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伯鷹，那個被嚴重低估的帖學“守夜人”

【頭陀評現(xiàn)代書家系列】

潘伯鷹（1904年-1966年），原名式、嬰，號鳧公、有發(fā)翁、寂娛學人，別署孤云，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畢業(yè)于北京交通大學，學者，書法家，詩人，小說家，鑒定家。潘伯鷹早年從吳闿生習經(jīng)史文辭，曾游學日本，回國后從章士釗修邏輯學，復修古文辭。1933年在上海執(zhí)教，1949年后供職于上海圖書館。1949年以后，在上海創(chuàng)建私人書室隋經(jīng)堂。1960年代，其與沈尹默共同發(fā)起成立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許寶馴是其入室弟子。

潘伯鷹，那個被嚴重低估的帖學“守夜人”

□馮華（二馬頭陀）

在沈尹默被罵“其俗在骨”、白蕉被譽為“三百年來寥寥數(shù)人”的那個時代，有一個人始終身處漩渦的中心，卻從來不曾成為故事的男一號。同時代的人稱呼他為“二王帖學的監(jiān)督者”，將他和沈尹默、白蕉并稱為“海派帖學三家”。但和前者的“宗師”地位、后者的“天才”光環(huán)相比，他更像是一個坐在書房角落里的人——沉默、冷峻，溫潤又倔強。

他就是潘伯鷹。一個被歷史嚴重低估了的帖學大家。

如今我們談論潘伯鷹，確實繞不過“海派帖學三家”這個著名的框定。但在拍賣市場和大眾傳媒的話語里，這個“三家”是嚴重失衡的：沈尹默、白蕉的作品頻頻創(chuàng)下百萬元級高價，而潘伯鷹的最高拍賣紀錄至今未突破五十萬。市場給出的答案向來殘酷：他的字“好看”，但不夠有沖擊力；他的理論“經(jīng)典”，但不夠刺激。可如果你真的翻開他寫下的那些字，尤其是那本《中國書法簡論》，你會發(fā)現(xiàn)，他的“不刺激”，恰恰是有意為之。冷，有時反而意味著一種更強大的熱。

潘伯鷹的一生，注定和沈尹默、白蕉活在不同的坐標系里。三人同宗二王、同為帖學復興的扛鼎之人，但他們的起點截然不同。沈尹默是“刀口舔血”過來的，是從“其俗在骨”的泥潭里一寸一寸爬出來的；白蕉是蘭花影子里長出來的神仙人物，天生就不沾半點纖塵。而潘伯鷹呢？他是“學”出來的。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書齋學者。

1904年，潘伯鷹出生于安徽安慶的書香門第，家學深厚且異常駁雜。他自幼飽讀經(jīng)史，在文學、書法、鑒賞、篆刻甚至小說創(chuàng)作上都有極深造詣。抗戰(zhàn)時期，他在重慶創(chuàng)辦“飲河詩社”，章士釗、沈尹默、喬大壯等人都是常客，他本人是當仁不讓的核心。這一脈“桐城—同光”的詩學傳統(tǒng)，賦予了他的書法一種無法模仿的底色：那是一種由內(nèi)而外的書卷氣，是“腹有詩書氣自華”的氣，并非刻意學來的風神，也非規(guī)矩堆砌的修養(yǎng)。

如果用一句話描述他的書法師承：始于唐人，上溯魏晉，終在“二王”帖學的體系中煉成了自己的冷逸之氣。

潘伯鷹的用筆極講究“筆筆有來歷”，開卷必師法古賢。他早歲從歐陽詢楷書入，取其法度森嚴、骨體剛硬；不久發(fā)現(xiàn)單純的“唐法”不夠用，開始上溯“二王”，窮究《蘭亭》《圣教》的筆法奧秘。他諳熟褚遂良“空靈飛動、起伏頓挫”的用筆，也折服于趙孟頫“結體遒美、規(guī)范典雅”的法度之美，但他并不滿足于模仿秀雅。他的目標要更高遠：將唐人法度、晉人氣韻和宋人意趣熔鑄于一爐，再以自己的詩人氣質(zhì)加以提純。

這過程并不轟轟烈烈，但卻極為精深。有一則軼事足以說明問題：沈尹默對潘伯鷹的書法曾作過一則極其簡短的評語——“精能”。這不是一個隨便說說的詞。在沈尹默的語匯里，“精能”意味著“技術已臻完美，但尚未入‘神采’之門”。這無疑是一個相當溫和的、有保留的贊美。同時它也暗示了潘伯鷹的書法困境和局限：他的字太“準”了，精準到幾乎無可挑剔，但也因此少了那一點點意外之喜，少了一點點“味道”，終是顯得寡淡了一些。

和沈尹默相比，潘伯鷹同樣是“法”的信徒，但他沒有將“法”視為教條。沈尹默主張純化和規(guī)范，他認為學二王必須經(jīng)由唐人這座橋梁，一步步拾階而上。潘伯鷹也說“不學唐人，終難入晉”，但他更強調(diào)從唐法中提煉出那股“無法之法”的冷逸之氣。他的楷書功底，公認是“三家”中較深的；他的行書，以“清冷”為基調(diào)，結構內(nèi)斂，線條干凈，不刻意追求沈尹默的肥美，也不刻意經(jīng)營白蕉的蕭散。它只是靜靜地站在那里，像一泓深潭，不起波瀾。

