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工業加速法案》正式出臺；特朗普團隊急推新關稅體系 | 全球地緣政經動態（2026年第5期）

2026.03.17

第5期（總第28期）

全球地緣政經動態

本 期 要 點 速 覽

01

全球重點事件與對華影響分析

1. 美以與伊朗沖突持續升級并外溢，霍爾木茲海峽封鎖沖擊全球能源市場（含APEC成員）

2. 歐盟《工業加速法案》正式出臺，擬全面利用規則化工具引導本土工業回流

3. 美國國內司法阻力持續加大，特朗普團隊急推新關稅體系（含APEC成員）

02

其他重要涉華動向與簡析

1. 美國經濟近期遭遇增長放緩、通脹回升與私募信貸市場動蕩等多重壓力（含APEC成員）
   

2. 美國接連召開首屆美洲反卡特爾會議與“美洲之盾”峰會（含APEC成員）

03

近期國際大事預告

1. 全球金融市場將于3月16-22日迎來“超級央行周”

2. 日美首腦會談將于3月19日在華盛頓舉行
   

PART 1

精選分析

歐盟《工業加速法案》正式出臺，擬全面利用規則化工具引導本土工業回流

作者：曾譯瑤

2026年3月4日上午，歐盟委員會正式公布了《工業加速法案》（圖源：法新社）

2026年3月4日，歐盟委員會正式公布《工業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 2026，IAA），提出到2035年將制造業占GDP比重從當前的14.3%提升至20%的目標。面對能源價格波動與關鍵產業對外依賴的雙重壓力，歐盟首次在其統一的工業政策中，將本地化生產比例與低碳標準直接嵌入產業支持及公共采購規則，以增強戰略產業的自主可控能力。其核心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強化對戰略行業的外資審查與本地化要求。法案對單筆投資超過1億歐元的外國直接投資設定了新的審查標準，特別是涉及電池、電動汽車、光伏及關鍵原材料等戰略產業，且投資來源國在該產業全球產能占比超過40%的情況下，需適用更加嚴格的條件。具體來看，相關投資需滿足：外資持股比例不得超過49%、至少50%的企業員工須為歐盟公民或長期居留勞動力、不少于30%的關鍵零部件或中間產品須在歐盟境內生產，以確保投資能夠為歐洲創造就業、技術和產業價值。二是將“歐盟制造”與低碳標準納入公共采購規則。這是歐盟委員會首次將本地化比例與碳排放要求直接寫入政府采購和補貼條件。其中，涉及公共采購或公共資金支持的項目，需同時滿足“本地內容+低碳排放”要求。具體而言，在汽車和建筑領域，至少25%的鋼材須為低碳鋼；公共工程中，至少5%的混凝土和25%的鋁須在歐盟生產。若電動汽車由政府采購或獲得公共資金，其除電池外的零部件中須有至少70%在歐盟境內生產。部分與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或簽署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采購協定的非歐盟國家在采購中可被視為“歐盟來源”。三是建立工業項目審批的快速通道。法案要求建立統一的數字化“一站式”審批平臺，并為工業項目設定明確審批期限。同時引入“默示批準”機制，即若在規定期限內未作出審批決定，部分項目可自動進入下一階段，以減少行政延誤。四是設立“工業加速區”推動產業集群發展。各成員國須在法案生效12個月內至少指定一個工業加速區，重點面向能源密集型產業、汽車制造和凈零技術產業。這些區域將預先獲得基礎許可，并在電網接入、融資支持和技能培訓方面享有優先權，以吸引制造業投資并形成清潔制造產業集群。

目前，該提案已提交至歐洲議會和理事會進行審議，預計將于2026年底前完成一讀審議，2027年中期正式立法。近期德國、荷蘭等10國組成的“產業之友”聯盟已提出修正案，反對過于嚴苛的本地化門檻，建議改為“供應鏈韌性評分”；法國、西班牙等則力挺強干預條款。

