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梅尼臨終，為何致信蘇聯：若想解決危機，蘇聯須改信伊斯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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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伊朗支持的真主黨和敘利亞青睞的阿邁勒之間爆發了一場公開的戰爭，點燃這次劇烈沖突的火花是，1988年2月，作為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非武裝軍事觀察員的美國陸軍中校希金斯被真主黨武裝綁架。

1、與黎巴嫩真主黨的齟齬

對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的態度是真主黨與阿邁勒之間不同立場的一個重要分水嶺。阿邁勒的目標是要恢復在南黎巴嫩穩定的安全環境，在它看來，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是一種對黎以沖突的合法性參與，代表著國際監督和協調，增加了黎巴嫩人的安全系數，也是間接經濟援助的重要來源。因此，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對阿邁勒而言是一支應該合作的同盟力量。真主黨出于自己的利益，將聯合國視為美國和以色列勢力的工具，將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看作超級大國插手的又一例證，認為這支部隊不是服務于黎巴嫩而是服務于以色列的利益，因為聯合國臨時部隊阻止真主黨武裝人員攻擊以色列安全地帶。

希金斯被綁架之后，南黎巴嫩的緊張狀態立即上升，最后阿邁勒發起了一場戰役以清除真主黨在南部的存在。雖然阿邁勒當地領導人達歐德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死于1988年9月22日在貝魯特附近的一次伏擊)，但阿邁勒達到了自己的目標。真主黨的反應是在貝魯特郊區發動反攻勢，取得了在貝魯特郊區的優勢地位。

雙方沖突的殘酷性使伊朗不得不干預。拉夫桑賈尼抨擊雙方，指責他們“以伊斯蘭的名義犯罪”。他說他“感到厭惡，那些將槍口直接指向什葉派同胞而不是指向仇敵以色列的人應該洗凈自己的雙手”。重大沖突一直持續到1989年1月底，敘利亞和伊朗外交使團設法在阿邁勒和真主黨之間拼湊了一項停火協定，阿邁勒在黎南部的權威得到承認，還規定不允許巴解組織武裝在黎巴嫩南部的存在，同時雙方同意不能攻擊聯合國及人道救援人員。

協議簽訂之后，真主黨不再獨享伊朗的支持。伊朗駐貝魯特大使館發表了一項重要聲明：

“大使館向所有致力于平息騷亂之火的虔誠人民伸出自己的手。它將支持任何使雙方和解、結束戰爭的措施。伊斯蘭共和國大使館屬于所有人，可以聽取任何人的意見以結束這場流血爭端”。

伊朗甚至還試圖維持與真主黨以外的一些什葉派名流和團體的關系，顯示了伊朗對于黎巴嫩的一種中間道路傾向，意味著伊朗對真主黨的公開不滿。1988年12月，穆夫提沙姆斯·丁(黎巴嫩最高什葉派伊斯蘭會議副主席)對伊朗的訪問激怒了真主黨，真主黨領袖法德拉拉赫尖刻地評論道，這一訪問是無用的，因為解決方案只能在黎巴嫩而非伊朗尋找。這說明真主黨與伊朗之間此時關系較為緊張。

出于當地民眾和國際輿論的壓力，伊朗壓制了它一貫支持的激進的真主黨，這樣的舉動似乎表明伊朗此時已經放棄激進的輸出革命手段，轉而主張溫和的輸出方式，這是自1988年7月兩伊戰爭結束以來對外路線新趨勢的繼續。

2、拉什迪事件

然而，霍梅尼真的改變了自己的選擇嗎？

拉什迪事件作出了回答。

1988年9月，倫敦企鵝出版社出版了印度裔英國作家薩爾曼·拉什迪的作品《撒旦詩篇》。這是一本后現代幻想型小說，作者以荒誕的筆法，描述了一個名叫穆罕默德·馬洪德的商人受到真主的耳語，成了先知，在一座名為賈希利耶的城市創立了一種宗教。在這本書里，馬洪德被描繪成一個反復無常、鮮廉寡恥的騙子和好色之徒。穆斯林認為，拉什迪采用象征手法，影射先知穆罕默德和圣地麥加，犯了褻瀆伊斯蘭教的彌天大罪，因此，該書出版以后，引起成千上萬旅居英國的穆斯林在倫敦等地集會抗議，焚燒《撒旦詩篇》，要求查禁該書，并逐漸演化為一場國際風波。