如果用白蕉的話側面衡量：他唯一推重的同時代書家，就是潘伯鷹。在他寫給潘伯鷹的詩注里，曾寫下“百煉剛柔已到天”這樣的句子。讓一個“三百年來寥寥數(shù)人”的狂者低頭稱許，這本身就是一個極高的證明。

但這還不是潘伯鷹最重要的一面。他真正的歷史雄心，不止在寫字本身，而在建立一個足以傳世的帖學理論體系。他花了半生時間寫下的《中國書法簡論》，正是他交給歷史的答卷。

這是一本爭議很大的書。在這本書里，潘伯鷹毫不客氣地批評“顏真卿的字有火氣”，理由很簡單——不符合他心中以“二王”為極則的晉韻標準。此言一出，書壇大嘩。隨后他又批評柳公權的楷書“機巧太過”，同樣犯了晉韻大忌。這些觀點，放在今天仍然會讓很多人不舒服。但如果我們跳出個人好惡，從藝術思想的角度審視，會發(fā)現(xiàn)潘伯鷹其實在做一件極具個性的事：他在給“帖學”做減法，他在為“什么是好字”劃清一條極其狹窄但又極其高貴的邊界。

這是潘伯鷹最讓人肅然起敬的地方，也是他最讓學書者疏遠的地方。在那個碑帖融合、中西碰撞、民國書法所有可能性遍地點燃的時代，他選擇了一條最窄的路：回到“二王”，進入“二王”，然后試圖去理解“二王”。他不創(chuàng)造新的風格，不融合碑學的骨力，也不追求個性解放。他只是安安靜靜地、用一生的時間，把“二王”這條路走通、走透、走出一個可供后人循跡的理論體系。

在這個意義上，伯鷹不是一個藝術家，他是一個學者。他的字，是他理論的實踐；他的理論，是他字的靈魂。兩者不能分開看，一分開，就全錯了。

現(xiàn)在，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的那個問題：為什么潘伯鷹被歷史嚴重低估了？

一個直白的答案是：我們活在一個越來越不愿意“慢慢走”的時代。沈尹默留下了“法”，你可以照著他的模子練；白蕉留下了“神”，你可以看著他的字感嘆；潘伯鷹呢？他留下的是“路”——一條從唐法走到晉韻、從規(guī)矩走到自由、從熱走到冷的路。這條路沒有終點，沒有標志性建筑，沒有值得拍照打卡的風景。你必須自己走一遍，才能看見它的美。而大多數(shù)人，不愿意走。

文革的巨輪碾過來時，沈尹默挨斗，白蕉慘死，潘伯鷹也未能幸免。一個飽讀詩書的世家子弟，一個在重慶防空洞口都不忘寫字的書齋學者，突然被指為“反動文人”，整日游街、抄家、批斗。1966年，他在憂憤交加中離世，享年六十二歲。同年，白蕉正遭受非人迫害；五年后，沈尹默含冤離世。海派帖學三家的燈火，在同一場風暴中次第熄滅。

公允地說，潘伯鷹書法的美學高度，確實難以企及沈尹默的博雅純熟，也難以比肩白蕉的飄逸孤高。但在帖學理論的系統(tǒng)性建構和冷逸之意境的開拓上，他提供的價值和啟示卻不容小覷——他的冷逸和清剛，在今天這個喧囂的書壇反而成為極為稀缺的美學資源。他不是站在你面前耀眼的火堆，他是壓在《中國書法簡論》書頁間的那塊石碑，平日冰冷緘默，唯有在你真正迷失方向時，才會發(fā)現(xiàn)它可以作為唯一可靠的坐標。

如今，我們懷念沈尹默，因為他憑一己之力復興了整個帖學的江山。我們懷念白蕉，因為他用天賦證明了帖學的靈魂從未死去。

那我們懷念潘伯鷹什么？

懷念他，是因為他選擇了一條最不引人注目的路。在一個所有人都在往外走、去博采、去融合、去創(chuàng)造的時代，只有他一個人往回走，走進“二王”的深處，走進法的盡頭。他不創(chuàng)造新的風格，因為他相信舊的風格里還有未被窮盡的東西；他不追求個性解放，因為他認為法度本身就是最高的個性。

這需要比做加法更大的勇氣。做加法的人，有滿世界的材料可以取用；做減法的人，只能面對自己，一刀一刀地削去那些多余的、討巧的、可以被喝彩的部分，直到只剩下最純粹的骨架。潘伯鷹的字寡淡嗎？是的，寡淡如清水。但你要知道，只有干凈到極致的水，才能照見一個人的全部面孔。

他不是天才，沒有留下一眼驚艷的傳奇；他不是宗師，沒有開出桃李滿天下的門派。他留給這個世界的，不過是一本薄薄的《中國書法簡論》，和一條最窄、最難、最不好走的路。這條路至今仍然在靜靜地等待著愿意慢慢走的人。

這就夠了。歷史從來不會虧待那些在喧囂中保持沉默的人。當烈火烹油的時代冷卻下來，當那些曾經(jīng)博人眼球的創(chuàng)造被時間沖刷褪色，人們回過頭來，會發(fā)現(xiàn)那個坐在書房角落里的沉默者，一直守著一盞孤燈。燈下有墨，墨痕猶溫。

他以一個人的冷，守住了一個傳統(tǒng)的體溫。這種冷，或許，比所有的熱都更持久。

（說明：本文作者為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會員，河南省書法家協(xié)會理事、學術委員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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