大眾汽車位于德國茨維考一家工廠的電動汽車動力系統組裝線（圖源：Getty Images）

IIA簡評

筆者認為，IAA的推出主要源于三方面壓力：一是歐洲在關鍵戰略產業面臨巨大的外部競爭壓力與依賴風險。近年來，中國等國家在電動汽車、電池和光伏等清潔技術領域的產能快速擴張，使歐盟對關鍵產業鏈過度依賴的問題愈發突出。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斯特凡納·塞茹爾內（Stephane Sejourne）表示“若不采取行動，未來清潔技術生產可能幾乎全部集中在中國，歐洲鋼鐵和水泥等基礎工業也可能進一步外遷”。在此背景下，IAA通過強化“歐洲制造”規則，試圖在關鍵產業中提升本土生產比例，同時對開放型貿易伙伴保持一定合作空間。根據草案，與歐盟建立自由貿易區或關稅同盟的國家可被視為“本地來源”，例如歐洲經濟區成員國挪威、冰島以及與歐盟存在關稅同盟的土耳其；在部分公共采購領域，英國和日本也可能被視為開放市場伙伴，而美國和印度等市場準入較為有限的經濟體則可能面臨更多限制。二是地緣沖突頻發加劇了歐洲的“能源焦慮”。近幾年，從俄烏沖突引發的天然氣短缺，到中東局勢反復緊張，尤其近期伊朗問題再次造成能源供應危機，歐洲能源價格多次出現劇烈波動。這種外部沖擊進一步凸顯了提升本土綠色工業占比和加快能源結構轉型的必要性。IAA的許多措施正是意圖利用歐盟每年超2萬億歐元的公共采購市場，助推綠色產業鏈本地化，降低能源危機風險。三是歐洲工業長期收縮的結構性壓力。近年來，歐盟部分基礎工業在高能源成本、綠色轉型投資壓力以及全球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持續承壓。數據顯示，自2025年末起，歐盟工業生產轉入負增長（12月環比下跌0.8%），2026年1月跌幅進一步擴大（環比下降1.6%）；制造業占GDP的比重也已由2020年約20%降至約14%的水平。從行業層面來看，2024年歐盟鋼鐵產量同比下降7.2%、鋁產量縮減12%（因電價為美國3倍），化工品產出2025年下跌15%。在此背景下，歐盟緊迫感顯著增強，試圖通過更具干預性的產業政策工具遏制工業外移趨勢，重新塑造歐洲的工業發展路徑。

對歐盟而言，與此前多項以綠色轉型為核心的產業政策相比，IAA更集中地體現了歐盟推動“再工業化”的決心與舉措的針對性。首先，政策指向更加明確。過去歐盟產業政策主要圍繞光伏、風電、電池等凈零技術展開，重點在于推動能源轉型；而IAA則把鋼鐵、水泥、鋁業、化工等基礎工業，以及汽車零部件等制造環節重新納入政策重點，并提出到2035年將制造業占GDP比重提升至20%的目標。這意味著歐盟不再只關注新興清潔技術的發展，而是試圖在更大范圍內穩住本土工業根基。其次，政策工具更具約束力。過去，歐盟的產業政策大多依賴財政補貼、國家援助和審批加速等方式鼓勵投資，而IAA則試圖通過將“再工業化”和“去風險化”轉化為可以直接執行的制度工具，使產業政策從原則性倡議轉變為具有明確規則的政策體系。例如，在公共采購中提高“歐洲制造”的使用比例，對獲得公共資金支持的項目設置本地化生產和低碳材料要求，并對部分戰略產業投資附加更嚴格的條件。這也意味著歐洲工業政策正從以市場規則為主導的“軟”模式，逐步轉向更具戰略導向和干預性的“硬”階段。最后，歐盟的對外經貿合作或將在IAA框架下呈現出更為明顯的“選擇性開放”趨勢。一方面，歐盟仍將保持與開放型經濟體的合作，通過自由貿易協定或互惠安排，將部分伙伴納入其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以保障關鍵資源和市場的穩定來源；另一方面，在電動汽車、電池、鋼鐵等戰略產業領域，歐盟可能通過本地化要求和投資條件，提高外部企業進入歐洲市場的門檻，從而在開放合作與產業安全之間尋求新的平衡。

