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歲少女險些輕生：馬尼拉自殺數翻3倍，AI竟成了幫兇！

馬尼拉青年自殺人數上升，背后涉及情緒困擾和數字時代誘因，也促使外界呼吁在全國范圍內擴大心理健康支持資源。

菲律賓社會宗教氛圍濃厚，如今正開始以更公開的方式面對心理健康問題。馬尼拉青年自殺人數持續上升，引發社會對弱勢群體支持體系不足的擔憂。

2018年，時年16歲的馬尼拉高中生梅西·卡斯塔涅達·李，在長期承受過往創傷后，一度動過輕生念頭。這些創傷包括童年時期遭受猥褻。

如今，李已成為一名記者，并創辦了心理健康倡議組織“純凈天賦”。在同為臨床心理學家的母親理解和支持下，她把那段經歷轉化為推動倡議工作的動力。

李說：“那段狀態持續時間不算太長……幸運的是，我很快意識到自己陷入了那樣的想法，然后我會告訴母親。她處理得非常好。”

她說：“真正讓我震動的是，我有很多朋友也經歷過類似的事……這種情況比我們想象中更常見。”

她還表示：“開始做這些項目后，我意識到自己其實找到了一條切實可行的出路。做這項工作的過程中，我也看到很多人處在和我相似的處境里，我不希望他們一直被困在那里。”

大約有1250萬菲律賓人患有心理健康障礙，主要是抑郁和焦慮，這些問題有時會發展為自殺念頭。

李的經歷折射出馬尼拉大都會一個令人警醒的趨勢。菲律賓國家首都地區警察局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3月23日，當地共記錄111起自殺案件，而去年同期僅為33起。

對于為貧困菲律賓人提供危機心理輔導的非營利機構“根基基金會”來說，這一數字顯示，一個宗教色彩深厚、但正在變得更開放的社會，正承受現代壓力帶來的心理健康挑戰。

該機構負責人妮基·克魯斯－伊瓦涅斯說：“在我看來，部分原因很簡單，就是現在人們比前些年更愿意公開表達，所以統計數字更高了。”“但我也不能排除另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所處的世界壓力源更多了，這可能確實推動了數字上升。”“根基基金會”心理學家本杰明·瑞安·拉內塞斯說，過去，死于自殺的人得不到天主教會的祝福，醫院有時也會把這類死亡登記為意外事故。

他說：“但我認為現在，醫療服務提供者更愿意承認，自殺未遂和自殺死亡都屬于可以干預的心理健康問題。”“如果我們把它當作心理健康問題來處理，就能提供更多干預，不只是針對自殺未遂者本人，也包括他們身邊的人。”

情緒困擾、關系問題、經濟困難和個人喪失，是菲律賓心理健康危機背后的部分因素，而這些問題在青年群體中尤為突出。

菲律賓國家首都地區警察局表示：“這些掙扎往往不易被察覺，但會留下細微的預警信號。只要家庭、同伴和社區保持警覺，就有可能發現。”“根基基金會”運營的在線求助熱線“此刻”也發現，因壓力、經濟負擔、人際關系或家庭問題而尋求幫助的信息正在增加。

該機構輔導服務經理阿琳娜·納蒂維達說：“通常，真正把一個人推到求助這一步的臨界點，是這些困擾已經開始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希望有專業人士幫助自己走過去。”

拉內塞斯說，對不少來訪者而言，當他們覺得內在調節和自我解決辦法已經耗盡時，自殺就會變成一個現實選項。心理健康倡議者李對此表示認同。

李說：“我以前很多抑郁情緒，來自一種感覺——我以為一切就這樣了，我以為自己的想法就是真實世界，也以為眼前的環境會永遠持續下去。我覺得自己根本逃不出去。”她補充說，這類自殺意念持續了幾個月。

專家表示，除了焦慮和個人困境，網絡上傳播的名人死亡消息，以及普遍存在的網絡霸凌，也可能在加劇自殺念頭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她說：“有時，這也會讓人產生一種‘原來還可以這樣’的可能性。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會特別留意來訪者是否說過自己其實害怕真的去做；這種恐懼本身就是一種保護因素。”

拉內塞斯說，這類念頭會通過近距離經驗傳播，帶有某種“傳染性”。他說，自己曾與一名精神科醫生交流，對方在一名學生死亡后，評估了一所學校里接連出現自殺意念的學生。

他說：“后來發現，自殺方式被發到了社交媒體上，甚至還被直播，然后又被轉發。學校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他還補充說，孩子們也會接觸到一些詳細介紹如何結束生命的網站。

拉內塞斯表示，一些年輕人之所以會把自殺看作解決痛苦的辦法，是因為他們的前額葉皮層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尚未完全發育成熟。

一些菲律賓人也開始把人工智能平臺當作排解孤獨、尋求情緒慰藉的渠道，比如聊天生成預訓練轉換器。但拉內塞斯警告說，這種依賴存在風險。

他說：“即便是人工智能工具也并非沒有漏洞。只要提問方式設計得當，聊天生成預訓練轉換器也可能被繞過，最終給出如何自殺的信息。”

不過，納蒂維達說，來訪者之所以會依賴這類工具，是因為“他們找不到一個可以說話的人”，尤其是在深夜等特殊時段，他們只是想獲得一點“緩解”。她說：“當沒有人回復他們時，人工智能就是他們唯一能夠接觸到的東西。”

拉內塞斯還表示，心理健康與安全感和生活環境密切相關，尤其是對脆弱群體而言。由于缺乏法律和社會資源，他們往往無法搬離危險環境，處境因此進一步惡化。

他說，十年前政府發動的致命反毒行動限制了受影響群體的流動空間，因此應擴大預防措施的覆蓋面，并提供更可負擔的心理健康服務。他說：“心理健康服務應該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等到高風險階段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