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省立第一師范的修水英烈群像

作者：朱旭東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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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紅角洲前湖之畔，坐落著一所百年師范學府——豫章師范學院。校園內，贊賢廣場上矗立著革命先烈的雕像，抱石園里回蕩著藝術大師的足跡。這所占地1200余畝的現代化校園，承載著江西師范教育百余年的厚重歷史。

學校的前身是1908年創辦的江西女子師范學堂和1914年成立的江西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后者作為江西近代師范教育的先驅，在風雨如磐的年代，不僅是知識的殿堂，更是革命火種的播撒地——羅石冰、鄒努、陳贊賢、丁健亞等一批革命先驅從這里走出，有名可考的烈士達數十人。

這些以青春許國的身影中，有一群來自贛西北修水縣的青年學子，他們懷揣救國理想，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丁健亞：江西黨、團組織重要領導人

丁健亞（1900—1929），又名丁潛，別號肖溟，修水縣路口鄉人，中共早期江西青年運動領導人之一。18歲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在校期間積極參加各項進步活動。不久，他結識了江西第一個革命團體“鄱陽湖社”的創辦者、江西“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發起人袁玉冰等人，并成為該研究會的骨干之一，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1923年3月8日，受黨組織之命，袁玉冰從北大回到南昌工作，后被江西軍閥蔡成勛逮捕，入獄八個月后方獲釋。同年12月15日，丁健亞在《新江西半月刊》（第六期）發表《到光明之路——入獄》一文。文中針對“麻木的社會看起來，當然是大驚小怪，說他（指袁玉冰）不該這樣干的”，以及一般青年糊涂地議論“江西青年運動，從此受了他一重莫大的打擊，以后任何事都沒人敢去干了”的論調，丁健亞義正辭嚴地寫道：“我以為要干的，還是要猛烈的干；不敢干的，只是偷生畏死的無用鬼。”

他指出，“冰冰此次被捕入獄，至少給與江西青年兩種影響：（一）促進江西青年的革命精神；（二）給將來的入獄者一個參考。”在文中，他號召“江西的青年不要遲疑，不要畏懼，個個養成一種入研究室的真精神，向前奮斗。”一個革命者堅定的信念與無畏的精神躍然紙上。

丁健亞像

1923年10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南昌地委（即江西地方團）第一屆委員會成立，趙醒儂當選為委員長，丁健亞是這時期江西21名早期團員之一。1924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重點培養對象與袁玉冰、胡越一（修水白嶺人）等一同被黨組織選派赴蘇聯莫斯科學習。

1925年10月，因革命斗爭形勢發展迅速，丁健亞、袁玉冰等根據黨的指示提前結束在蘇聯的學習回國，袁玉冰分配至上海團地委工作，丁健亞則回江西工作。同月26日，按照團中央第86號通告，江西團地委改選，成立江西第六屆團地委，丁健亞任團地委書記。同年11月，中共南昌特別支部書記趙醒儂因事赴滬，由丁健亞兼任中共南昌特別支部書記。

中共南昌特別支部是繼安源路礦支部之后，在江西建立的第二個黨組織。在此期間，丁健亞與其他同志一道，根據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積極籌備江西省國民黨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在趙醒儂、丁健亞等人的努力下，大會于同年12月在南昌黎明中學舉行，趙醒儂、丁健亞等16人當選為這屆省黨部的執監委員。其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占12名，掌握了江西省國民黨黨部的主要領導權。

正如1925年12月2日丁健亞給團中央《南昌地委關于民校情形的報告》所述：“查此間民校（指國民黨）現時完全在我們指導下，除三四個分部無我們同志外，余均在我們手里。”在趙醒儂、丁健亞等共產黨人的努力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在江西正式形成。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特別會議，要求各級組織積極發展工農運動，為迎接國民革命軍北伐做好準備。同年4月，為配合北伐軍進軍江西，丁健亞調任九江團地委書記。

丁健亞與黨組織派往九江協助工作的團南昌地委組織部主任馮任一道并肩作戰，時常冒著生命危險喬裝成工人、學生深入碼頭、鐵路、工廠、學校開展地下活動。為躲避敵人耳目，他們租住在九江西園路一間硝制皮革的手工作坊內，以此為掩護，積極在碼頭水警、工人群體中發展力量。