從影響來看，鑒于當前歐洲約50%的電池和94%的太陽能光伏組件及電池依賴中國供應，IAA的推出將對我國相關企業形成兩方面沖擊。其一，市場份額收縮與合規成本同步上升。IAA通過公共采購和補貼的本地化要求，實際上限制了中國產品在歐盟公共領域的市場準入權，為歐洲企業創造了不對稱的競爭優勢。此外，中國出口企業還需同時應對歐盟《新電池法》的碳足跡聲明、電池護照等要求。這一系列規則“組合拳”將迫使企業要重構供應鏈數據體系，將大幅增加企業合規和時間成本。其二，投資模式被強制重構，核心技術存在外溢風險。在IAA框架下，中國企業在歐洲的投資模式將被迫從“產品出口”轉向“產能出海”。尤其是強制技術轉讓條款意味著，中國企業若想在歐洲設大廠，或須將核心知識產權授權給歐盟伙伴，這對依賴技術優勢的新能源企業而言，意味著其技術自主性將被迫下降。而外資持股不超過49%的限制，意味著中國投資者在合資企業中可能喪失控股權，無法主導經營決策。直接削弱中國企業全球化的根本利益。

面對變局，我方可調整思路，將IAA及其配套法案視為歐洲明確規則底線的“對外合作說明書”，其核心訴求在于提升本地制造的就業率、加快低碳綠色轉型，以及獲取關鍵產業的技術賦能。鑒于歐洲是高度依賴規則規制的經濟體，在規則逐漸明晰的情況下，我方反而可依托自身優勢與國際政經環境的劇烈變化，量身定制符合歐洲訴求的合作新路徑。具體來看，一是可利用歐盟內部分歧，開展“精準外交”與規則博弈。在對外貿易層面，歐盟內部并非鐵板一塊：如法國支持保護主義，而德國、瑞典、捷克等國則強烈反對，擔心推高成本、引發貿易戰。德國甚至牽頭10國組成“產業之友”聯盟主張開放貿易。在法案實施的緩沖期內（預計1-3年），我方應聯合政企力量開展“精準外交”，重點與反對壁壘的理性成員國加強溝通合作，爭取法案最終執行細則的軟化，或為特定中歐重大合作項目爭取豁免。二是巧妙呼應歐洲“以市場換技術”的渴求，構建具有韌性的新合作范式。歐洲當前在新能源領域的策略，與我國燃油車時代“合資建廠、股比限制、以市場換技術”的路徑如出一轍。攻守易勢之下，我方企業應保持戰略定力，主動改變合作模式。建議考慮“技術授權”“供應鏈聯合孵化”或與歐洲傳統車企交叉持股等模式。用部分非核心技術的共享，換取歐洲本土深度的利益綁定，將歐洲巨頭轉化為我們在歐盟內部的忠實合作伙伴。同時，需搶在新規全面收緊前，加快落實我方已在歐規劃的超300GWh電池產能，形成不可替代的“存量優勢”。三是新形勢下將自身定位為化解歐洲“能源焦慮”的“解局人”。在全球傳統能源市場波動加大、供應不確定性顯著提升的當下，我方在對歐溝通時必須弱化產品價格優勢的宣傳（以防激化其對“傾銷”的擔憂），轉而將中國新能源產能定位為“解決歐洲能源危機與通脹壓力的最優解”。要在各層級對話中強化共識，即排斥中國新能源產品只會拖累歐洲氣候轉型、增加民眾負擔，而應將中國視為歐洲實現“能源獨立與綠色轉型”的合伙人。

PART 2

精選簡析

美國國內司法阻力持續加大，特朗普團隊急推新關稅體系

作者：周承哲

當地時間2月2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就最高法院關稅裁決舉行記者會（圖源：美聯社）

綜合彭博社、《聯合早報》、美國政治報（Politico）等多家媒體報道，在美國最高法院2月20日裁定特朗普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實施的“對等關稅”違憲僅兩周后，司法層面接連加壓。3月5日，美國24個州聯合向美國國際貿易法院（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CIT）提起訴訟，要求阻止特朗普政府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實施的新關稅。此次訴訟由紐約州、俄勒岡州、亞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總檢察長共同領導。據悉，這四個州曾聯合提起訴訟，并成功促使最高法院對特朗普此前的多項關稅政策作出裁決。各州主張122條款僅適用于“巨大且嚴重的國際收支赤字”等特定情形，而貿易逆差并不等同，依此認定總統構成再次越權。據此，各州請求法院裁定新關稅非法并阻止實施，同時要求聯邦政府在新關稅生效期間退還各州相關費用。白宮目前尚未回應。

