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衛東京審判就是捍衛戰后國際秩序

本報記者　鄭 璇

編者的話：2026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1946年至1948年，11國法官歷經兩年半庭審，對二戰期間日本甲級戰犯進行集體審判。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表示，不管在當時還是現在，東京審判意義深遠，是正義的象征、歷史的定案。各方應共同維護真相，防止歷史風化。

戰后國際秩序的根基
環球時報：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你認為，東京審判在當時的意義是什么？

程兆奇：東京審判當時的意義在于以國際法對近代以來日本的侵略及其伴隨暴行蓋棺定論，確立了“侵略戰爭是犯罪”“國家領導人須承擔個人刑事責任”等國際法原則，構筑了戰后國際秩序特別是東亞秩序的重要法律基礎。東京審判通過公開、公正的庭審程序，將日本軍國主義頭目的罪行公之于世，也為戰后日本“和平憲法”的制定以及和平主義思潮的興起提供了外部法律壓力和道德依據。

東京審判還打破了“國家主權絕對豁免”的舊有觀念，標志著國際社會開始追究個人在戰爭中的刑事責任。這對后世的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國際刑事法院的設立等，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環球時報：對于現在，東京審判又有哪些巨大意義？
程兆奇：在當下，東京審判是正義的象征、歷史的定案。捍衛東京審判就是捍衛戰后國際秩序。在當前日本右翼勢力不斷試圖否認侵略歷史、修改“和平憲法”的背景下，東京審判的法律事實和判決結論仍是戳穿日本歷史修正主義謊言的有力武器。

同時，東京審判確立的“反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道罪”等法理范疇，至今仍是國際刑法與人權法領域的基石。對于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亞洲各國人民而言，東京審判承載著對受害者的尊重和對歷史真相的確認，是防止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維護東亞長久和平的精神防線。正因為如此，任何試圖為二戰甲級戰犯翻案、參拜靖國神社或否定東京審判合法性的言行，都不只是日本的內政問題，更是對整個戰后國際秩序根基的挑戰。

被起訴的日本甲級戰犯出庭。

日本右翼操縱“受害者意識”等思想流毒
環球時報：80年來，日本右翼勢力是如何不斷否定和試圖推翻東京審判的？

程兆奇：日本右翼長期以來一直宣稱東京審判是“不公”“不義”的“勝利者的審判”。他們通過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或向其供奉祭品，試圖以此否定東京審判、為侵略歷史翻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4月21日就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向靖國神社供奉名為“真榊”的祭品。

此外，日本右翼勢力通過了大量淡化和刪除侵略內容的歷史教科書，一些日本政府領導人和政要甚至公開否定東京審判，如2013年3月12日安倍晉三以日本首相身份在國會聲稱“東京審判是勝利者的審判”。他們以“勝者”“敗者”混淆“正義”與“不義”，援引“事后法”聲稱“反和平罪”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強調原子彈轟炸、東京大轟炸等讓日本“受害”，甚至宣稱日本的行為是“反對西方殖民亞洲的‘大東亞解放戰爭’”。

環球時報：日本右翼不斷試圖推翻東京審判，其動機是什么？

程兆奇：日本回歸國際社會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明確規定日本承諾接受東京審判，而東京審判判定日本近代擴張的性質是侵略戰爭。1952年日本“恢復主權”，但仍受“專守防衛”、不能擁有軍隊等限制。在日本右翼眼里，東京審判成為日本修改憲法第九條、大幅提升國防預算、發展先發制人進攻武器等的主要障礙。他們認為，如果要恢復所謂“昔日的榮光”，建立如高市早苗所稱“強大而有尊嚴”的國家，都必須推翻東京審判這個最重要的障礙。

環球時報：日本為何未能像德國一樣對其侵略行為進行徹底反思？

程兆奇：多個因素導致這一結果。首先，德國和日本在文化層面存在差異。德國知識界和教會對納粹暴行有較為深刻的自我反省傳統，而日本戰后長期存在所謂“受害者意識”等思想流毒。冷戰期間，許多被開除公職的戰犯很快恢復政治地位，甚至出現甲級戰犯嫌疑者重登首相之位（如岸信介）的情況。

其次，兩國在教育與社會傳播機制方面的差異也不可忽視。德國戰后在盟軍主導下建立了徹底的去納粹化教育體系，學校、媒體、公共紀念場所系統性傳達戰爭罪責意識，紐倫堡審判的細節被寫入教科書廣泛傳播。日本二戰后的教育改革則未能系統清除軍國主義內容，日本文部科學省在教科書審定中長期回避或美化侵略戰爭內容。德國建立了大量的集中營遺址紀念館和受害者紀念日制度，而日本跟戰爭有關的國家級場所（如靖國神社）反而帶有強烈的侵略者褒揚色彩，缺乏對加害責任的公共展示。

此外，德國是徹底戰敗，納粹意識形態被整體否定；而日本最高統帥并未以戰犯身份受到起訴。二戰后，德國由美、蘇、英、法4國分區共管，占領政策互相制衡且徹底推行去納粹化。日本則由美國單獨占領，且戰時原有政府機構仍然實際負責日本行政。在戰后清算方面，德國納粹黨衛軍、支持侵略戰爭的財閥及整個軍事工業復合體都受到系統性清算，而日本財閥、右翼組織頭目多數未被起訴，軍部、軍需省等戰爭核心機構沒有被以犯罪組織整體定罪，導致大量實際參與侵略戰爭策劃和執行的人員逃過法律制裁。

中國是東京審判正義性的主要源泉

環球時報：輿論普遍認為，中國是東京審判正義性的主要源泉，你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程兆奇：東京審判法官中有人認為，美英法荷等審判的主要參與國，在近代都有與日本同樣的殖民擴張前科，所以單單審判日本“有違公平”。這一主張被日本右翼承繼并在美化其侵略罪行上進一步強化。日本戰爭犯罪與西方近代殖民不能相互折抵，但如果這場審判只有西方國家法官，“勝利者的審判”的印象更加強烈。又由于參加東京審判的不少國家或是殖民地宗主國，或是直至開庭時仍未獨立的殖民地，有人據此宣稱，侵略與被侵略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化，法官團也產生分歧。因此，中國參與審判的意義也就顯而易見：與其他參與審判的國家不同，中國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被侵略國，日本侵略中國最符合侵略與被侵略的經典定義。正是有了中國的參與，東京審判才有充足的正義性。

環球時報：中國如何捍衛了東京審判的正義性？

程兆奇：東京審判中國法官梅汝璈通過在法官團內部討論、撰寫判決書，為爭取讓所有罪犯受到懲罰起到重要作用。正如周恩來總理所說，梅汝璈為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爭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中國代表在聯合國等場合重申東京審判法律效力，中國學者通過整理東京審判文獻，用實證研究駁斥日本右翼謬論，中國官方在對日外交中始終將東京審判作為不可動搖的法律基石。

環球時報：如今，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與“新型軍國主義”正在同流合污，這對周邊國家以及國際社會有什么危害？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程兆奇：日本上述趨勢使得戰后和平秩序面臨崩塌風險，導致地區軍備競賽難以避免，地區互信動搖，國家之間沖突的風險攀升。

我們應該強化國際輿論壓力，在聯合國等場合揭露日本右翼行徑，同時深化歷史研究，有針對性地批駁日本右翼的主張。此外，我們還應該加強中韓等相關國家間協調，共同維護真相，防止歷史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