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潘漢年系統：滲透到日本高層

導讀

在抗日戰爭中,中共地下工作者曾成功地滲透到日本高層和日本情報機構。日本當局原來對中共的情報工作了解不多,直到1942年“中共諜報團”案發,才知道中共的情報工作如此厲害,竟然滲透到日本首相身邊……

01

神秘的潘漢年系統

潘漢年長期擔任中共隱蔽戰線領導人,領導過的情報組織很多。潘漢年系統是較為獨特的一支,1939年后成立,屬于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獨立于其他情報組織,負責滬、寧、粵、港、南洋等地的情報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后,潘漢年系統工作重心由香港移往上海。其成員來自四個方面:(1)中共中央社會部派董慧、劉人壽等約10人到上海擔任潘漢年系統的內部工作。(2)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抽調10多人支援潘漢年系統。(3)在滬原情報系統的同志參加潘系統。例如,中共江蘇省委情報工委結束后,所屬情報人員史永、趙錚兄弟、蔡秉賢等都調入潘漢年系統；“八辦”(主任劉少文)結束后,其所屬的情報人員也劃歸潘漢年系統。(4)潘漢年系統自己發展的關系。

潘漢年情報系統各時期先后參加者共約100人,同一時期約三四十名工作人員。該系統先以劉人壽、喬犁青、孟述先等為骨干,后增加譚崇安、吳成方、張建良(即華克之)等人,建立了數處情報工作據點;后期重要領導人是張唯一。

需要說明的是,潘漢年領導過的情報組織很多,但不能把潘漢年領導過的情報組織都叫潘漢年系統。1931后,潘漢年負責的中央特科二科,就不屬于潘漢年系統,而是屬于中共中央特科。

另外，抗戰期間,潘漢年直接領導過的組織機構有中共中央上海辦事處、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中共華南情報局、中共中央華中局情報部，這些并不能都叫潘漢年系統。中共中央上海辦事處、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在它們存在的時期,有一段時間是由其他人領導的。例如,馮雪峰、劉曉都曾負責過中共中央上海辦事處的工作;“八辦”成立之初，由李克農擔任主任。

02

受“中共諜報團”案件牽連

“中共諜報團”案是蘇聯情報人員佐爾格等在東京被捕后，牽連到上海中共情報組的案件。

1941年10月,佐爾格、尾崎秀實等在東京被捕后,上海的中共情報組中西功、西里龍夫、程和生(鄭文道)、李德生、陳一峰(倪兆漁)等一批中共黨員受到牽連,于1942年六七月被捕。這些中共黨員是一個隱藏在日本情報機構內的中共情報小組成員,屬于中共上海情報科領導。

中共黨員能夠打入日本的情報機構,是因為中共中央特科成員王學文在1930年代初擔任上海同文書院教授期間,發展了中西功、西里龍夫、手島博俊、白井行幸等一批同文書院的日本學生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文書院由日本外務省創辦,初衷是為了培養精通中文的日本間諜,沒想到同文書院里卻有一批學生成為具有共產主義信念、國際主義精神的中共黨員。

中西功1931年4月就讀同文書院時,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8年5月再次赴華時轉為中共正式黨員。他1934年加入“滿鐵”（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總社,1938年5月任滿鐵上海辦事處主任。通過他的關系,1940年4月起,滿鐵先后成立了附屬單位“時事調查研究室”和“特別調查班”。

程和生(真名鄭文道)1939年秋天調到中共上海情報科工作,擔任聯絡員,負責與中西功及幾個中國同志之間的聯絡。因受東京佐爾格案的牽連,1942年6月中西功被捕,7月程和生被捕,該情報小組結束活動。這一情報小組也屬于潘漢年情報系統的范疇。

當時,中西功的掩護身份是“大日本皇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顧問;西里龍夫的掩護身份是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記者兼汪偽“中聯社”、“中央社”指導官,“大日本皇軍總司令報道(情報)部”顧問;程和生的掩護身份是日本“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附設的“特別調查班”班長;倪之璞等十余人是調查班的調查員。

中共情報小組的成員以合法的身份作為掩護,打進日本的情報部門，搜集了許多有重要價值的戰略情報,例如日本御前會議記錄、大本營掃蕩作戰計劃、汪偽和平運動等重要絕密情報。

03

巖井公館中的地下工作者

1942年“中共諜報團”案發后,隱藏在上海“滿鐵”的中共情報小組遭到破壞。中共情報人員不畏艱險,繼續打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門。

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特別調查班,對外掩護名稱為“巖井公館”,負責搜集情報,進行特工活動。特別調查班的班長由副領事巖井英一兼任,但實際主事的是中共秘密黨員、多面間諜袁殊。

1939年9月,潘漢年情報系統的骨干劉人壽打入“巖井公館”,擔任秘密電臺的機要員。劉人壽撤退后,1942年初,惲逸群奉潘漢年之命繼續打入“巖井公館”,擔任“中國編譯社”社長,為巖井公館所辦的《新中國報》、《政治月刊》等報刊提供文稿。

惲逸群以其特殊的身份,運用委婉手法,揭露日偽的丑態和國民黨頑固派反共的本質,批駁投降論;甚至還通過專文的形式,把巖井公館電臺收錄的延安廣播內容,用明貶暗褒的筆法加以傳播。最重要的是,惲逸群通過這個特殊身份,還能收集到日本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大量情報。惲逸群一直工作到1944年10月被日本憲兵逮捕才停止。

中共黨員還滲入到偽政權、偽機構搜集情報。中共上海情報小組的陳一峰擔任偽“中央社”首席記者、汪偽國民政府特工總部顧問。汪錦元打入到汪偽政權的核心部門,1938年初任偽上海市政府秘書長；1940年9月調往南京,任汪精衛的秘書。

張明達打入偽“中聯社”擔任聯絡員,利用擔任偽“中央社”向寧、滬沿線各支社之間電訊稿和重要信件傳遞員的機會,實際擔任了中共上海情報組負責人與中共上海情報組南京站之間的聯絡員。

陳公博就任上海市市長時,李時雨以“立法院委員”身份隨其到上海,負責組建上海市保安司令部，其組織關系和工作關系于1944年秋由華北局社會部轉到華中局情報部。李時雨和潘漢年系統聯系上后,利用機會把潘漢年系統的中共地下黨員安插到偽保安司令部:倪幼齋任中校機要科長、姜春圃任中校人事科長、張維光任少校文書科長兼日文翻譯；史永聯系的趙錚兄弟兩人,打入汪偽特工總部“76號”。還有關露、袁殊等,打入日偽機構從事秘密情報工作。這些打入到偽政權、偽機構的情報工作人員,甘愿背負為人所憎恨的漢奸惡名,為了國家民族利益而置自己個人的榮辱名節于不顧。

潘漢年情報系統,隊伍短小精干,取得的成績卻很大。抗戰時期,潘漢年系統上報了不少重要的情報。例如,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活動;德蘇戰爭爆發后,日本擬南進而非北進;李士群提供日軍“掃蕩”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區;周佛海設電臺與重慶通報;重慶對日謀略活動等等。

本版文章據《檔案春秋》 勞開準 洪小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