同日，CIT重啟了又一項涉及特朗普政府政策的訴訟。該政策曾于2025年8月29日生效，取消了低價值進口商品的關稅豁免。此前，該案因最高法院審理特朗普全球關稅案而暫緩。目前法院已制定書面陳述時間表，預計4月完成。若法院駁回政府辯護意見，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可能再次上訴至最高法院。在執行層面，CIT也正敦促海關部門盡快推進系統建設，以退還最高法院認定非法征收的關稅。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執行主任布蘭登·洛德（Brandon Lord）透露，相關關稅涉及超33萬名進口商、5300萬條記錄，目前認定金額約1660億美元。目前海關正面臨空前的退款工作量，最快45天內建成自動化退款處理系統，流程有望于4月底正式啟動。

面對國內司法層面的多重挑戰，特朗普政府迅速轉向新的法律依據，以維持關稅威懾。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3月4日確認，特朗普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的“全球進口關稅”正式生效，稅率從10%上調至15%。他同時宣稱，政府計劃在150天內結合301條款、232條款等工具完成貿易調查，并于8月前進一步上調關稅，進而逐步構建新的關稅政策體系。3月11日，美國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Jamieson Greer）表示，美國將以“制造業產能過剩和生產相關的不公平交易行為”為由，對16個貿易伙伴發起301調查，具體包括中國、歐盟、新加坡、瑞士、挪威、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柬埔寨、泰國、韓國、越南、中國臺灣、孟加拉國、墨西哥、日本和印度。同時，美方將舉行聽證會并與相關方磋商，待調查結果公布后將視情采取相應行動，包括關稅、服務費或其他方式。

美國東海岸的薩凡納集裝箱港口（圖源：紐約時報）

IIA簡評

過去一個月內，美國國內各方圍繞關稅政策的博弈已迅速擴大。面對司法體系的制度性約束，特朗普政府轉而推進替代性關稅并啟動大規模貿易調查，試圖以此維持其政策工具箱的威懾力。但與IEEPA相比，這些工具實施的程序更復雜、周期更長，也更容易受到司法審查與政治博弈的掣肘。這意味著未來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推進節奏將相應放緩，整體效果也更趨復雜。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此次針對16個貿易伙伴啟動的301調查。此前，美國的301調查通常針對個別國家或特定產業爭議，例如2019年針對歐盟大型飛機補貼的案件，以及近年來針對中國半導體、海運和造船業的行業特定調查等。而此次調查既包括中國、歐盟、日本等主要貿易伙伴，也涵蓋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新興制造業經濟體，表明其施壓對象已從傳統貿易對手延伸至更廣泛的全球供應鏈關鍵節點。與此同時，美方敘事也由過去圍繞知識產權、補貼、市場準入等具體爭議，轉向“產能過剩”“不公平貿易行為”等更具概括性和產業競爭色彩的框架。這意味著301條款正從過去圍繞知識產權、特定補貼、市場準入等“一事一議”的特定爭端解決工具，轉向所謂“產能過剩”和“不公平貿易行為”等更具寬泛且主觀的施壓工具。對特朗普政府而言，這種做法具備更強的政策靈活性，可令其根據政治與經濟需要分階段施壓并攫取更大的談判空間。

