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億萬富翁怒批，80歲哈夫說大實話：我們自己朝膝蓋開了一槍

彼得·哈夫把一家德國化工企業打造成了全球消費品巨頭。作為億萬富翁，他往往比別人更早看見趨勢。他說，德國已經毀掉了自己的商業模式。

彼得·哈夫在慕尼黑查爾斯酒店八層的蒙福特套房接受采訪。他說：“這里有點像家，封控期間我在這里住了四個月。”彼得·哈夫是德國最成功的經理人和投資者之一。

近45年來，他把賴曼家族旗下的化工企業約翰·阿·本克澤變成了一個價值數十億的商業帝國——雅博控股。他把卡爾岡從洗衣房用品做到了世界頂尖，又買下了雅各布斯咖啡、胡椒博士、卡戴珊美妝等眾多品牌。哈夫幾乎不會錯過任何細節。你幾乎能看見他的目光不斷聚焦，談話中把每個細節都吸收進去。

世界報：哈夫先生，您小時候是什么樣的人？

彼得·哈夫：我1946年出生在一片廢墟中的科隆。我們住在臨時安置房里，14個大人和1個孩子，那個孩子就是我。我和我的舅公睡一張床，每次他的法國未婚妻來訪，我就得被挪到兼作起居室的廚房去睡。

世界報：您的父親是機械鎖匠，母親是家庭主婦。兩人中誰對您的影響更大？

哈夫：我母親。她毫無保留的愛，給了我最初的安全感。她父親擁有德意志帝國最早的一批駕照，編號是282。二戰前，他是飛艇駕駛員，身體素質極好，到了65歲還可以倒立。

我父親出身工匠家庭，曾在德國海軍打拳。我自己一點也不擅長運動，但因為有母親的愛撐著，我對自己信心爆棚，膽子也大得很。歷史是我最大的愛好，這讓老師們很頭疼。很多老師甚至真有點怕來教我們班，因為我總覺得自己什么都懂得更多。不過，我懂得多這件事，對我的成績并沒有太大幫助。

世界報：既然您是個歷史天才，后來為什么去學國民經濟學？

哈夫：為了給我岳父留下好印象。我16歲時在舞蹈學校認識了梅希蒂爾德。她父親是學者，也是個工作非常拼命的人，參與創建了科隆教育學院。我的妻子聰明又漂亮，我當時立刻就知道：我想娶她。

但我也很清楚，要贏得她，我必須在經濟上取得成功。

世界報：您很早就走上了自己的路，并憑借對強勢品牌的判斷，為賴曼家族建立起一個價值數十億的商業帝國。您有什么別人沒有的能力？

哈夫：一方面是運氣，另一方面是好奇心。很多人年紀越大，好奇心越少，而我恰恰相反。能一直堅持下去，也和人的性格有關。

我一直非常欣賞沃倫·巴菲特，他對世界始終充滿好奇，而且極其聰明。我和他算是有過比較深入的接觸。那時我在安海斯－布希監事會任職，我們曾在科羅拉多山區的一次研討會上多次見面，進行了很深入的討論。巴菲特經常一邊聽一邊做筆記。有一次我偷偷拿走了他落下的一張紙，上面寫著他的想法。可我立刻又覺得太丟人了，馬上把它扔掉。我當時想：彼得，你可不能墮落到這個地步。

世界報：您觀察社會和消費者已有大約50年。今天我們處在什么位置？

哈夫：借用查爾斯·狄更斯的話說，我們活在最好的時代，也活在最壞的時代。政治和技術都在劇烈變動，德國這趟車已經開走了，我們在所有新技術上都落后了。再加上人工智能，沒有人知道它最終會把我們帶向哪里。很多人覺得它危險，也有人這么說，只是因為唱衰對他們有利。

德國已經沒有一個運轉正常的商業模式了，我們是自己朝自己膝蓋開了一槍。

世界報：您這話是什么意思？

哈夫：我們原本是內燃機領域的專家。德國汽車工業的高層，一輩子都在琢磨怎么把汽油發動機的扭矩再提高一點，怎么把百公里加速從4.5秒做到4.2秒。結果我們突然說：不做了，我們要淘汰內燃機。

自詡為民主中間派的人，已經把自己帶進了死胡同，也耗掉了很多信任。人們覺得，在意見空間不斷收窄的情況下，自己被居高臨下地管束。很多議題成了禁區，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也沒人問：我們的防務戰略到底是什么？德國需不需要核武器，還是繼續依賴別人？真到緊急時刻，誰來拍板？幾十年來，我們把關鍵政策領域外包了出去：防務交給美國，外交交給法國，能源供應交給俄羅斯。我們需要一套戰略。

世界報：比如說？

哈夫：公元前338年，雅典失去了獨立。此后1000年里，這座城市靠富有的羅馬人把兒子送來受教育，依然過得不錯。也許，我們就是這個時代的雅典？危機也是機會。很少有哪個時代像現在這樣充滿變化，也這樣令人興奮。

