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是如何開展的？

本書講述的是生活在南烏拉爾地區車里雅賓斯克的人的故事。他們在 20世紀 30年代初建造了車里雅賓斯克拖拉機廠（1992年后更名為“烏拉爾拖拉機廠”）并在此工作。全書描述了城市在工業化過程中的變化，以及 1941—1945年戰爭年代“坦克格勒”的日常生活，主要目的是具體再現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是如何開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蘇聯原先對車里雅賓斯克發展的所有設想。本書以車里雅賓斯克及周邊地區的幾家工廠為例，具體呈現蘇聯軍工綜合體的歷史。這些工廠也是蘇聯經濟動員模式的縮影。

*文章節選自《坦克格勒： 蘇聯工業城市車里雅賓斯克（1900-1950年代）》（三聯書店 2026-4）

坦克生產車間內部

車里雅賓斯克：20世紀俄羅斯的一面鏡子

“他們對戰爭有什么看法？”“他們沒有準備好，尤其是車里雅賓斯克的工廠。軍隊準備好了，但農業國還沒有?！?932年 10月 21日，巴黎的一家咖啡館里，蘇聯作家伊薩克·巴別爾和生于俄國的法國社會主義者鮑里斯·蘇瓦林之間進行了這次對話。巴別爾憑借小說《紅色騎兵軍》獲得了蘇聯文化領域的至高地位，這部作品描寫了內戰期間傳奇騎兵布瓊尼的軍隊。蘇瓦林盡管是法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但因持反對意見于 1924年 7月被開除黨籍。

他們都非常了解斯大林不斷變化的政策和 1929年后蘇聯共產黨的執政情況。對話中的關鍵詞——戰爭、軍隊、工廠和農村農民——也構成了本書的核心元素。

蘇聯曾多次遭受戰爭威脅。1927年，蘇聯受到英國的威脅；1929年，受到中國威脅——中國軍閥控制了曾由沙俄占領的從西伯利亞通往太平洋、途經滿洲里的中國東方鐵路；更持久的威脅來自日本，這個 1931—1932年占領了滿洲（中國東北）的國家；1933年希特勒上臺后，納粹德國也對蘇聯構成了持續威脅。這些年間，蘇聯也發生了令人矚目的變革，強制工業化（forced industrialisation）和農業集體化是變革中的首要任務。

那么，蘇聯是如何備戰的？這個落后的、以農業為主的國家是如何實現工業化的？工農紅軍是如何建立的？那些經歷過社會變革的人的生活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些都是本書試圖回答的問題。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贏得了勝利，這與 1941年夏天德國“巴巴羅薩行動”開始時西方許多人所預判的恰恰相反。要解釋這一矛盾，首先要描述新的蘇維埃國家是如何在革命和內戰期間建立起來的。我們將考察社會的變化，研究蘇聯特有的經濟軍事化是如何開展的，以及蘇聯教育系統是如何實現現代化的。

本書介紹了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冷戰第一階段的車里雅賓斯克。書中描述了車里雅賓斯克特有的經濟軍事化、教育系統現代化以及文化生活。

1736年 9月 13日（儒略歷 4日），上校 A. I.捷克列夫和他的 600名士兵在米阿斯河上建立了一個要塞，并將其命名為車里雅賓斯克。18世紀 40年代，布羅多卡爾馬克和車里雅賓斯克要塞之間修建了一條公路。當時，這些要塞位于俄羅斯最東邊的邊界。到 1800年，要塞周圍居住著大約 2500人，其中大部分是哥薩克人、商人和工匠；主要經濟部門是農業，但也有谷物磨坊、制革廠、鐵匠鋪和肥皂制造廠。在整個 19世紀，車里雅賓斯克一直是俄羅斯帝國一個以貿易為主的小城鎮，而在 19世紀40年代，烏拉爾南部地區的其他地方也開始了小規模的淘金活動。

附近的茲拉托烏斯特、卡斯利和米阿斯鎮很快開始生產鋼鐵。19世紀后半葉，隨著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建成，車里雅賓斯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車里雅賓斯克到庫爾干和鄂木斯克的西線延伸段于 1894年竣工，這使得車里雅賓斯克成了通往西伯利亞的門戶——成千上萬農民希望遷往西伯利亞，去耕種新農田。沙皇俄國不僅為移民提供如優惠貸款這樣的便利，還提供了有關西伯利亞各地區的大量信息。這也是大臣會議主席彼得·斯托雷平努力使農民成為富農的一項改革內容。車里雅賓斯克火車站附近還建立了一個“移民點”。在這個專門為移民建造的村莊里，可以居住 3萬多人。村里有一個管理機構，負責為所有移民建立土地登記冊和確認所有權歸屬。1894—1909年間，有 400多萬人途經車里雅賓斯克，前往新家園。