丁健亞烈士證書

1926年10月上旬，地下組織截獲關鍵情報：軍閥孫傳芳征用的“江永”號輪船，將運載大批兵員及軍用物資駛來往九江。丁健亞、馮任迅速制訂行動計劃，協助汪楊、劉子和等五名國民革命軍先遣隊員，喬裝成“茶役”，伺機行動。

10月16日，“江永輪”駛抵九江并泊于江心，船上載有船員、士兵共1600人，以及大量軍用品。拋錨后，汪楊等人潛入船中，首先破壞船上的太平水管，隨后將攜帶的火油等燃燒品藏匿于軍需物資中，縱火引燃。火借風勢迅速蔓延至全船，引發彈藥連環爆炸，船上士兵或葬身火海、或死于爆炸，或溺水身亡，所有軍用品被焚殆盡。

此次行動徹底切斷了孫傳芳的援軍物資供應，為國民革命軍攻占九江創造了有利條件，更標志著九江地區國民革命運動與中共黨組織的發展進入了嶄新階段。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丁健亞根據江西黨團聯席會議決定，以省農民運動特派員的身份回縣組織農民暴動。“六·七”事件后，他指導中共修水支部干事會在馬坳北山召開緊急會議，將修水黨的工作重心轉入農村，明確把地處土龍山、黃龍山一帶，黨組織力量較強且群眾基礎較好的仁、西兩鄉確定為黨的重點工作區域。會后，在他的指導下，西鄉農民很快發動了“二打曹家”的斗爭。

“二打曹家”勝利后，1928年3月上旬，丁健亞領導中共修水臨時縣委組織發動楊祠暴動，沉重打擊了塘城、沙坪、全豐一帶土豪劣紳的囂張氣焰。楊祠暴動作為黨領導的湘鄂贛邊境著名農民起義之一，已入選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革命百次農民起義》一書，其舊址被列入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

由于丁健亞常年為革命奔波操勞，積勞成疾，不幸染上肺病，壯志未酬，于1929年9月2日病故，年僅29歲。

吳天驥：紅軍政治工作卓越領導人

吳天驥（1903-1933），原名余垂成，修水縣全豐鎮人，紅十六軍首任政治部主任。1920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在校期間深受趙醒儂、袁玉冰等先進青年影響，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25年，他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入黨后，余垂成改名“吳天驥”，寓意愿為革命做“馬前卒”，如天馬般奔騰于革命浪潮之中。

1926年8月，吳天驥從江西省立第一師范畢業，受黨組織派遣回修水發展黨團組織，投身革命活動。

1928年初，中共修水臨時縣委成立楊祠暴動委員會，他任暴委委員。在暴委會議上，吳天驥提出“建立一支工農革命軍游擊隊，與平江東鄉的革命勢力相聯系，創造湘鄂贛邊界武裝割據新局面”的建議，得到臨時縣委采納。隨后，他參與組建修武銅工農革命軍游擊隊，打擊地主豪紳，鼓舞群眾斗志。同年10月，他向彭德懷匯報全豐曹姓土豪的罪行，促成紅五軍攻克曹家堡壘，史稱“三打曹家”。

楊祠暴動會議記錄

1929年1月，吳天驥任修水縣暴動委員會主任。他與暴委委員、游擊第一大隊黨代表王鐵猛一道，率隊痛殲朱溪吳六波反動民團，發展蘇區，擴大赤色區域。

1930年春，他與樊策安等縣委負責同志組織“三一八”武裝大示威和“紅色五月”暴動，配合紅五軍攻克修水縣城，并肅清藏匿的反動分子。他反對亂燒亂殺的盲動主義，嚴守黨的政策，受到紅五軍領導人彭德懷的贊揚。

1930年6月，修水縣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吳天驥當選縣蘇文化委員會主席。同年7月，他任副總指揮，與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總指揮樊生發一道，率湘鄂贛第三路赤衛軍配合紅三軍團攻打長沙，圓滿完成宣傳、救護等各項任務。不久，紅十六軍成立，在彭德懷的提議下，吳天驥調任軍政治部主任。