在關注特朗普團隊構建新關稅體系的同時，有必要對關稅政策在美國國內持續遇阻的原因進行分析，這有助于了解關稅政策的運行效果并研判其未來走向。總體上，美國國內對關稅政策的質疑因四方面原因加深：一是關稅政策在改善貿易平衡方面的實際效果相對有限。在關稅率攀升至20世紀40年代以來最高水平的背景下，美國2025年度的貿易逆差反而創下25年新高；二是關稅的財政貢獻持續減弱。自特朗普去年11月下調部分關鍵關稅以來，關稅收入已連續四個月下降，其對填補財政缺口的實際效用愈發有限；三是關稅支出及不確定性擾亂了企業的經營節奏。摩根大通研究所報告指出，美國中型企業月度關稅支出已增至2024年的3倍，而貿易政策的持續不確定性也將進一步推高企業的合規成本與投資風險。最重要的是，關稅負擔正持續向家庭端傳導，并被轉化為政治敘事。美國核心個人消費支出價格指數（PCE）在2025年12月同比反彈至3.0%，創下近一年來最高水平，表明關稅成本仍在向消費端傳導。紐約聯儲和美國稅務基金會（Tax foundation）的研究表明，近90%的關稅負擔最終由美國消費者和企業消化，相當于在2025年對每個美國家庭平均增稅1000美元。隨著近期美國對伊朗開展持續的軍事行動，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公開抨擊特朗普“讓美國普通人為戰爭在油價和生活成本上買單”，并批判此舉與其“美國優先”承諾背道而馳，而民生議題也成為民主黨動員選民、塑造輿論的有力武器。

在特朗普政府“對等關稅”政策即將實施滿一年之際，回望這場席卷全球的經貿震蕩，不難發現，美國試圖通過單邊強權“速戰速決”的圖謀并未如愿，反而陷入了深度的內部消耗與外部孤立。這一過程不僅驗證了全球經貿體系的底層韌性，也為我國接下來應對復雜國際局勢、錨定戰略方向提供了極為清晰的啟示：第一，尊重經濟規律的強大引力，以美國“傷人傷己”的反例為鑒，構建互惠良性的外循環。過去一年的實踐證明，關稅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而是反噬自身的雙刃劍。美國的大幅加稅直接導致其國內通脹高企，從美發產品到服裝鞋帽，普通民眾的生活成本劇增，中小企業更是面臨斷供與破產的“陣痛”。這種以犧牲本國民生和企業利益為代價的經貿霸凌，本質上違背了全球化分工的經濟學常識。面對美國這種將貿易“武器化”的反面教材，中國更應堅定高舉自由貿易旗幟，堅持“互利共贏”的核心理念。我們要用更開放的市場、更普惠的合作模式，向世界展示與美國“關稅對關稅、壁壘對壁壘”這種零和博弈截然不同的“中國方案”，從而在動蕩中構建起一個更具吸引力和黏性的良性外循環。

第二，敏銳把握全球經貿格局的“去美國風險化”趨勢，通過持續賦能拓展多邊貿易基本盤。美國的“對等關稅”不僅劍指中國，更無差別地掃射了歐盟、日本等傳統盟友，嚴重破壞了全球產業鏈的信任基礎。在過去一年里，我們清晰地看到，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加速推進“去美國風險化”的雙邊或多邊貿易進程，全球經貿重心正在發生微妙的偏移。這正是中國破局的戰略良機。我們應善于利用這一國際體系的裂隙，積極“賦能”那些尋求貿易獨立性的中等強國和“全球南方”陣營。通過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深化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以及拓展各類雙邊自貿協定，中國將能夠把自身的市場體量轉化為穩定全球供應鏈的壓艙石。只要我們堅持做大自由貿易的蛋糕，美國的單邊主義就注定會在日益緊密的全球協作網絡中走向真正的孤立。

第三，要密切追蹤并用好海關退稅、小額包裹豁免等司法博弈的結果，及時調整應對策略。例如對于此前因非法關稅受損的傳統外貿企業，可以緊盯美國海關自動化退稅系統的推進時間表，并據此主動協助美國進口商完成資金回溯。一方面利用退稅款盤活企業現金流，可通過提前整理報關單據、關稅繳納記錄和交易合同等材料，協助美方進口商完成退稅申請流程，在退稅到賬后通過貨款抵扣、價格調整等方式回流至企業端，以此盤活企業現金流；另一方面則可借助這一過程與美國合作方重新對賬、梳理歷史訂單與成本結構，在退稅收益重新分配的基礎上，推動續簽長期供貨協議或調整采購條款，從而穩固既有合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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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李 征

排版｜詹蘊第

審核｜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