這些新的交通設施將車里雅賓斯克從一個人口不足一萬的貧窮小鎮變成了一個擁有工商企業的快速發展中的城市。

20世紀20年代布羅多卡爾馬克的周六集市，該村是車里雅賓斯克省最古老的居民點之一。18世紀初，為了保護卡爾馬茨基岔道，人們在特查河附近建立了一個非農奴人口城鎮。村民們的任務是鞏固沙皇通往烏拉爾的防線。到 1816年，布羅多卡爾馬克有 150個農場和 907名居民、兩座教堂、一所學校和一個集市。1924年，布羅多卡爾馬克成為地區中心，到 2000年，其人口已增至約 4000人

車里雅賓斯克及其周邊?。ㄖ荩?在很多方面都是整個蘇聯的縮影。1905年俄國第一次革命爆發后，這個烏拉爾地區的工業城鎮首次出現了政黨，工人們成立了蘇維埃。但在隨后一段時期，所有政治活動都被專制政權壓制。1917年革命激發了人民民主運動。1917—1918年的冬季建立的蘇維埃政權代表了民主，但布爾什維克拒絕接受制憲會議的選舉結果，開始了專政統治。雖然布爾人中獲得不同程度的支持，但在當時占俄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中，他們的支持者卻少得多。

1918—1921年的激烈內戰鞏固了1917—1918年出現的一黨制國家，這場戰爭不僅是紅軍和白軍之間的戰爭，也是紅軍與自發組成的農民武裝之間的戰爭。1921年以“新經濟政策”形式進行的改革是布爾什維克與大多數人（農民、小企業家和商人）之間的妥協。

20世紀 20年代末起，蘇聯共產黨在社會各領域強推變革。他們的意圖是使國家盡可能獨立于世界其他地區。農業集體化旨在說服人們從非生產性的家庭農場遷移到城市的建筑工地和工廠企業。蘇聯官方意識形態的重要一點，是認為個人的消費在未來將大大提高。他們沒有預見到，集體化的實施方式實際上會導致集體農莊出現饑荒，并使其條件比家庭農場更加惡劣。

本書講述的是生活在南烏拉爾地區車里雅賓斯克的人的故事。他們在 20世紀 30年代初建造了車里雅賓斯克拖拉機廠（1992年后更名為“烏拉爾拖拉機廠”）并在此工作。全書描述了城市在工業化過程中的變化，以及 1941—1945年戰爭年代“坦克格勒”的日常生活，主要目的是具體再現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是如何開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蘇聯原先對車里雅賓斯克發展的所有設想。本書以車里雅賓斯克及周邊地區的幾家工廠為例，具體呈現蘇聯軍工綜合體的歷史。這些工廠也是蘇聯經濟動員模式的縮影。

書中的每一章都闡釋了工業城市車里雅賓斯克軍事化的情況并分析了其原因。在最近開放的檔案中，我們還發現了許多關于社會、政治和文化狀況的其他文件，這些文件從更廣泛的意義上揭示了蘇聯社會的整體現代化進程。這些關于蘇聯日常生活和工業發展的新材料從多方面展示了推動蘇聯歷史這一階段發展的力量。

即使到了 20世紀 70年代和 80年代，蘇聯的大多數城市實際上仍不對外國人開放。研究蘇聯建筑史的法國專家阿納托爾·科普 1978年曾說，人們無法前往斯大林時代建造的偉大工業城市，“這些我們只知道名字的城市——馬格尼托哥爾斯克、車里雅賓斯克、阿穆爾河畔共青城等，如今面貌如何？斯大林時代結束時它們又曾有怎樣的面貌？”。科普不得不借助明信片并發揮他的想象力來想象這些城市的真實面貌。