紅十六軍組建不久，政治工作尚處于初創階段。吳天驥上任后即召開部務會議，明確政治工作基本任務：健全黨組織，發揮支部作用，深入政治思想教育，使官兵下定為理想奮斗到底的決心。他著手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完善工作體系，主持制定《紅十六軍政治工作大綱》，確立“軍事與政治工作打成一片”的方針。政治部據此開設《社會主義淺說》《帝國主義》《工人運動》等政治課目，并先后頒布“官兵政治教育計劃”“士兵委員會工作條例”等一系列規章制度，使各項工作有章可循，有序運行。

吳天驥頒發的紅十六軍政治部布告

吳天驥注重干部調配，加強基層政治工作。1930年冬，紅十六軍第八師組建，他將政治部宣傳科長張四維調任八師政委；同年12月，第七師二團政委陣亡，他迅速調政治部秘書處長徐堅接任，使基層政治力量得到充實加強。

吳天驥不但是紅十六軍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者，而且是湘鄂贛蘇區威震敵膽的指揮員。

1930年冬，國民黨軍對湘鄂贛蘇區展開瘋狂清剿。11月，敵新編第三十二師、六十二師、十五師集中向平江、瀏陽、修水等蘇區核心區域發起猛攻。為打破敵軍“圍剿”，中共湖南省委指示紅十六軍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虛弱”的作戰方針。據此，吳天驥向軍首長提出“捏緊拳頭，大踏步前進，力爭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建議，被軍黨委采納。紅十六軍旋即馳騁于修水、武寧、銅鼓等地，連克數城，極大震懾了敵人。

12月17日，蔣介石急令湘鄂贛三省敵軍會攻修水、武寧，企圖一舉圍殲紅十六軍。危急關頭，吳天驥提出“跳出包圍圈，轉到外線尋機殲敵”的作戰方針，但軍長孔荷寵堅持向西南進軍直取平江，部隊只得向修水、平江邊界推進，在土龍鋪與王東原部遭遇。敵軍偵知紅十六軍主力位置后蜂擁而至，紅十六軍軍委遂在平江龍門召開緊急會議。會上，吳天驥再次提出到外線殲敵的主張，終獲采納。會議決定兵分兩路：孔荷寵率一部插入平江牽制敵人，政委李楚平與吳天驥率另一部揮師北向，迅速跳出包圍圈，挺進湖北通城。22日，攻克通城縣城，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

1931年3月，吳天驥調任湘鄂贛肅反委員會主任。他領導偵破工作，肅清了銅鼓蘇區的“鏟共青年團”等反革命組織。工作中他嚴肅認真，既不放縱敵人，也不濫捕亂殺，深得同志信任。

1932年3月，受“左”傾路線影響，吳天驥被調任《戰斗報》編輯。他不計得失，任勞任怨，因對肅反擴大化和軍區政治部主任劉學昊的專橫作風提出批評而遭忌恨。1933年10月，劉學昊叛逃前夕，將吳天驥誣陷為“托陳取消派”關押入獄，吳天驥隨后遇害，終年30歲。

1945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為吳天驥等同志平反昭雪，并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甘特吾：中共修水黨組織創建人

甘特吾（1899-1934），字恩聰，修水縣馬坳鎮人，中共修水縣委首任書記。1919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在校期間，他深受新思想熏陶，積極參加南昌學生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等進步活動，后被吸收加入共青團組織。

從省立第一師范畢業后，甘特吾回到家鄉，在修水縣立第一高級小學任教，一年后，即擔任了校長。1926年春，中共江西省委派胡越一到修水發展黨組織，甘特吾成為修水最早發展的黨員之一。同年7月，他同徐光華、樊策安、王希圣等五名黨員在青云門城墻上開會，成立了中共修水支部干事會，甘特吾擔任組織干事。這年冬，他又任支部干事會書記，還秘密成立了國共合作的修水縣黨部，擔任縣黨部常務委員（相當于負責人）。

