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德懷：用老照片搭建文化間溝通的橋梁

近些年來，出版市場出現了大量前媒體人寫作的圖書。在這一出版現象背后，不僅有著媒體轉型時期帶來的身份變革，還有出版市場的內容轉向。這一新型寫作群體的崛起，背后有著非常復雜的社會轉向和個人因素。除去他們寫作的內容之外，他們身份轉型背后的社會敘事同樣值得珍視。較之于前一代的媒體人，他們面對社會的變革和媒介的轉型時，往往悄然無聲地憑借自身興趣投入到某個領域，持續進行內容創作。在著作出版的個人簡介里，他們依然不忘給自己標注著前媒體人的身份屬性，這也說明了他們或許只短暫擁有過媒體工作的職場經驗，但依然對媒體人的角色有著不可磨滅的情懷。

本期專題選取了近期出版新書的三位前媒體人為敘述對象，以訪談問答的形式進行媒體記憶的個體回顧和身份轉型的心態考察，講述他們從媒體人走向知識人的心路歷程和社會敘事，以及他們的媒體經驗如何塑造自身寫作形態。本篇為對鄒德懷的訪談。

鄒德懷曾任門戶頻道主編，自2012年起致力于東亞近現代歷史相關影像材料與近代文物的征集和研究，目前收藏有原版老照片十萬余張。對他來說，收藏老照片是填補影像檔案的空白。

下文為嚴步耕和鄒德懷的對話。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4月17日專題《一個新寫作群體的崛起》B05版。

B01「主題」一個新寫作群體的崛起

B02「主題」從媒體人到知識人

B03「主題」馮翔：擴大自己的舒適區

B04「主題」楊津濤：從雜志編輯到互聯網“廠民”

B05「主題」鄒德懷：用老照片搭建文化間溝通的橋梁

采寫丨嚴步耕

鄒德懷收藏家，擔任中德交流合作協會特邀理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特約研究員、新加坡《聯合早報》專欄作家等。著有《山河在》《東行漫記》（即將上市）等。

用影像向大眾講述歷史

嚴步耕：最早是什么原因讓你投身媒體的？在媒體工作之前和之后給你的感受有何不同？

鄒德懷：我大學學的是視覺傳達，但從小就喜歡歷史，這兩件事一直并存在我身上。2012年畢業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去了《看歷史》。那是當時國內最好的一本民間歷史雜志，我在里面做圖片和內容編輯，后來又去創建網易歷史文化頻道，一路走來。為什么選媒體？說到底還是因為喜歡歷史，想做相關的事，而那時候的媒體，是能讓我離歷史最近的地方。

進媒體前，我對這份工作更多是一種期待——覺得能接觸很多歷史內容，寫自己感興趣的東西。但真正進去之后，感受就復雜多了。做內容的人都知道，你寫的東西能不能被人看見、能不能打動人，里面的學問很大。因為學過繪畫，我對圖像比較敏感，也慢慢意識到：影像是信息密度最高、傳播門檻最低的媒介。一張好照片，哪怕是對歷史完全沒興趣的人，也可能被里面的某個細節吸引，進而想去了解背后的故事。這是純文字很難做到的。

嚴步耕：你在媒體主要是做稿件編輯的工作，你認為媒體編輯是怎樣的一種角色？自我是如何看待這種角色的？

鄒德懷：在《看歷史》做編輯的時候，我就意識到一個問題：純文字的傳播門檻其實很高。你寫得再扎實，別人如果對這段歷史不感興趣，根本就不會看。所以我眼里的編輯，首先得想清楚怎么讓人愿意看進去。我一直覺得影像在這件事上有天然的優勢——一張好照片里的某個細節，能抓住那些對歷史完全沒興趣的人，讓他們忍不住想知道后面發生了什么。這是文字很難做到的。所以我的工作，說白了就是找到這些最直接的東西，把大眾和那些看上去很枯燥的歷史連起來。

