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5月9日俄羅斯勝利日紅場閱兵只剩不到48小時,莫斯科的安保等級已經被拉到最高。但真正讓各方繃緊神經的,是俄羅斯外交部6日發出的一紙正式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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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6日對外宣布,俄方已向所有駐俄外交使團和國際組織代表處發送了正式照會,呼吁相關國家的外交人員和普通公民“及時從烏克蘭首都基輔撤離”。照會措辭極其嚴厲——一旦烏克蘭方面在俄羅斯慶祝衛國戰爭勝利日期間實施恐怖襲擊,俄軍將對基輔市進行報復性打擊。
這份照會的背景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5月4日發出的公開表態。澤連斯基當時表示,俄羅斯計劃于5月9日舉行紅場閱兵,并暗示烏方無人機“可能會出現在當天的閱兵式上空”。他還進一步刺激俄方說,俄羅斯今年首次不展示軍事裝備方陣,這是實力減弱的信號,而烏克蘭的無人機可能會“參加”閱兵式。
澤連斯基的這番話,在俄羅斯看來已經不只是軍事威脅,而是對國家象征的直接羞辱。
俄羅斯國防部也給出了具體回應:如果烏克蘭方面蓄意破壞慶祝活動,俄軍將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報復性的大規模導彈打擊。俄方還特別強調,打擊范圍包括烏克蘭的“決策中心”。
事實上,烏克蘭的遠程打擊能力在過去一個多月里一直在被測試。就在俄方發出照會的同一天,俄羅斯國防部通報攔截了347架烏克蘭無人機,分布于超過20個俄羅斯地區,這是沖突爆發以來烏克蘭發動的第二大無人機攻勢。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證實,至少有31架無人機在飛向莫斯科的途中被擊落。在此之前,莫斯科已經連續多天遭到無人機攻擊,5月初的幾天內幾乎天天都有無人機飛向俄羅斯首都上空。
俄羅斯為此做了多重準備。莫斯科從5月5日起就限制了部分地區的移動互聯網連接,并持續到9日,目的就是為了防范無人機襲擊。警方已經在紅場附近架設了大量圍欄,封閉了多條道路,各處關鍵路段都有武裝安保人員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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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信號值得注意。俄羅斯國防部宣布,今年紅場閱兵將不公開展示重型軍事裝備——坦克、導彈方陣都不會出現,這是2008年以來裝甲方隊首次缺席紅場勝利日閱兵。雖然不是逢五逢十的紀念年份,但裝甲方隊缺席在紅場閱兵史上還是相當罕見。俄方給出的解釋是考慮當前的作戰形勢和對無人機威脅的擔憂,這等于變相承認,即便是莫斯科的防空體系,面對大規模的無人機低空滲透也存在不小的壓力。
5月4日凌晨,克里姆林宮附近區域再度傳出攔截無人機的消息。結合2023年5月就有無人機突破俄防空系統直達克里姆林宮的案例,兩架無人機當時是在克里姆林宮屋頂上方被擊落的。那次事件雖然造成的物理破壞很小,但產生的象征沖擊是巨大的,一臺小型無人機就能飛到克宮上空完成目視偵察甚至攻擊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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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看,俄方今年對紅場閱兵采取的種種限制措施,本質上是一種風險管控邏輯。既然無法徹底排除無人機突破防線的可能性,那就降低目標價值、減少暴露窗口。不展示重型裝備,等于把“可供攻擊的象征價值”壓縮到最低,這其實是一種相當務實的風險評估。
回到俄方這份照會本身,它承擔的功能遠遠超出軍事威懾的范疇。
首先,從軍事邏輯上看,提前預告打擊行動看起來很反常——如果真要打基輔,為什么不保持沉默爭取出其不意?但俄方選擇公開發出照會,是要把報復行為變成一種“可預期的制度反應”。一旦烏方真的動手,俄方的反擊就不再是突然升級,而是一個已經事先聲明、條件明確、可追溯懲戒邏輯的流程性步驟,這讓俄方在后續的博弈中占據了更大的道義敘事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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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會在國際法層面有明確的預設。根據《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第57條的規定,對可能影響平民的攻擊行動,攻擊方應當提前發出“有效的事先警告”。俄方通過正式外交渠道呼吁各國使團撤離基輔,就是在構建一個法律事實:我已經告訴你風險了,你自己決定留在基輔,那就要承擔相應風險。這在戰后的國際輿論和法律博弈中,會是俄方手里的一張重要程序性抗辯牌。
第三,這份照會與俄羅斯國內法律的修訂存在銜接。2026年4月,俄羅斯國家杜馬一讀通過了一項法案,擬授權總統在特定情況下動用武裝力量保護海外俄羅斯公民的安全。雖然這一修法程序尚未完成,但提前呼吁外國公民撤離潛在的高烈度交戰區,是在降低后續軍事行動的外部干擾變量。一旦需要動用武力,第三方人員的數量越少,國際社會介入的借口就越少。
這一點在俄方的邏輯鏈條里并不突兀:保護本國公民的前提是別國民眾不在打擊范圍內,提前讓他們走,既是人道主義考慮,也是戰術需要。照會在這里的角色,就是提前清理戰場的“外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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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以象征目標為中心的攻防戰中,中國的立場顯得格外清晰。4月下旬到4月底,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連續發布安全提醒,明確建議中國公民“暫勿來烏”,在烏人員做好撤離準備。4月29日的提醒還特別提到,根據假期安排領僑處在5月1日至5日不對外辦公,同時重申烏克蘭全境仍面臨較高安全風險。
這意味著,中國使館的安全提醒早于俄方的照會,中方的風險判斷并不是因為俄方說了什么,而是基于自身的情報搜集渠道和一線評估作出的獨立決策。
這套做法的延續性很強。從2022年沖突爆發初期開始,中國駐烏克蘭使館就持續協助在烏公民登記和撤離,提供邊境聯絡點等多條安全通道支持。中國撤僑操作的邏輯很明確:不用任何一方的軍事護航,不走任何一方的專屬安全走廊,對沖突各方保持等距離接觸。這種方式并非追求速度最快,而是追求風險最小——確保在任何一方升級沖突時,中方人員不受任何一方的行動單方面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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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方發出的照會對中國來說,其實并沒有產生實質性的風險指引作用,因為中方的安全邊界早在照會送達之前就已經劃定完畢。這是一種獨立于交戰雙方之外的危機管理邏輯:不依賴參戰方的情報判斷來做決策,不等到對方通知了再行動,更不把自己的公民安全置于任何一方的戰場博弈框架之內。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當前俄烏之間的這輪緊張對峙,折射出的不只是雙方在軍事層面的較量。澤連斯基要攻的是俄羅斯的國家符號,普京要回擊的是烏克蘭的決策神經中樞。這是典型的“象征政治戰”——雙方都在試圖以最小的軍事代價,制造最大的心理震動。
而交火區的外圍,第三方大國的應對姿態也在發生結構性變化。撤離預警不再只是人道主義程序的執行,而是一種風險主權意識的體現。誰能提前判斷爆點、提前布置撤離通道、完全不依賴交戰方提供安全保障,誰就能在這場沖突的動態升級中保持更大的行動自主性。
5月9日紅場閱兵會不會出事,目前各方都在盯著看。但有一點已經確定:不管當天的無人機是橫穿紅場上空還是提前被攔截,這場關于國家象征的博弈,不會因為閱兵結束就收場。而且它對各國安全風險管理的示范效應,包括如何預警、如何撤離、如何在敵意升級中劃定自己的安全地帶,可能會被反復研究和使用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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