1927年修水“六·七”事件后，甘特吾先后在馬坳、渣津、白嶺、大椿等地組織農民協會，揭露土豪劣紳制造“六·七”事件，屠殺共產黨人真相，宣傳革命勢力只有團結起來暴動，才能鏟除反革命勢力。并于同年7月21日在馬坳北山主持召開黨的緊急會議，將工作重心轉入農村，為修水黨組織發展奠定了基礎。

甘特吾在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中積極發展黨組織，先后在臺莊、上衫、大橋、渣津建立了四個區委、九個鄉黨支部。1927年12月，中共修水臨時縣委成立，甘特吾當選為書記；1928年4月，正式縣委成立，他繼續擔任書記；1930年7月，任湘鄂贛邊暴動委員會委員；1931年1月，任贛北特委（同年3月改為贛北分區委）委員、宣傳部長等職。

甘特吾像

在白色恐怖的險惡環境下，甘特吾化名“張武”“治武”，輾轉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地帶，為革命奔波。彼時，其父甘晉堂與母親鐘氏因支持子女投身革命，遭敵人通緝。兩位老人不顧年邁體弱，為免連累組織與家人，逃至湖南汨羅、湖北羊樓洞等地，以乞討為生。1931年至1932年間，老兩口先后因為貧病交加客死他鄉，尸骨未得歸葬故土。

甘特吾的妻子劉東梅通過秘密渠道得知這個噩耗，含淚寫信告知丈夫。甘特吾收信后，提筆回信：“梅：……爹、娘的去世，讓我這個不孝子萬分痛苦。但我們不要悲傷，也不要害怕。爹娘是為了支持革命而客骨他鄉的。他們預言的革命成功，是一定會來的。那時，我們就可以告慰爹娘了。嫂子、侄子、大弟和不少親戚被敵人殺害了，是為了革命的勝利而犧牲的。我寫了一首詩，與你共勉：‘不畏敵人兇，怕死不革命。獻出全家血，換取全國紅。’”

1934年6月，國民黨軍及地方武裝圍攻湘鄂贛省委駐地畫坪，甘特吾在渣津埠坑不幸被捕。在獄中，他鼓勵難友：“如果誰還活著，誰就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同年9月1日，他在修水縣城西擺魯家墈英勇就義，年僅35歲。

甘特吾的胞兄甘卓吾，曾任中共湘鄂贛省委委員、修水中心縣委書記。甘氏家族中，甘卓吾、甘特吾、甘成仁三兄弟，加上甘卓吾的妻子周衍梅、兒子甘傳爐，共五人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史稱“甘氏一門五烈”。據史料記載，甘特吾直系與旁系親屬中，先后有二十余人被敵人殺害。他們用生命踐行了“獻出全家血，換取全國紅”的錚錚誓言。

甘特吾家書

結語

從江西省立第一師范走出的丁健亞、吳天驥、甘特吾，是那個覺醒年代里無數熱血青年的縮影。他們在校園里接受新思想的洗禮，在白色恐怖下堅守信仰的火種，在槍林彈雨中踐行革命的誓言。或執筆為槍，或躍馬疆場，或毀家紓難，他們以各自的方式詮釋了何為“為理想奮斗到底”。當個人命運與民族前途交織，當書生意氣與家國情懷相融，他們用短暫而壯烈的一生，在贛鄱大地上寫下了不可磨滅的紅色篇章。這些從修水走出的英烈，其精神如幕阜山般巍然屹立，其信仰如修河水奔流不息，永遠激勵著后來者砥礪前行。

在江西省立第一師范的修水籍英烈中，丁健亞、吳天驥、甘特吾是杰出代表，此外還有不少默默奉獻、同樣值得銘記的革命先輩。例如，徐褐夫，1923年10月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南昌地方執委會（第一屆）委員，1926年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研究班深造，受到斯大林接見并被譽為“中國人民的好兒子”；1930年他從蘇聯回國后，積極投身黨的地下宣傳工作，以筆名“徐行”在上海報刊發表多篇論文，在文化戰線上為革命發聲。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蘭州大學副校長等職，成為著名的俄羅斯、蘇聯文學及中國現代文學權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