車里雅賓斯克 20世紀初的市中心全景

1970年，對馬格尼托哥爾斯克、下塔吉爾和烏拉爾軍械庫的傳奇鋼鐵廠，我也感受到了同樣的神秘。作為莫斯科大學的交換生，校長問我在為期一年的訪問中想看到什么，我立即回答說我想去烏拉爾旅行。校長的回答同樣簡潔，他說這樣的旅行是不可能的。多年來，我不得不發揮我的想象力，去想象伏爾加河流域以外地區的重工業狀況。幾乎沒有統計數據、文獻資料能幫助我充實想象的畫面，照片也很稀缺。20世紀80年代，在“公開性”（glasnost）政策下，美國歷史學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成為第一位有機會到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進行研究的西方學者。在他的偉大作品《磁山》中，科特金展示了 20世紀 30年代這座城市是如何在烏拉爾南部的大草原上建立起來的。同樣，我希望本書能提供一些新的視角，讓讀者了解 20世紀初至“二戰”結束期間該地區中心城市車里雅賓斯克的生活。

早在 20世紀 40年代，美國記者兼作家威廉·亨利·張伯倫（William Henry Chamberlin，1897—1969）就在其著作《俄羅斯之謎》中向西方公眾介紹了“坦克格勒”一詞。 然而，直到 20世紀 90年代，外國人才有可能訪問這座城市。蘇聯時期，一些城市甚至連蘇聯公民都不能自由訪問，居民的行動范圍是嚴格受限的，不過車里雅賓斯克并非其中之一。生產核武器部件的所謂“原子城”是限制更嚴的城市。車里雅賓斯克地區就有幾座“原子城”，如奧焦爾斯克和斯涅任斯克，它們也被稱為“車里雅賓斯克 -40”和“車里雅賓斯克 -70”。無論是關于工業城市車里雅賓斯克本身的歷史，還是關于其工業在“二戰”和冷戰期間的作用，研究都相對較少。本書將更清晰地展示一個具體的蘇聯工業城市的演變過程，它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典型的。我們必須盡可能多地了解蘇聯的遺產及其對當今俄羅斯的影響，這也能幫助我們理解當今俄羅斯領導人所選擇的改革發展戰略。

本書通過一個特定的工廠來描述 20世紀 30年代蘇聯的工業化，這是俄羅斯人進行國民經濟動員以保障戰爭需要的典型案例。車里雅賓斯克拖拉機廠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迅速建造起來的數百家大型工廠之一，書中也敘述了蘇聯引進美國生產線時因缺乏合格產業工人而遇到的嚴峻困難。

20世紀 30年代初的宣傳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精神。例如：

我們正在從工業化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全速前進，正將俄羅斯幾個世紀的落后狀況甩在身后。我們將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一個汽車化和拖拉機化的國家。當我們把“蘇聯”放上汽車，把農民放上拖拉機，那么那些受人尊敬的資本家就只能努力追趕我們；他們大聲談論他們的文明，那我們就看看，哪個國家是文明的，哪個國家是先進的！

20世紀 30年代，資本主義體系遭遇大蕭條。西方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實行國家監管的觀點，甚至提出了應在自由市場經濟中采取一些計劃措施。西德尼·韋伯和比阿特麗斯·韋伯曾于 1930年拜訪流亡土耳其的列夫·托洛茨基，與其討論俄國革命的命運，他們還對蘇聯進行了長期訪問。在他們的巨著《蘇聯共產主義：新文明？》中，韋伯夫婦非常詳細地描述了蘇聯的國家制度、計劃經濟體系以及蘇聯社會的幾乎所有方面。他們的書大多基于蘇聯的官方資料，因此，該書成為西方人如何受愚弄以至相信蘇聯官方神話的一個典型例子。他們的書被譴責的次數多于實際被查看的次數。其實，書中有許多關于“秘密警察”作用的段落，“秘密警察”在 20世紀 20年代和 30年代初被稱為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OGPU）。

幾十年來，“計劃”的概念被視為福利國家混合經濟的典范，廣受歐洲大陸工黨和社會主義者稱道。許多學者認為，市場經濟體制和國家在某些領域的指導作用可以成功結合。這一觀點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畢竟蘇聯至少在 20世紀 60年代初之前就實現了經濟高增長率。多年來，人們一直認為斯大林式計劃經濟可以實現較高的增長率，并能根據總體目標引導投資，實現長期發展。換句話說，蘇聯經濟在獲得高增長率方面具有優越性，盡管它顯然不能滿足消費者需求。許多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在 20世紀 60年代設想的“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兩種制度之間的“趨同”，也是該觀點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短短幾十年間，蘇聯經歷了規模巨大的城市化進程，而這僅僅用統計數據是難以表達的。第三章描述了 20世紀30年代車里雅賓斯克市因人口大量涌入而徹底改變，由此也產生了一系列讓當地政府不得不應對的問題。1930年，一座生產履帶式拖拉機的大型工廠開始動工。與蘇聯其他地區一樣，工廠建設與基礎設施建設是同步進行的。居民樓、托兒所、學校、醫院和休閑活動設施也同步建造起來。整個城市都是在企業和政府的合作下發展起來的。

