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武昌記·藝文志》有載：“吳赤烏八年，東吳武昌，宮中圖籍頗豐，設館于吳王城西偏。”赤烏八年，即公元二百四十五年，彼時三國鼎立之勢已然穩固，江東孫權立國已久。武昌自建安二十四年更名、黃龍元年定為帝都，即便后來孫權遷都建業，依舊將武昌視作東吳陪都，坐鎮荊江咽喉，節制江左軍政，更是南國一時的文獻淵藪、儒學風骨匯聚之地。
漢末天下大亂，群雄逐鹿，烽煙遍及九州。昔日兩漢朝廷秘府藏書、世家傳承典籍，大半毀于戰火，或散落民間，或流落山野。曹魏占據中原，竭力搜集兩漢舊籍；東吳割據江南，孫權深知經籍為立國文脈、教化之本，自執掌江東以來，便屢次下詔征集天下遺書，命朝臣尋訪秦漢文典、兩漢經注，收納各地士族私藏，悉數匯聚于武昌王宮之中。
歷經數十年搜集整理，至赤烏八年，武昌王宮藏書規模已然冠絕江南。吳王城西偏專門修筑藏書館舍，屋宇連綿，軒窗明凈，隔絕市井喧囂，專供當世名儒、典校文士校勘經文、整理簡冊。而王宮腹地之內，沿襲漢制設立東觀，作為東吳最高規格的皇家藏書秘府，由東觀令總領其事，韋曜、華覈等一代文史大家先后在此任職，執掌典籍校訂、史書修撰之重任，規制儼然，媲美漢家蘭臺石室。
東觀藏書秘不示人，所藏皆為世間罕見的稀世孤本與殘卷，其中尤為珍貴者，首推秦代遺存的《古文尚書》殘卷。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后，六國典籍焚毀殆盡，《尚書》古文版本近乎絕跡。西漢魯恭王拆毀孔子舊宅，于墻壁之中發掘古文《尚書》，得以重傳世間。漢末戰亂，孔壁舊本輾轉流失，中原早已難尋完本，唯獨東吳多方尋訪，得秦人抄寫殘卷藏于武昌東觀。其竹簡古樸，隸篆相間，文字未遭后世篡改，保留了先秦經文原始面貌，成為當時考據《尚書》古義最珍貴的實物佐證。
館藏之中，另有東漢經學宗師鄭玄所注《論語》舊抄本，彌足珍貴。鄭玄遍注群經，以《魯論語》為根基，博采《齊論語》與《古論語》之長，融匯三家要義，勘定文本、注解經義，終結了漢代《論語》版本紛亂的局面，是魏晉士人研學儒學的核心范本。鄭玄離世后，其注本在中原幾經傳抄，錯漏漸生，加之戰亂損毀，早期舊抄本日漸稀少。武昌東觀所藏，為漢末未經刪改的原始抄本，筆墨古樸，注解完整，區別于后世流傳的訛變版本，亦是后世敦煌、吐魯番出土鄭玄《論語注》殘卷之外，極為重要的傳承源頭。
除卻儒家經典，東觀深處還秘藏一部《楚漢春秋》楚漢之際秘本。《楚漢春秋》為陸賈所撰，記載秦亡漢興、楚漢爭霸的朝野舊事、君臣言行，是司馬遷撰寫《史記》最重要的史料依據。此書在漢代廣為流傳，然至三國時期，原版全文已然散佚，世間僅有節選摘抄。東吳所得秘本，完整保留了楚漢之際的人物軼事、諸侯盟會、民間風物，內容較之當時通行本更為詳實，屬當世孤本，尋常儒生終生不得一見。
彼時鄂州作為東吳文脈重鎮，不僅王宮東觀典藏宏富，城西藏書館亦收納經、史、子、集各類典籍五千余卷。朝廷設置專職典書吏，訂立藏書規約，分門別類妥善保管，對殘破簡牘加以修補，對訛誤文字逐一校勘。四方儒生士子負笈南下，千里奔赴武昌，只求一睹秘府典籍，一時江左文風鼎盛，冠于南方。
天下典籍聚散無常，歲月流轉，王朝更迭。東吳覆滅之后，武昌宮中圖籍屢遭劫掠，無數孤本殘卷散落飄零，秦代《古文尚書》、鄭玄舊抄、《楚漢春秋》秘本皆漸漸湮滅于歷史長河，不復完整傳世。幸而《武昌記》留存筆墨，記載赤烏年間藏書之盛，讓后世得以窺見三國武昌文脈之璀璨，知曉昔日江東典藏之厚重，亦感念古人亂世護書、傳承圣學的一片赤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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