《尖峰時刻》劇照 圖源網(wǎng)絡(luò)

我們先說道德。道德?lián)碛胁煌谋憩F(xiàn)形式，對不同的問題確實會產(chǎn)生不同的看法，但這都只是表面上的東西。我們?nèi)绻骄窟@倆是否真的水火不容，是否真的是完全沖突的體系，那其實就要回歸最基本的定義。如果最基本的定義上沒有沖突，那無非是見解有問題，共同點是大的，差異是小的。

西方對道德的定義最經(jīng)典的其實就是康德：“能夠成為普遍準則的行為規(guī)范”。什么叫普遍準則？用最簡單的話說，就是能夠被任何人施加于任何人而都能夠被接受。比如說我無故扇張三一耳光，或者搶了張三的財產(chǎn)，對我而言或許可以接受，但如果反過來是張三這樣施加于我，那我就不能接受了。因此這樣的行為或許對我有利，但不符合道德。因此康德對道德的最核心定義是這種行為能夠被普遍認同，也就是施于人者，必須是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所有人所欲，至少不能是有人所不欲的。

中國并沒有明確給出對道德的定義，這當然是個遺憾，但也確實有一句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我們?nèi)绻堰@句話和康德道德觀的核心進行對比，我們發(fā)現(xiàn)這無非是同一件事兒用正命題和逆否命題來分別闡釋：康德在說“施于人者必須是人（自然包括己）所欲”，我們則是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從邏輯上，正命題和它的逆否命題其實是無條件等價的，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得出結(jié)論：中西方在道德上，特別是在道德的根本定義上是達成了統(tǒng)一的，而且中國產(chǎn)生這句話比康德要早很多，這是孔子的話，比康德早了差不多2000年，只不過孔子并沒有把它當成道德的定義而已。

既然在根本上是一樣的，就沒必要把中國和西方的道德對立起來。無非是對特定問題受文化影響有不同的見解，但大方向也都是一致的。比如說在細節(jié)上，諸如日本等地方覺得男女混浴沒問題，有些地方卻覺得這有傷風(fēng)化；西方國家普遍覺得婚前性行為也沒問題，但是東方國家往往很在意。但從大方向來講，東方的中日也好，西方的歐洲國家也好，對于性騷擾、出軌等行為，也絕對不是道德和法律所能容忍的，東西方對于這些行為都有道德上的譴責(zé)和司法上的懲治。產(chǎn)生差異，無非是文化差異造成的見解不同。

然后再說文化。文化造成的差異，無非是歷史環(huán)境不同所造成的見解不同，在不觸犯道德原則的絕大多數(shù)問題上是無所謂對錯的，比如說中國人要過農(nóng)歷年，西方人只過公歷年，誰對誰錯？所以牽扯不到對錯，關(guān)鍵只是“不同”。

央視新聞截圖 圖源網(wǎng)絡(luò)

可是不同有什么可怕的？且別說我們跟其他國家不同，我們跟歷史上的自己也不同，文化隨時在革新，隨時在改變。就比如說現(xiàn)在是臘月，北方小年在臘月二十三，而南方小年在臘月二十四，形成這樣的格局，其實距今無非100多年前。祭灶王的時間就是小年的時間，而自從商代以來，一直是二十四日。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民間的小年就是二十四號。最終到清朝中后期才發(fā)生變化。在皇家除了二十四日祭灶，二十三日還要祭天，這兩天相距較近，事情的內(nèi)容也比較重復(fù)，所以在清朝中后期被改為統(tǒng)一在臘月二十三，合二為一。所以官家祭灶的日子就改到了二十三日。由此便形成了一個傳統(tǒng)的說法叫官三民四船五，也就是官府會在臘月二十三祭灶王，普通民家在二十四號，而船上的水上人家（過去是有很穩(wěn)定的這樣的群體的，主要是漁夫，船夫等等，這些人在岸上沒有房產(chǎn)，以船為家，杜甫在晚年就過著這樣的生活，也最終是在舟中去世）。而貫徹這個傳統(tǒng)最核心的是北京，因為當時是政治中心，官員的密度非常高，由此漸漸的北方也有不少人選擇在二十三祭灶。等到老舍在民國時寫《北京的春節(jié)》，此事便已經(jīng)成為定論。老舍在這一段第1句就寫“臘月二十三過小年，差不多就是過春節(jié)的彩排。”