我不覺得編輯只是個在流水線上處理稿件的人。更重要的是，你得知道什么東西值得被講出來，然后找到一個讓人真正能接收到的方式去講它。這件事做好了，讀者不會記得你，但那個故事他會記得。

嚴步耕：如何看待你這一代媒體人與上一代媒體人之間的社會記憶？你覺得你這一代媒體人的社會記憶是否值得被記錄？

鄒德懷：我覺得不同之處在視角和媒介。前輩們經歷或親歷了某些歷史節點，對史料的判斷更穩健、更深入；而我們這一代是在數字化環境里長大的，對視覺信息更敏感，更習慣用照片、短視頻甚至社交媒體去記錄和表達。對我來說，照片不只是文獻，也是敘事工具，可以用它和歷史對話，也可以用它連接不同的人。

但相通之處其實更多。無論哪一代人，面對真正動人的故事，情感的共鳴是相通的。我在展覽現場見過耄耋老者眼含熱淚，也見過十幾歲的孩子認真凝視一張戰地照片，他們未必經歷了同一個時代，但能從影像里讀出同樣的敬意和震撼。至于我們這一代的社會記憶值不值得被記錄——我沒有想太多這個問題，我更關心的是把手邊的事做好：把那些容易被遺忘的細節，一個人名、一場小規模戰斗、一張無人問津的照片，盡可能清晰地保留下來。

堅持用手工方式復原照片

嚴步耕：收藏給你帶來的體會是怎樣的？

鄒德懷：因為我喜歡圖像，面對一張黑白老照片的時候，職業本能讓我會去想，當時的顏色到底是什么樣的。這種好奇心把我帶進了收藏的世界，漸漸地越陷越深。搜尋照片的過程，從網絡拍賣到跳蚤市場，從舊書店到私人藏家，范圍鋪得越來越廣，這些年賺來的錢也幾乎全填進去了。

錯過的照片和相冊不少，有時候精力和財力跟不上，眼睜睜看著一本好東西被別人拿走，那種感覺很難受，因為那些東西一旦錯過，可能真的就再也遇不到了。

但每次翻開一本新到手的相冊，在某一頁突然看到一張從未公開過的戰役現場影像，或者翻到照片背面，發現一行字跡剛勁的遺書，那個瞬間所有的難受都壓下去了。

嚴步耕：早期收藏與如今研究之間，是如何逐步建立起來的？是初期便有這樣的計劃，還是后來因緣際會？

鄒德懷：最初沒有系統的規劃，完全是隨著收藏擴充慢慢摸清方向的。我最早收藏家鄉青島的老照片，因為青島是1897年開埠，相關影像非常稀缺，加上我祖父和父親都做海運，我從小在港口邊長大，對那個地方有很深的情感。2015年才開始轉向中日戰爭史。后來渠道越來越廣，幫我的朋友越來越多，研究重心才逐漸擴展到早期中國影像和海外華人影像。

研究方法也是在實踐里摸出來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陽明堡那張照片——從一本日軍相冊里發現的，唯一的線索是背面寫了“陽明堡”三個字，我和歷史研究者吳京昴花了幾個月，用顯微鏡觀察遺體上的帽徽、草鞋、手榴彈型號，調閱地形圖、戰史資料、日軍作戰記錄、當日天氣報告，最終在軍史專家余戈老師的幫助下，確認這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張陽明堡機場戰后現場影像。就是這樣一點一點把線索拼起來的。

嚴步耕：目前你的收藏量是怎樣的？主要有哪些方面的收藏？收藏對你意味著什么？

鄒德懷：目前我收藏的原版老照片有10萬多張，時間跨度在1850年代至1940年代之間。其中大概8萬張是抗戰十四年期間拍攝的歷史影像。

方向大致分四類：青島早期影像、中日戰爭影像、早期中國影像、海外華人影像。這四類之間有很多交集，比如抗戰期間回國參軍的海外華人，相關影像同時屬于中日戰爭影像和海外華人影像；我收藏的1900年瓦德西元帥的私人相冊，記錄了他從德國啟程到中國的整個旅程，里面有大量香港、上海、天津、青島的照片，既屬于青島早期影像，也歸入早期中國影像。