企鵝出版社本打算在拉什迪出生地印度發行此書，但10月5日，印度議會立法禁止該書在印度出版發行。接著，南非、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孟加拉國、印尼、馬來西亞等40多個穆斯林較多的國家先后下了禁書令。隨后，由于歐洲多家報刊公開支持該書和出版者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導致穆斯林抗議和譴責的浪潮蔓延到歐洲各地，并遍及整個伊斯蘭世界。在這場騷亂中，全球共有20多人死亡。12月12日，數千名憤怒的巴基斯坦穆斯林沖擊了伊斯蘭堡的美國文化中心，警察開槍鎮壓，導致5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從1989年初開始，穆斯林攻擊的矛頭轉向了書的作者，有人喊出了絞死拉什迪的口號。

2月14日，霍梅尼發布了一道被稱為“20世紀最重要的”法特瓦，稱《撒旦詩篇》是反伊斯蘭的一個國際陰謀：

“我告訴你們這些自豪的世界穆斯林人民…《撒旦詩篇》反伊斯蘭、反先知、反古蘭經…它們（西方大國）的關鍵并非是在為一個人辯護，它們的宗旨是支持一種反伊斯蘭、反價值觀的潮流，它是由那些屬于猶太復國主義、英國、美國的機構策劃的，由于它們的無知和草率，它們已經將自己置于伊斯蘭世界的對立面。”

因此，霍梅尼提出不僅要禁書，還要嚴懲作者和出版者：

“我謹以真主的名義通知全世界虔誠的穆斯林，《撒旦詩篇》一書的作者及出版者已嚴重冒犯了伊斯蘭教、先知和《古蘭經》，必須將他們處死。我要求每個穆斯林不論在何處發現他們就立即執行其死刑，旨在使任何人都將不再敢褻瀆伊斯蘭的神圣價值。無論誰因此而犧牲都將成為光榮的烈士，并將直升天國。”

霍梅尼教令下達后，伊朗政府也馬上公布了處死拉什迪的懸賞金：殺死拉什迪的穆斯林可以得到260萬美元，外國人可以得到100萬美元。霍梅尼的追殺令得到了全球絕大多數穆斯林和伊斯蘭團體組織的支持，世界許多國家包括英國的穆斯林也都表示，只要發現拉什迪，一定要親手將他殺死。后來，在全球各地有多名外貌與拉什迪相似者被狂熱的穆斯林刺殺。

霍梅尼的死刑令震驚了整個西方世界。盡管有少數人表示言論自由不能容忍攻擊宗教信仰、傷害宗教感情，但西方的主流價值觀無法理解和接受伊斯蘭的這種處決方式。

西方國家紛紛指責伊朗和霜梅尼，認為“一個國家的政府絕對沒有權利判處另一個國家公民的死刑”，“文明世界決不能容忍這種號召國際恐怖主義的行為”。

英國政府率先作出反應，一方面向伊朗提出強烈抗議，停止了正在進行的與伊朗改善關系的外交談判，同時，對拉什迪采取個人安全警衛措施，將其嚴密保護起來。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也出面呼吁伊朗取消對拉什迪生命和人權的威脅，但未能改變霍梅尼的旨意。事件的進一步發展，導致伊朗與西方剛剛有所緩和的關系急劇降溫，不僅英國斷絕了與伊朗的外交關系，而且西方各國采取共同行動，召回各自駐伊朗使節以示抗議，譴責霍梅尼這一違反最基本的國際法則的行為。

薩爾曼·拉什迪起初為自己辯解說，他只是敘述了一個想象的故事，根本無意污蔑伊斯蘭。但在霍梅尼發出死刑令后，2月18日，拉什迪還是發表了一個表示悔過的聲明，試圖平息此事，他說：“書的出版引起了世界許多地方虔誠穆斯林的痛苦，我對此感到深深的遺憾。”

但霍梅尼立刻重申：“即使拉什迪仟悔并成為虔誠的人，也不能得到寬恕，每個穆斯林應以自己擁有的手段送他去監獄。”不久，霍梅尼去世了，但那道死刑令卻仍然有效，像魔咒一樣令拉什迪寢食難安。在各地狂熱穆斯林的追擊下，他只能度日如年地過著隱居逃亡生活。

