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暴增80倍，Anthropic估值突破萬億美元，創始人曾是百度員工

2026年第一季度，AI行業迎來歷史性突破，曾經籠罩在OpenAI陰影下的Anthropic，以一記驚人的增長曲線顛覆行業格局。

Anthropic首席執行官達里奧·阿莫代伊在舊金山一場活動中公開表示，公司本預計今年實現10倍收入增長，而實際一季度年化收入與使用量增速達到了驚人的80倍，年化收入從2025年底的90億美元飆升至300億美元。

該公司收入的狂飆直接點燃了資本市場的狂熱。最新交易數據顯示，短短七天內，Anthropic估值暴漲20%，自2025年10月以來更是實現了900%的恐怖增長，目前1.2萬億美元的估值已比OpenAI高出約20%。

若順利完成IPO，這家成立僅五年的初創公司，僅次于蘋果、微軟等科技巨頭，空降成為全球第11大上市公司，完成從“二號選手”到“AI新王”的逆襲。

而鮮為人知的是，這家AI巨獸的掌舵人、創始人兼CEO達里奧·阿莫代伊，職業生涯的起點竟扎根于一家中國科技企業——百度，這段經歷，也悄然為Anthropic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01 Anthropic憑什么高速增長？

Anthropic的爆發式增長，堪稱2026年科技行業最震撼的現象。在近期的舊金山開發者大會上，CEO達里奧·阿莫代伊拋出了一組讓全場窒息的數據：今年第一季度，公司年化收入實現80倍同比暴漲，遠超原本規劃的10倍增速。

這甚至讓他在臺上“凡爾賽”式抱怨：“增長太快了，我希望增速能降回到僅僅10倍，那樣我會輕松點”。

這場增長奇跡的背后，最大的原因當然是其戰略正確和產品出色。

不同于OpenAI在消費級市場的纏斗，Anthropic將戰略重心牢牢鎖定在B端市場，構建了“少而精、高客單價”的商業邏輯，約80%的收入來自企業客戶，形成了難以復制的競爭壁壘。

數據顯示，截至2026年4月，Anthropic約80%收入來自企業客戶，超過 60% 的全球 500 強企業已與 Anthropic 達成合作，成為其客戶。其中，在全球財富十強企業中，有 8 家是 Anthropic 的穩定客戶，涵蓋科技、金融等核心領域，且這些頭部客戶多為長期付費用戶。

企業客戶的爆發式增長，背后是Anthropic產品能力的突出。

在產品層面，Claude系列模型與Claude Code編程工具形成強大協同，精準解決了企業核心業務場景的痛點。Claude模型以“可靠、安全、可審計”的核心優勢突圍。

其“憲法AI”技術為模型植入行為準則，在金融、法律等強監管行業備受青睞。100萬token的超長上下文窗口，能一次性處理整個項目代碼庫或數百頁法律合同，完美適配企業復雜工作流，成為法務、金融、咨詢等專業領域的首選工具。

Anthropic通過“憲法AI”為模型植入成文的行為準則，解決了企業應用中最關心的“黑箱”難題，甚至因拒絕為美國軍方修改安全限制而遭封禁，反而贏得了更多企業客戶的認可。

Claude Code編程工具更是快速崛起，上線僅三個月使用量就增長10倍，年化收入突破500億美元，成為全球軟件工程師的必選產品，甚至推動全球約4%的公開GitHub提交由其完成。

也因此Anthropic近年來估值呈階梯式飆升，從2023年初的約41億美元增長到目前的接近萬億美元，私募股權二級市場部分交易報價已突破1.2萬億美元。

Anthropic得到了眾多頂級資本的支持，投資者涵蓋新加坡主權基金GIC、對沖基金Coatue、黑石、高盛等華爾街巨頭，以及英偉達、微軟等科技企業。比如馬斯克旗下SpaceXAI已與Anthropic達成頂級算力合作，將Colossus 1超算集群全部算力獨家租賃給Anthropic。

02 Anthropic創始人的百度印記

在Anthropic的萬億神話背后，創始人達里奧·阿莫代伊的人生軌跡，藏著一段與中國科技企業深度綁定的過往。

達里奧的職業生涯并非始于AI領域，他本科就讀于斯坦福大學物理系，后棄理從醫，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后，于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聚焦癌癥生物標志物相關領域。

轉折發生在2014年，彼時百度正全力布局AI，邀請谷歌大腦創始人吳恩達加入，成立硅谷人工智能實驗室并廣納賢才。

當時達里奧剛完成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博士后研究，其代碼能力被百度硅谷實驗室技術主管格雷格?迪亞莫斯發現，對方當場決定將其招募麾下，成為百度硅谷 AI 實驗室（SVAIL）的研究員，

不過達里奧在百度只工作了大約一年的時間，2015 年 10 月達里奧離開百度，先后加入谷歌大腦和OpenAI，參與了GPT-2、GPT-3的研發。

2021年，他帶著一批從OpenAI離職的研發人員創辦Anthropic，致力于構建可靠、可解釋的AI，這就有了后來的故事。

03 達里奧對百度的復雜感情

作為百度前員工，達里奧對于在百度的感情其實是比較復雜的，有認可和正面的部分，也有負面的印象。

總結他的說法，在百度的經歷對于達里奧有三大收獲。

第一是，達里奧參與了百度核心項目Deep Speech 2的研發，這是一款當時領先全球的語音識別模型，其識別精度超過谷歌、蘋果等競品10個百分點以上，短語識別詞錯率低至3.7%，后來更入選《麻省理工評論》年度十大突破技術。

第二是，在百度工作期間，達里奧已經開始覺察后來成為AI大模型領域核心底層邏輯的尺度法則（Scaling Law）——簡單的說就是大模型性能會隨算力、數據和模型大小增加而可預測的增長。“在百度做語音研究期間，我們已察覺到這種平穩的性能提升趨勢，這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

第三是，達里奧對當時百度提供的科研條件和團隊氛圍持有肯定的態度，這為他早期的研究提供了肥沃土壤。

據相關報道回顧，當時百度給予了吳恩達團隊極大的自主權和資源支持，包括1億美元的預算和大量的 GPU 算力。這種“不計成本”的投入讓達里奧能夠心無旁騖地進行前沿探索。

百度當時在硅谷的布局被視為集結了“最杰出的天才”。他當時直接向吳恩達匯報，并與亞當·考特斯（后任蘋果 AI 總監）等頂尖人才共事。這段經歷讓他處于全球 AI 研究的最前沿。

不過，雖然他在百度獲得了技術上的突破，但這段經歷的結束似乎并不愉快，這也間接影響了他后來對中國的態度。

他在百度僅待了一年（2014年底至2015年底），離職的主要原因是當時百度硅谷實驗室發生了高層大變動。

2015年，百度研究院經歷了劇烈的人事震蕩，吳恩達所領導的團隊穩定性受到嚴重沖擊，影響力被顯著削弱，百度硅谷 AI 實驗室（SVAIL）有一批核心骨干陸續出走。可想而知達里奧不免也經歷了百度內部的資源爭奪與團隊動蕩的影響，這給他留下了某種“心理陰影”，導致對于中國互聯網公司產生負面的情緒。

Anthropic的逆襲，無疑是2026年AI行業最動人的商業傳奇。五年時間，從OpenAI的“追隨者”成長為估值碾壓對手的“AI新王”。

但達里奧與百度的這段復雜過往，也折射出中國科技企業在AI浪潮中的機遇與遺憾，如果達里奧沒有出走，全球AI格局會不會完全不一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