以私人相冊為主，是我收藏里比較有特點的一塊。單張照片的價值往往聚焦在畫面本身反映的信息上，而一本相冊更像是一個連貫的故事，一張張照片像是回憶里一幀幀的畫面。我喜歡故事，所以對相冊有一種特別的偏好。

我從來沒有以投資的角度看待這批東西，至今沒有賣出過任何一張照片。我買照片是出于研究興趣，圈子里的人大概都知道這一點。我常開玩笑說，我可能是為數不多希望藏品貶值的收藏者，那樣我就能買到更多來研究了。

至于這批收藏能扮演什么角色，我想過很多次。對我自己來說，它是一種持續的驅動，每翻到一張沒見過的照片，就會想把它背后的故事挖出來。對社會來說，我希望它們能做一件事——讓那些幾乎被歷史遺忘的人重新有名有姓地站在人面前。

我常說自己只是這些影像的臨時保管者，它們遲早要歸還給歷史。未來我也希望能把這批藏品完整交托給一個合適的機構或基金會，讓它們得到妥善的保護和研究，而不是鎖在我一個人的抽屜里。

嚴步耕：《山河在：一部鮮活的抗戰史（1931—1945）》這部著作，你引進了國外出版界的老照片上色技術。作為首部全彩上色抗戰史圖文書，你強調這部著作并非單純的圖文注解，那么你自身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老照片研究和寫作呢？

鄒德懷：我曾多次提到，這本書絕不是簡單的“給老照片配圖說”。傳統的圖文注解，邏輯往往是圖在先，文字作為附屬說明；而《山河在》的創作邏輯恰恰相反，它是先有深度的史學考證，隨后才有文字的呈現。我深知自己只是一名歷史愛好者，不敢妄稱學者，因此，我特別希望避開枯燥宏大的學術論述，轉而用通俗易懂、極具故事性的語言作為全書骨架，讓那些對抗戰史了解不深的讀者，也能毫無門檻地翻開這段沉甸甸的歲月。

在視覺呈現上，我之所以引進老照片上色技術并堅持純手工復原，是因為它和史料考證一樣，容不得半點馬虎，在嚴肅的歷史考證面前，大數據的算法依然存在局限。雖然算法在處理天空、草地等自然景觀時憑借數據庫能做到差強人意，但一碰到不同番號的軍服制式、復雜的武器裝備，它就徹底失去了判斷力。舉個例子，收復騰沖那張原片里，天空原本白茫茫一片，為了精準還原當時的氣象，我專門請教了余戈老師，得知決戰當天下著小雨，這才最終敲定了帶有肅穆感的冷色調基調。

為一張簡單的圖著色可能要耗費幾個小時，復雜的甚至要斷斷續續死磕整整一周。但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為色彩絕不僅僅是視覺上的修飾，它本身就承載著極其關鍵的歷史密碼，這種穿越時空的真實感和巨大的信息量，是黑白照片所難以企及的。

《山河在》作者：鄒德懷版本：甲骨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年11月

建立關于戰爭和記憶的對話

嚴步耕：老照片的歷史研究，與文字史料學方面的歷史研究，存在哪些不同的困難和樂趣？媒體經歷是否給你的收藏、研究和寫作帶來了不同的視角和感受？

鄒德懷：文字史料研究有比較固定的路徑可以走，檔案館、文獻數據庫，相對有跡可循。老照片研究最大的困難，是它往往什么提示都沒有。一張照片背面可能只有三個字，一本相冊可能只留下拍攝者的名字，其余一切都要從頭重建——服飾、武器、地形、天氣、戰史記錄，一條一條對照，才能慢慢判斷出照片里的現場是什么。