開始生產拖拉機的同時，為工廠工人建造的周邊地區也在加速建設。20世紀 30年代的理想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城鎮，從根本上解決家庭主婦、兒童和老人的居住問題。然而，微薄的資源僅夠建造少量房屋。實際上，在工廠開工后的幾十年里，只能為產業工人及其家屬提供營房。盡管如此，普通人所面臨的嚴酷現實和對未來的憧憬，正是他們想要捍衛新家園的原因之一。

1932—1933 年的工農街（1935 年起被稱為基洛夫大街）。前景為蘇聯時期在車里雅賓斯克市中心建造的第一批擁有獨立公寓的街區之一

蘇聯領導人強調，工業化是國防能力的決定性因素。因此，采礦、重型機械制造是重中之重。在和平時期，國家的工業基礎和基礎設施建設還應包括民用部分，特別是消費品和耐用物品的生產。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蘇聯這種模式的目標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實現更高的增長率，而不是實現資本和消費行業的平衡增長。消費在一段時間內保持在較低水平，以便從較高的技術層面收獲成果。20世紀 30年代，國家進入了對烏拉爾地區和西伯利亞地區豐富自然資源的密集開發期，在此之前，這些資源甚至還沒有被完全勘探過。領導層選擇在內陸地區發展幾個主要的工業區。當然，這也有國家長期發展計劃中關于國防方面的重要考量。第四章以拖拉機廠為例，介紹了人們如何為實現工業化而努力。

第五章闡述了斯大林領導下的大規模鎮壓、清洗活動讓看似成功的發展中斷了。20世紀 30年代后半期，共產黨、工廠和國家機關對被認為是國家實際或潛在敵人的人進行了大清洗。大清洗活動在 1937—1938年達到頂峰。1939年，秘密警察機構發生了變化，前幾年的許多非法行為和不端行為都受到了懲罰。

車里雅賓斯克拖拉機廠的任務是生產一種特定類型的拖拉機，并在戰爭情況下為軍隊提供坦克和火炮牽引車。第六章分析了20世紀 30年代工業動員計劃的變化情況。最初的設計是，整個工廠可以很容易地從履帶式拖拉機的批量生產轉向輕型坦克的批量生產，傳送帶上的大部分設備都具有相同的尺寸。工廠的動員計劃還包括彈藥、手榴彈以及坦克和飛機備件等物品的生產。其他戰時物品的生產任務被分配給大量非軍工企業。

1940—1941 年，車里雅賓斯克拖拉機廠和其他工廠根據工業動員計劃開始生產炮彈

戰爭年代，車里雅賓斯克停止了拖拉機的生產。取而代之的是，工廠獲得了從列寧格勒、哈爾科夫和蘇聯歐洲部分其他城市撤離的設備，開始大規模生產重型坦克。要大規模生產中型和重型坦克，與車里雅賓斯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現葉卡捷琳堡）和下塔吉爾市其他企業的合作也至關重要。1941年秋，列寧格勒基洛夫工廠和哈爾科夫柴油機廠的大部分設備撤離至車里雅賓斯克。數以萬計的工程師、工人及其家屬也隨之撤離。當時，該拖拉機廠更名為“車里雅賓斯克基洛夫工廠”，這座城市開始被稱為“坦克格勒”。不過，蘇聯的報紙和廣播從未提及他們的武器是在哪里生產的，報紙上的照片也只是提到“N市的一家工廠”或“在后方縱深生產”。

短短幾十年間，蘇聯領導人就將沙皇軍事體系轉變為能抵御世界歷史上最猛烈攻擊，并在戰爭中贏得勝利的強大國防力量。“二戰”初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納粹德國迅速戰勝了波蘭和法國?！伴W電戰”概念指的是在敵方領土后方進行長距離空中打擊，以支持裝甲部隊的縱深突破。就算是最狡詐的秉持“閃電戰”想法的德軍將領，如海因茨·古德里安——他曾與蘇維埃俄國有過實際交戰經驗——在 20世紀 40年代初也低估了蘇聯紅軍的能力?！鞍桶土_薩行動”幾乎被一致認為是失敗的，因為德國及其法西斯盟友的資源不足以支撐其占領蘇聯的后勤保障。

