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學生指控“鎖喉”，澳大利亞老師當場笑了，幾天后卻直接被停職

一名西澳大利亞州教師表示，因被指控曾對學生實施“鎖喉”而遭學校解雇后，她感到自己被嚴重辜負，也沒有得到應有支持。而她堅稱，這些指控從未發生，且缺乏依據。

這名不愿公開姓名的教師去年在一所地區性的天主教小學任教，當時是她從教第二年。她說，這場風波促使她呼吁，應當為教師建立更完善的機制，以應對家長投訴。

這名33歲的教師回憶說，校方最初告知她，有家長發郵件給學校，稱自己的孩子認為看到她掐住另一名學生的脖子，她當時十分震驚。

隨后，事情進一步升級。那名孩子在接受詢問后稱，自己在整個學年里曾多次看到這名教師這樣做。相關指控稱，這些孩子被置于“鎖喉”狀態，幾乎昏厥，并因此感到“害怕”。

這名教授六年級學生的教師說，去年10月投訴出現后，她被帶離校園，這讓她受到創傷。學校并未就這些投訴報警。

她還表示，在所有被指發生虐待行為的場合，教室里都有一名教育助理在場，對方支持她的說法。更令她難以接受的是，她隨后將案件提交至公平工作委員會，但由于申請程序出現失誤，案件在尚未得到充分審查前就被駁回。這段經歷也讓她更加堅定地推動改革，要求改變學校處理家長投訴的方式。“我當時徹底崩潰了。”她說。“我愛那些孩子，我也熱愛當老師。我完全無法理解，這件事為什么會落到我頭上。”

她說，校方只詢問了班上幾名11歲到12歲的學生，而這也是后來對她采取紀律處分的唯一依據。“這就像一個荒唐的流言。”她說。“傷害非常大。校方真正向我說明的只有一點：那個自以為看見這件事的孩子，其實從來沒有明確說過自己真的看到了。”

她還稱，學校校長一開始甚至把這些指控當成笑話。“當時我就在教職工休息室，一個公開場合。她對我說，‘這個問題我得問一下’，然后我們還一起笑了，覺得這件事太離譜了。”這名教師說。“她問我，‘你傷害過這個孩子嗎？’我說，‘沒有。’她就說，‘嗯，我也覺得不可能。我去把這封郵件處理掉。’”“她還告訴我，這種事很常見。她跟我講了自己教學生涯中見過的一些類似情況。她讓我別擔心。”

但幾天后，這名教師就被帶離學校，并在校內調查期間遭到停職。“我很害怕。”她說。“大家都愛議論單位里的八卦，我在學校里也有朋友。我當時就想，別人會不會開始說，‘你聽說了嗎？她因為身體虐待學生被調查了。’”“無論他們信不信，這都太難堪了。我會變成別人議論的話題。這讓我覺得非常羞辱。”“我為了這份工作離開了家，而這里就是我的社區。我感到羞恥，因為這里本來是我的支持系統，是我的生活。那時我遠離朋友和家人。”

她說，自己后來在網上聯系其他教師，想知道是否也有人曾被嚴重失實指控。超過200名教師和前教師回復稱，類似指控曾嚴重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

澳大利亞研究人員估計，由于高壓環境、工作量過大、缺乏支持以及學生行為管理困難，約有50％的新入職教師會在從教前五年內離職。“我覺得，一所學校里其實有三方。”她說。“有老師，有學生，也有家長。”“這就像在走鋼絲。你要讓家長滿意，要讓學生感到被接納，還要照顧老師。”“但這三件事不可能同時都做到。”

西澳大利亞州教師注冊委員會2024至2025年度報告顯示，在該委員會處理的180起投訴中，最終只有15起導致教師注冊資格被取消。

由于案件積壓，她的教師注冊資格還要再過一年才會被審查。被停職后，這名教師向澳大利亞獨立教育工會求助，希望恢復工作，隨后又向公平工作委員會提出不公平解雇申請。

這對這名年輕教師而言又是一次打擊，因為她因此失去了追究學校責任的途徑。

澳大利亞獨立教育工會西澳分會秘書麗貝卡表示，這名教師的申請因超過法定時限11小時而被駁回，“委員會的決定僅限于程序管轄問題，并未就案件實質、程序公正性，或與這名教師有關的不當行為作出任何認定”。

她說：“這一基于程序的駁回，不應被理解為對解雇決定的認可。這也意味著，學校的決策并未經過委員會通常基于案件實質所進行的審查。”

如今，這名教師希望校長在處理學生和家長投訴時，相關做法能夠有所改變。“僅憑懷疑就把人解雇，這不公平。”她說。“如果是在法庭上，這種做法根本不可能被接受。那為什么涉及兒童、而且指控又如此嚴重時，學校卻可以這樣做？”“這太脆弱了，也對教師不公平。”

她還遺憾地表示，自己沒有任何渠道讓案件重新調查，以還自己清白。“就連公平工作委員會，也不會調查這些指控本身，它只看程序是否走完。”她說。

離開學校后，這名教師收到了其他家長寄來的支持信。這些家長表示，他們并不相信針對她的那些指控。“我簡直不敢相信。有些家長寫信說，他們的孩子表示自己什么都沒看到；還有人說我是個非常出色的老師，整件事令人憤慨。”她說。

盡管如此，她最終還是被解雇了。“工會當時對我說，‘這件事會永遠改變你。’”她說。“很多人都對我說過類似的話。教書時間越長，你就越不愿意和孩子有太多互動，也不敢再輕松地和他們相處，因為這些經歷會把人傷得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