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一部分觀眾，比如面臨類似中年危機、房貸壓力的白領能在高志壘身上看到恐懼，從而產生共鳴。而更多觀眾，尤其是更年輕、或更貼近真實底層的群體，會感到何不食肉糜的疏離與不滿。為什么電影里每個外賣員都背負著慘情，要么白血病、要么背負巨債、要么單親帶娃，為什么不能呈現一個只是為生活奔波、有些麻木也有些小確幸的普通騎手。苦難本身不值得歌頌，值得歌頌的是生活態度。影片戲劇化堆砌苦難，反而將這一職業推向了特殊化的想象，而非普通化的共情。
電影最軟骨的地方是對系統之惡的曖昧態度，它描摹了癥狀，卻小心翼翼地避開了病因。只說最表層的反派，那就是影片中嘗嘗提及的算法。它用冰冷的效率邏輯裁掉高志壘，又用倒計時和提示音驅趕著騎手在路上狂奔。這些呈現是有效的。但當矛盾具體爆發時，影片的批判鋒芒卻很奇妙地轉了向。最典型的就是單王大黑被其他騎手群毆的情節。單王機制本是平臺用獎勵刺激內卷、轉移矛盾的控制術，真正的壓迫源是設計規則的系統。但電影將騎手們的怒火全部引向了大黑這個個體，仿佛是他個人的卷造成了大家的困境。
隨后再用一頓飯、一場傾訴完成和解，于是最表層的矛盾也完成隱身，矛盾下移轉化為底層互斗。
類似的，影片中大量展現了騎手和顧客的沖突。不接電話的學生、寫錯地址的顧客、因超時而取消訂單的用戶，這當然真實，但它同樣是在轉移敘事焦點。
在消費主義邏輯下，顧客是上帝的話術，將平臺與騎手的勞資矛盾轉化為服務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個體矛盾。平臺極限壓榨外賣員，用道德綁架的手段慷顧客之慨，極為偽善。電影呼吁理解外賣員自然是正確的，但需要拷問應該是，誰制定了那逼人逆行闖紅燈的送餐時限，誰在騎手創造的巨大價值中拿走了最大份額。
影片連最表層的拷問都不敢做到，而且在影片結尾，高志壘的小程序可能被平臺吸納，用于進一步“優化”配送效率，諷刺形成了閉環。跌落中產想要翻身的代價是再一次出賣外賣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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