所以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很多傳統(tǒng)其實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么老，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傳統(tǒng)文化，不但和西方不一樣，其實和我們自己的過去也都不一樣。實際上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傳統(tǒng)文化和習(xí)俗很大程度上只能追溯到明清時代，再往上追溯，或是沒有，或是就與現(xiàn)在大有不同。

比如說茶，我們現(xiàn)在這種把茶葉放到水里直接泡出來的喝法——泡茶法，其實只是明清時才開始流行。最早唐代用的叫煎茶法，是把茶葉放到水里烹煮，還要加入鹽調(diào)味，煮出一鍋類似中藥一樣的湯，陸羽在《茶經(jīng)》中就有記載。宋代則實行點茶法，是把茶葉磨成細粉，然后緩緩加水沖泡并攪拌，比較類似于今天日本的抹茶。泡茶法只是明清時期產(chǎn)生，而至于今天某些人那種用小紫砂壺喝茶的方法以及配套的茶藝表演，實際上只能追溯到改開以后，已經(jīng)屬于偽傳統(tǒng)的范圍。哪怕在民國，喝茶最主要的茶具也是蓋碗，魯迅還在散文里明說“喝好茶是要用蓋碗的”。有些電視劇里演清朝民國的人拿今天這種小紫砂壺小茶杯來喝茶，實際上在當時這種人只能被看作怪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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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才說文化不分對錯，關(guān)鍵只是“不同”，所以容不下其他的文化，核心也只不過是“不同”。可是要真是這樣，我們不但容不下別人，甚至連我們自己都容不下。因此文化方面也沒必要挑動對立，包括公歷也好，包括勞動節(jié)也好，都是舶來品，馬克思主義更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送過來的。魯迅曾經(jīng)寫過一篇《拿來主義》，現(xiàn)在聽說已經(jīng)被選入了某些版本的教科書，鄙人深表支持，此文確實可以奉為中國文化方針的圭臬。最核心的幾句是這樣：

“我只想鼓吹我們再吝嗇一點，“送去”之外，還得“拿來”，是為“拿來主義”。但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后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于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于洋貨發(fā)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

所以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譬如罷，我們之中的一個窮青年，因為祖上陰功(姑且讓我這么說說罷)，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問他是騙來的，搶來的，或合法繼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換來的。那么，怎么辦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但是，如果反對這宅子的舊主人，怕給他的東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進門，是孱頭；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燒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則是昏蛋。不過因為原是羨慕這宅子的舊主人的，而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進臥室，大吸剩下的鴉片，那當然更是廢物。“拿來主義”者是全不這樣的。他占有，挑選。看見魚翅，并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只要有養(yǎng)料，也和朋友們像蘿卜白菜一樣的吃掉，只不用它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不當眾摔在毛廁里，以見其徹底革命，只送到藥房里，以供治病之用，卻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虛。只有煙槍和煙燈，雖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刺伯的煙具都不同，確可以算是一種國粹，倘使背著周游世界，一定會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毀掉的了。還有一群姨太太，也大可以請她們各自走散為是，要不然，“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

所以項某剛他們這些一提到西方就要跳腳的人，無非是“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于是打算關(guān)起門來“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只是他們覺得這樣叫自信，我看這叫自卑，真正的自信是敢于去外面“拿來”，只要最好的，而不拘泥于這好是從哪來，也自信自己的傳家寶不會因為這“拿來”就失去價值，只要這“拿來”的決定是自己做的，并不損失自己的主動權(quán)和尊嚴。這樣的道理森有禮見李鴻章時早就已經(jīng)闡釋過。

同時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某些人一天天說中華傳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道德，可是這個范圍未免太大，無所不包，而且不同的時代也有不同的理解。某些人能展露一下學(xué)識，給我們說的再具體一點，究竟要留下哪些來嗎？只可惜到這時，某些人就該走了吧。

作者：海北尬生，因其嘗求學(xué)于北海之北，每不顧環(huán)境而放尬言，故起此名也。喜航天，愛讀書，本學(xué)理工，愛好文學(xué)。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