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泉120人員拒抬老人被判賠償未履行：急救底線不能止于“約談”

商務新聞網時評 □李彬彬

2月26日，陽泉市衛健委就“急救人員未及時協助搬抬老人致其離世、急救中心被判賠償17萬余元卻未履行”一事發布通報，明確事件屬實并向家屬致歉，已約談急救中心并責令限期落實賠償。

這份通報雖回應了公眾關切，卻難以撫平一場本可避免的悲劇帶來的傷痛——85歲的陳女士深夜突發急癥，120急救人員抵達后，因“無人搬抬”滯留40分鐘，最終錯失黃金救治時間，而此處距離醫院僅需4分鐘車程。

悲劇的核心爭議始終圍繞“搬抬是情分還是義務”展開。急救中心辯解稱，依據相關規定，其配備的醫生、護士和駕駛員無搬抬法定義務，僅醫療救護員有此職責，而該中心并未配備專職擔架員，醫護協助搬抬已是“情分”。

但法院的判決給出了清晰答案：院前急救的首要職責是及時轉運患者，即便未配備專職擔架員，急救中心也應協同家屬完成轉運，40分鐘的滯留背離了救死扶傷的基本宗旨，難以被公眾接受。

更值得關注的是，司法鑒定明確指出，急救中心不僅存在延誤搬抬的問題，還存在心律失常處置不當、心肺復蘇操作不規范等過錯，這些迭加因素共同將老人推向了死亡的邊緣。

判決生效后，17萬余元賠償款遲遲未付，更讓這場悲劇增添了幾分寒心。

家屬從一審勝訴到二審維持原判，歷經近一年的等待，卻仍要面臨“申請強制執行”的無奈。

這背后不僅是急救中心對法律判決的漠視，更折射出部分院前急救機構責任意識的缺失——既然法院已明確其過錯與賠償責任，及時履行判決、撫慰家屬本是最基本的底線，卻要等到衛健委約談才被動推進，這樣的“后知后覺”與急救行業“爭分奪秒、守護生命”的職業要求格格不入。

不可否認，山西陽泉120事件并非個例，其背后是全國范圍內院前急救“擔架員短缺”的普遍困境。

據調研，國內部分省份救護車無專職擔架員的比例高達66.05%，許多中小城市的急救車仍沿用“醫生+護士+司機”的精簡配置，搬抬難題屢屢出現。

陽泉市急救中心工作人員坦言，早在事件發生前數年，就已提出配備搬運人員的建議，卻因資金不足等問題未能落實。這一點從山東德州的測算中可見一斑：配齊擔架員每年需投入上千萬元，巨大的資金缺口讓許多地區望而卻步，最終只能讓醫護人員陷入“救人與搬抬兩難”的尷尬。

但困境不能成為推卸責任的借口。北京、太原、寧波等地已通過地方立法，明確每輛救護車必須配備擔架員，并由財政兜底保障費用，為破解這一難題提供了可行范本。

反觀陽泉，急救中心既未主動破解擔架員短缺的困境，又在事件發生后漠視法律判決，其行為不僅傷害了家屬情感，更消耗了公眾對院前急救體系的信任。

事實上，搬抬從來不是孤立的“體力活”，而是院前急救鏈條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脫離了及時轉運，再專業的急救技術也無從施展。

醫護人員的核心職責是救治，但在生命面前，“法定義務”之外的人文關懷與應急協助更應是職業素養的基本體現。

陽泉市衛健委的約談與督辦是糾正錯誤的第一步，但絕不能是終點。

落實賠償款只是對家屬的基本慰藉；真正需要整改的，是整個院前急救體系的短板。一方面，地方政府需加大財政投入，補齊擔架員等人員缺口，明確急救人員的職責邊界，避免“法無規定即推諉”的現象；另一方面，急救機構需強化責任意識，將“救死扶傷”的宗旨融入每一個急救環節，既要提升專業救治能力，也要培養應急處置中的協同意識，杜絕因機械執行規定而漠視生命的行為。

一場悲劇敲響了院前急救體系的警鐘。

120的鈴聲是生命的呼救，容不得半點拖延與推諉；法律的判決是責任的界定，容不得絲毫漠視與敷衍。

我們期待，陽泉市能以此次事件為契機，真正補齊急救體系的短板，讓賠償款早日落實，讓家屬得到慰藉；更期待，希望全國范圍內都能以此為警示，進一步完善院前急救制度，破解擔架員短缺等現實困境，讓每一次120出警都能真正成為守護生命的“及時雨”，讓救死扶傷的初心不被任何借口所辜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