我的人生已經很長了——5月9日我就80歲了，這已經很不錯了。但有時候我也會遺憾，自己已經這么老了。未來10年的變化，會超過此前幾十年。哪怕我剛剛正式退休，我還是很想親眼參與其中。我是個樂觀主義者——我父親活到了97歲。

世界報：德國為什么會被甩開這么遠？

哈夫：原因很簡單：我們太擅長阻止事情發生了。我們缺少硅谷那種心態：敢于承擔巨大風險，也能接受失敗。我去加利福尼亞的時候，人們甚至還沒開始說“硅谷”這個詞。后來成為巨頭的英特爾和惠普，當時都還只是小公司，而那時我28歲，給它們做過咨詢。

現在回頭看，我自己都覺得幾乎難以置信。那是一個萬象更新的年代，到處都是淘金熱般的氣氛，瘋狂極了。20世紀初，我們對未來的想象還停留在加速氣動郵政上，而在硅谷，信息革命已經被直接做出來了。

世界報：那您為什么沒有留在那里？

哈夫：因為我妻子懷孕了，她想回歐洲。我自己一直更像半個美國人。那個國家總是有更多事情在發生，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

但美國也是個很難把握的地方。如果你不理解這個國家，摔得會很慘。很多人以為它只是一個放大版的德國，這是致命的誤判。

世界報：您從來沒有投資過科技行業，為什么？

哈夫：這是我從巴菲特那里學來的：只投資你真正懂的東西。互聯網泡沫破裂時，很多人虧了很多錢。我們在本克澤是從卡爾岡起步的，那是一種洗衣機除垢劑，之后我們就堅定地專注于消費品。

2010年，咖啡業務真正開始起飛。這是個理想的生意：銷量平得像一張紙，幾乎零波動，哪怕在危機和戰爭時期也一樣。人們離不開咖啡，而且它還健康。我的原則一直是：當品牌足夠強、產品又幾乎無法被替代時就買入，這樣你就能守住價格。喝咖啡的人，終究不會徹底變成只喝茶的人。

世界報：盡管如此，雅博現在正在出售咖啡業務。您的繼任者是不是已經不再相信您的那套方法？

哈夫：咖啡業務非常成功。我們現在正在剝離這塊業務，是為了把資金投向其他領域。接手這項業務的是克里格胡椒博士。我預計，未來它會拆分成一家軟飲公司和一家咖啡公司。

這個新公司很可能會比雀巢的咖啡業務還大。

世界報：您出售它，難道不是因為消費品已經不那么好做了嗎？

哈夫：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今天的人想要什么？他們想要好生活。新一代成長起來了，對他們來說，有意識地吃東西本身就成了一種真正的愛好。上世紀90年代，龍蝦和魚子醬代表奢華，礦泉水還得來自斐濟；那時候，如果你想炫耀，這就是奢侈的代名詞。

而今天，品質有了全新的意義，同時，食物也帶有連接人與人的功能。人們購買的是體驗——演唱會門票、旅行、特別的時刻。為這些東西，大家愿意花錢。

世界報：為什么會這樣？

哈夫：“為什么”這個問題，我其實沒那么在意。關鍵是識別趨勢。去看，停下來，弄明白眼下到底發生了什么，然后投資。

你看波托菲諾，過去那只是意大利富人的目的地，如今已經徹底國際化了，由貝爾蒙德、白馬莊園這樣的奢華連鎖品牌主導——順便說一句，這些都屬于貝爾納·阿爾諾。他是個終極“松露獵手”，對消費者有驚人的直覺，雖然我并不認為他靠迪奧賺到了特別多的錢。阿爾諾看懂了這批新的旅行客戶：35歲到40歲、年輕而富有，靠發明一款應用程序賺到人生第一個5億美元，然后想在很短時間里，以最高規格體驗歐洲。

趨勢在于經過精心策劃的體驗式旅行——把多個目的地打包在一起：波托菲諾、佛羅倫薩、羅馬、卡普里、西西里，一切都被完美編排。于是，一些原本偏遠的新區域突然成了熱門地點。很遺憾，我居住的科莫湖也是這樣。

世界報：在五星級消費領域，人們依然舍得花錢，但除此之外，大家都在捂緊錢包。

哈夫：確實如此。我們正在經歷一種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財富集中，甚至法國大革命前都沒有這么嚴重。七大科技公司主導著市場，它們是唯一的增長引擎。

世界報：法國大革命對精英階層來說，結局可不太好。

哈夫：歷史能給人很多教訓，但它不一定會簡單重復。不過，毫無節制這件事，在歷史上從來都沒有好下場。今天一些科技大佬覺得自己簡直能在水上行走。有些人已經完全失去了現實感。一個人有了170米的游艇，另一個就要180米，甚至直接上200米。