從伊朗的角度來看，霍梅尼的死刑宣判不僅對瀆圣和背教給予了伊斯蘭的懲罰，而且有助于輸出革命。雖然伊斯蘭會議組織在其1989年3月16日公布的決議中并未明確認可霍梅尼的死刑宣判，但伊朗報刊努力獲取宣傳好處，歡呼會議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一次勝利。“伊斯蘭會議組織宣布拉什迪為背教者，這是伊朗的一次巨大勝利”之類的大字標題充斥伊朗主要報刊。

一家伊朗報紙社論認為：

“與西方的期望相反，伊斯蘭會議組織…支持伊斯蘭共和國的領導層和政府，以外交語言證實了伊瑪目霍梅尼的教令。”

拉什迪事件給伊朗內部持強硬路線的激進分子提供了一個改變路向的支點，促使霍梅尼作為伊朗的最高宗教領袖作出回應，迫使伊朗政權離開了更為靈活的實用主義道路，中斷了與西方關系的正常化進程。當然，這一事件也給霍梅尼提供了一個機會，重申他的伊斯蘭國際領導權，重燃保衛伊斯蘭的戰斗熱情，從而轉移了對伊朗內部緊迫的社會經濟問題和日益增長的社會不滿的注意力。伊朗與英國斷交、與整個西方對峙、迫使既定繼承人蒙塔澤里辭職、解除一大批政府內部的溫和派和實用主義者的職務，以及重拾激進的強硬言辭，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伊斯蘭共和國的對外政策再次逆轉。

從1989年2月14日宣判拉什迪死刑到1989年6月3日霍梅尼去世，伊朗的政治天平再次傾向激進理想主義者一邊。

在1989年2月22日的講話中，在批評實用現實主義者匆忙修補與西方的關系時，霍梅尼說：

“對于我們而言并非必須要建立廣泛的聯系，因為敵人開始認為我們已經變得如此倚賴、如此看重他們的存在，以至于相信我們會平靜地寬恕對信仰和宗教圣潔的侮爝。那些仍然這樣想并警告我們必須著手修改我們的政策、原則和外交，警告我們已經鑄下大錯不能重復以前錯誤的人；那些認為激進主義口號和戰爭將會引起東西方對我們的厭惡并最終導致國家孤立的人；那些相信如果我們以一種實用的方式行事就將得到慈悲的回報并最終建立國家、伊斯蘭和穆斯林相互尊重的人，對他們而言，這（指拉什迪的小說）就是一個例證。”

拉什迪事件引發了一場新的世界性危機。對伊朗領土以外的英國臣民宣判死刑是霍梅尼生前輸出革命的最后一次嘗試，這一行為證明伊朗對“輸出革命”的根本承諾依然有效。它也表明，相對于各個國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興起的本土根源，評估伊朗輸出革命行為的影響不僅對穆斯林世界，而且對于整個國際體系都有著深遠的含義。

3、輸出革命的本質

1989年1月1日，霍梅尼給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發出一封信函。

在信中，霍梅尼認為，東西方在意識形態上均已徹底失敗，因為他們缺乏精神上的信仰。霍梅尼提出要以伊斯蘭價值觀來填補這一“意識形態真空”，只有伊斯蘭價值觀“是一種健康的方式，能夠拯救所有國家”，而馬克思主義“不能滿足人的真實需要，它是一種唯物主義的意識形態，不可能僅僅依靠唯物主義將人類從精神信仰缺失的危機中拯救出來，而這是東西方社會最根本的病癥”。

當時西方很多人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和“改革”，霍梅尼卻勸告他：

“我強烈敦促你，在推倒馬克思主義空想的圍墻時，不要落入西方和大撒旦的牢籠之中。”

在重申東西方的不幸反映了精神缺失的同時，他明確告誡戈爾巴喬夫：

“人應該轉向真理。你的國家的主要困難不是所有權、經濟或自由的問題。你們的困境在于缺乏對真主的真正信仰，同樣的困境已經將西方拖向頹廢和絕望的終點。你們的首要問題是長期徒勞地與真主作斗爭，真主是一切存在和創造物的源頭。”

在信的最后，霍梅尼說道：“我坦率地宣布，作為伊斯蘭世界最偉大、最強大的基地，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可以毫不費力地填補你們體制中的意識形態真空。”

在這封信中，霍梅尼實際上以哲學討論的方式含蓄地闡釋了伊朗外交政策的孿生原則：第一，通過在缺乏宗教精神的基礎上否定東西方的杜會模式，宣揚了“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原則；第二，通過暗示作為伊斯蘭世界最強大基地的伊朗可以輕易填補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意識形態真空，提出了輸出革命的主張。