但困難也就是樂趣所在。陽明堡那張照片，用顯微鏡觀察遺體上的帽徽和草鞋一點點確認的過程，那種感覺是翻檔案給不了你的。文字史料告訴你事情發生了，照片告訴你它發生時是什么樣子——光線、表情、細節，那些文字永遠無法完整還原的現場感，照片里都有。

有時候一張照片里的細節，能直接糾正既有的歷史認知。四行倉庫那張照片，黑白原片里分不清攻入倉庫的是日本海軍陸戰隊還是陸軍，上色之后軍服顏色一出來，兩者的差異就清楚了。電影《八佰》里攻入四行倉庫的日本士兵穿的是陸軍軍服，其實是搞錯了。這種細節，文字史料里不會有人專門記錄，只有照片能告訴你。

媒體經歷的影響是很實在的。我對宏大敘事和枯燥的史料本來就有些抵觸，更習慣從一個具體的人、一張具體的照片出發，然后把故事一點一點鋪開。這種習慣，和做媒體時反復問自己“讀者看不看得進去”，本質上是同一件事。

嚴步耕：近期，你的新書《東行漫記：大師、軍閥、瑞典王儲與1920年代的中國》即將上市，這部書也是基于老照片的研究而撰寫的嗎？

鄒德懷：是的。這本書的核心素材是2022年我在拍賣會拍下的一套極珍貴的孤本相冊，記錄了1926年瑞典王儲（后來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夫婦訪華的全程影像，由隨行者拉格雷柳斯拍攝和收集，塵封了將近一百年。

當時這套相冊的成交價高達六十多萬，我的忘年交、浙江諸暨的企業家陳永新提供了我大部分資金。我相信這套相冊可以寫成一本廣受歡迎的圖書，因為它以王子的視角切入了1926年軍閥混戰、北伐興起的復雜中國，里面有梁啟超、梅蘭芳、閻錫山的交往細節，也有周口店北京人化石公布等重大事件。這是一段被歷史遺忘的中外交流佳話，我覺得有責任把它講出來。

嚴步耕：你在老照片的研究之外，還經常在國內或國外進行展覽，與國際諸多知名學者之間建立了密切的聯系。你希望你的收藏、研究和寫作能夠走向怎樣的意義性角色？

鄒德懷：我常常想起哈佛大學張琴教授和我分享過的一句話：“昔日如異邦”（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我們今天凝視一張清末或民國的照片，那些街道的尺度、士兵的衣裝、孩子的發型，都像是來自一個我們從未真正抵達的世界。那種陌生感，是文化斷層與歷史失憶共同造成的。

2025年12月中旬，我在香港科技大學參加香港抗戰勝利80周年論壇的時候見到剛出版過審判日本戰犯專著的劍橋大學歷史教授顧若鵬（barak kushner）。我在會議間隙向他分享了籌備東京審判的薩頓檢察官的檔案和日記，他很驚訝。后來在郵件里還回復我說薩頓檢察官的日記極為重要且從未出現過。

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在這種斷層里搭一點東西。不是以學院式的姿態，而是以普通人都能接近的方式——一張彩色的照片，一個有血有肉的故事，一場在真實歷史現場舉辦的展覽。

這兩年，從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到香港大會堂，從美國加州的大黃蜂號航母博物館到昆明抗戰勝利紀念堂，從青島的獨立書店到德國世界文化遺產城市的圖書館，我已經舉辦了8場展覽，我看到不同年齡、不同國籍的人在同一張照片前停下腳步。那個瞬間讓我覺得，歷史的共鳴是可以跨越語言和國界的，只要影像足夠真實，故事足夠具體。

我沒有太宏大的目標。填補影像檔案的空白，在中外之間建立一些關于戰爭和記憶的對話，讓更多年輕人知道歷史不是課本上的年份——能做到這些，就夠了。那些在戰火里倒下的人，只要還有人記得，就不曾消失。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采寫：嚴步耕；編輯：李永博，申璐；校對：翟永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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