更何況，如今還有一種腐敗，是公開發生的。

如果凱莉·詹娜開出一個漂亮的報價，那就可以談。

彼得·哈夫，經理人、投資者

世界報：和克麗絲·詹娜談判是什么感覺？

哈夫：很強硬。克麗絲·詹娜是卡戴珊家族經濟上的精神主導者，也是個強硬的談判者。她的做事方式很明確：這個家族已經習慣了所有人都圍著她們轉。你如果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這一點，生意就能談成。

世界報：您投資金·卡戴珊的美妝品牌并不成功。雅博最后不得不虧損賣回股份。

哈夫：我們不是“不得不”。金有一些不太商業化的想法，照那樣做，她的產品沒法被成功推向市場。所以我們想，趁還沒鬧翻，盡早、友好地分開更好。這個決定是對的，雖然結果沒有達到預期。

但她妹妹凱莉·詹娜的品牌就做成了，我們也會繼續做下去。她今天如果想把股份買回去？這完全有可能——她們偶爾也會來敲門。說到底，只要價格合適，什么都可以賣。如果凱莉·詹娜開出一個漂亮的報價，那就可以談。

世界報：有沒有哪次錯誤決定，至今還讓您覺得難堪？

哈夫：很少有什么事會讓我難堪。再說了，錯誤本來就是拿來學習的。我們以前曾經試探性進入過奢侈品領域——這我不會再做了。相反，我倒覺得自己當年應該更早投資寵物保險。

我有個朋友剛戀愛時，一切都很完美，直到她的狗出現。這里說的狗，可是個大家伙。現在他們三個人一起睡婚床！這顯然不是他原先設想的生活。60%的年輕人會和寵物同床。出生率在下降，單身家庭在增加，寵物越來越像孩子的替代品，也越來越成為生活中的核心伴侶。

我們很早就投資了寵物醫院。慢慢地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寵物主人最擔心的是：高昂的手術費怎么支付？以前，人們會讓動物安樂死……

世界報：現在，人們會為一只狗換新髖關節，花掉一輛保時捷的錢。

哈夫：我一個朋友的貓跳躍時把兩只踝關節都摔斷了。那只可憐的貓做了兩次手術，還上了牽引固定之類的治療——一下子就花了40000歐元。寵物保險是個巨大的生意，只是銷售流程過去一直沒有理順。在保險推銷員的清單上，這類產品通常總是排在很后面。

世界報：您最重要的投入之一，您也反復提到，就是35年前和兩個女兒一起創辦德國骨髓捐獻者數據庫。您其中一個女兒凱瑟琳娜·哈夫從她居住的美國來到慕尼黑，現在也和我們一起坐在桌邊。

哈夫：是的，這是我對妻子梅希蒂爾德的一個承諾。不過還是你來說吧，凱瑟琳娜。

凱瑟琳娜·哈夫：1991年夏天，我13歲，姐姐維多利亞14歲。那年我們45歲的母親病了，得的是血癌。父親為了尋找捐獻者，動用了所有資源，和醫院、大學聯系，飛遍世界各地。我和姐姐則在家發傳單，接受廣播和電視采訪。最后，終于找到了一個捐獻者，但并不是最理想的匹配。母親最終只多活了100天。

彼得·哈夫：那時候我妻子對我說：“彼得，賺錢是一回事，但人也必須回饋社會。”我當時想從賴曼那邊辭職，他們說：“這根本不行。”然后給了我一段休假時間和300萬馬克。后來，我和兩個女兒，以及我妻子當時的醫生格哈德·埃林格教授，一起創辦了德國骨髓捐獻者數據庫。

那時大約只有3000名捐獻者，如今已經有1350萬人，超過135000條生命因此得到挽救。

世界報：如今的德國骨髓捐獻者數據庫已經是全球最大的慈善組織之一，你們卻像經營企業一樣運營它，目前有1400名員工。

凱瑟琳娜·哈夫：德國骨髓捐獻者數據庫雖然按營利企業的方式運作，但一切都只服務于一個目標：挽救生命。為此，我們需要每一位志愿捐獻者，因為每個人的免疫系統差異都非常大。尋找合適的捐獻者，就像大海撈針。

但成為捐獻者其實非常簡單：在線登記，檢測拭子會寄到家里。做完口腔拭子后寄回去就行。如今在大多數情況下，骨髓采集都可以順利通過手臂完成。建立網絡、籌集資金、讓世界各地的人都關注這個議題——我們投入其中的熱情，和小時候從父親這個經理人身上看到的一樣。通過這份工作，我們的母親也以另一種方式繼續活著。

彼得·哈夫：人們的互助精神和同情心——尤其是在德國——非常強大。這里有這么多人如此自然、如此投入地幫助別人，這總是讓我既敬佩又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