當然，這兩點原則并非到與戈爾巴喬夫討論時霍梅尼才開始提出的。實際上，關于第一個原則，蛋梅尼早在10年前就已經宣布：“我們是一致公開宜布尋求一個伊斯蘭共和國的民族，它既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它只要伊斯蘭共和國一事實如此，我們沒有權力說這個正在反抗中的民族這樣做是為了獲得民主…”

至于第二點原則，1980年3月21日，霍梅尼在新年致詞中說過：

“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將我們的革命輸出到世界。我們應該拋棄不要輸出革命的想法，因為伊斯蘭并不認為各個伊斯蘭國家有什么不同，它是世界所有被壓迫人民的支柱。另一方面，所有列強都一心要摧毀我們，如果我們仍然停留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我們必將面臨失敗。”

因此，當我們檢視伊斯蘭的普世情懷、伊朗的政治文化和霍梅尼的政治哲學時，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輸出革命的目標就很明顯了。從短期來看，它是為了保衛法基赫監護的伊斯蘭神權體制，保衛伊斯蘭共和國在國際上尤其是在波斯灣的安全。

正如哈梅內伊所說：“如果把革命限制在伊朗境內，它將變得軟弱無力。”

從長遠來看，伊朗輸出革命政策的目標，是要在伊斯蘭世界乃至全球建立一個以伊朗為中心的伊斯蘭新秩序，換言之，伊朗試圖在所有伊斯蘭國家推行與自已一樣的神權政治，以建立伊朗在伊斯蘭世界的領袖地位，并最終建立一個“伊斯蘭正義之傘”保護下的全新世界秩序。

在尋求建立伊斯蘭新秩序的過程中，阿拉伯民族主義構成了伊朗輸出革命的一個巨大障礙。由于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排他性，加上阿拉伯與伊朗的傳統民族矛盾，伊朗的革命呼聲難以得到阿拉伯世界的回應。霍梅尼指出，一些阿拉伯國家領導人追求的阿拉伯主義“歪曲”了伊斯蘭；伊斯蘭信奉種族、膚色、民族無差異的原則，主張全人類應該統一于共同的穆斯林烏瑪，阿拉伯主義違背了這一原則。

面對伊斯蘭中心區域的泛阿拉伯主義這一潛在敵人，伊朗在輸出革命時，祭起泛伊斯蘭主義和反猶太復國主義這兩面大旗，以利用伊斯蘭因素作為伊朗與阿拉伯世界團結的紐帶，穿透阿拉伯主義的屏障，爭取在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領導權。

它們結合穆斯林烏瑪的宗教信仰，強調伊斯蘭因素，強調穆斯林團結，強調自己與阿拉伯世界同為穆斯林兄弟的淵源它們大肆宣揚與以色列毫不妥協的激進立場，以喚起伊朗與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的同仇敵愾，奠定伊朗輸出革命的良好基礎。

為了增強輸出革命政策的適應性，擴大伊斯蘭革命的影響，伊朗還以第三世界策略宣揚及推行輸出革命的理念，號召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被壓迫者與伊朗站在同一陣線，擺脫對東西方傲慢的撒旦強權的依賴，共同抵抗它們的壓迫和宰割，獲得真正的正義與自由。

“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就是這種第三世界策略的具體表達。

霍梅尼說：

“我們所呼喊的‘不要東方不要西方'是被壓迫者及被剝奪者的伊斯蘭革命的主要口號，它同時也是穆斯林國家及即將接受伊斯蘭作為其唯一解放思想的國家所采取的不結盟政策的真正政策。世界穆斯林及伊斯蘭國家不應依附西方、歐洲或美國，也不應依附東方或俄國。”

他還針對一些與西方關系親密的伊斯蘭國家表示：

“任何想與東方或西方妥協的人，無論其持任何立場均應予以消滅…因為與東西方妥協就是背叛伊斯蘭和穆斯林。”

因此，伊朗的輸出革命在于喚起伊斯蘭世界乃至于第三世界國家的共鳴，強調伊斯蘭的全面性和先進性，跨越第三世界世俗民族主義，將伊斯蘭理念與第三世界策略相結合，使得穆斯林世界與第三世界成為合而為一的由伊朗領導的伊斯蘭神權世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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