第七章描述了“二戰”期間坦克生產的變化。當設備從列寧格勒、哈爾科夫和莫斯科撤離到車里雅賓斯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和下塔吉爾后，蘇聯大規模生產了堅固、耐用、高效的坦克，其規模遠遠超過德國。蘇聯工業的戰時效率是其計劃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在戰爭年代，數百萬人喪生，大量農民從敵占區撤離，這給烏拉爾地區帶來了沉重的社會壓力。

1944 年夏，來自車里雅賓斯克的第63 坦克旅戰士宣讀車里雅賓斯克工人們的問候

第八章介紹了 1941—1945年蘇聯后方的一些情況。數以萬計的疏散人員、難民和傷兵被從蘇聯的歐洲部分送往車里雅賓斯克地區。他們的住房問題只能勉強解決，一家人安置在本就狹小的房間和公寓里，或是住在城郊的酒吧間或防空洞里。當地在如何養活增加的人口方面存在諸多問題。不過，改建后的拖拉機廠生產效率提升，武器產量激增。這成了戰爭初期遭受災難性損失的蘇聯紅軍所擁有的相對優勢。

冷戰期間，車里雅賓斯克在蘇聯軍工綜合體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重要的钚工廠就設在離城市不遠處，處于高度保密狀態。米阿斯——另一個根據戰時需要進行了大規模工業改造的城市——開始生產潛艇彈道導彈。車里雅賓斯克理工學院（今天的南烏拉爾國立大學）有幾個專業明確以軍事工業為導向。第九章介紹了 20世紀 40年代末到冷戰初期這方面的發展情況。

本書的最后一章專門介紹了烏拉爾地區的歷史學家和檔案館近年來如何研究本地區的歷史。20世紀 70年代，列昂尼德·科馬洛夫等人通過查閱檔案資料、采訪老兵等方式，首次對拖拉機廠進行了詳細描述。蘇聯事關 1941—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部分的蘇德戰爭）的史料數量龐大、內容詳盡。然而，由于戰爭年代的許多方面都是禁忌或秘密，任何官方歷史敘事在 20世紀 80年代后期“公開性”改革中都被認為是近乎偽造。20世紀 80年代后期開始，烏拉爾地區乃至整個蘇聯的軍事、社會、經濟和政治歷史學家才能對這些年的歷史進行更豐富、更詳細和更真實的描述。第十章闡述了全方位發展的車里雅賓斯克在某些方面的情況，探討了該地區檔案管理員在解密檔案和出版原機密檔案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對于歷史學家來說，當前俄羅斯最有前途的一點在于年輕一代對歷史充滿濃厚興趣。高年級學生定期參與全國范圍的歷史學科競賽，從這些青少年選擇的主題可以預判，俄羅斯未來還會有積極變化。

坦克格勒：蘇聯工業城市車里雅賓斯克（1900—1950年代）

[瑞典]倫納特·薩繆爾森 著 鄭潔嵐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6-4

車里雅賓斯克位于烏拉爾山脈南部深處，曾經是俄國東部邊境的一個小型防御工事。19世紀，烏拉爾地區成為重要的采礦和冶金中心，城市獲得發展。斯大林時期，車里雅賓斯克成為拖拉機生產中心。蘇德戰爭期間，這里的工廠承接前線撤離的設備和人員，迅速轉向軍用，為紅軍制造了上萬輛主戰坦克，如著名的KV系列重型坦克和T-34中型坦克，因此有了“坦克格勒”（坦克城）這一別號。

全書圍繞內戰、工業化、“二戰”及冷戰初期幾個重要時間節點，通過介紹車里雅賓斯克拖拉機廠等工業企業的發展，對該地如何從一個農業主導的落后地區迅速轉變為軍工重鎮，又轉而成為核工業秘密城市的歷史進行了繁簡有度的梳理，特別對其特有的經濟軍事化現象及備戰計劃細節有所發覆。作者也講述了車里雅賓斯克居民的故事，以及城市的文化和建設情況，描繪了歷史巨輪下技術官僚、工人、農民乃至囚犯的百態人生，為讀者深入理解斯大林時期的工業化、戰時經濟動員和社會生活提供了許多珍貴材料。

《坦克格勒》不僅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蘇聯工業城市在半個世紀內的演變記錄，其價值更在于通過獨特的檔案視角，對蘇聯這一時期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進行了深入、實證且有修正意義的學術分析，是“檔案革命”后涌現出的蘇聯研究中得到國際學術界廣泛承認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