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硬傷：胡三元的小隊長，當年的樣板戲可不敢這么演

在電視劇《主角》第9集中，米蘭飾演李鐵梅、花彩香飾演李奶奶、胡三元扮演小隊長，秦腔版的《紅燈記》正式出現在觀眾面前。

實話實說，舅舅胡三元飾演的小隊長，現在看當然滑稽，放在當年就明顯有著“走樣”的嫌疑。

對于經歷過紅色年代的60、70后們來說，寧州縣劇團黃正經對于寧州縣排練《紅燈記》的態度，有些敷衍，甚至是輕佻了。

作為家喻戶曉的《紅燈記》，在第一批“八個樣板戲”確定之后，逐漸成為全國唯一的文藝樣式。

可是，僅僅八個樣板戲翻來覆去，人們很快就會看膩，而且僅靠《紅燈記》劇組到全國各地巡演，讓各地方劇團、劇組的人員沒有創作產出，這樣既不能檢閱他們的革命思想，也無法真正占領文藝的全部陣地。

既然不能讓“其他”文藝形式重新奪回文藝舞臺，在旗手看來，“樣板戲”的普及推行工作就是勢在必行的。

1967年6月18日《人民日報》報道稱：首先是橫向發展，即“學習”。由全國各地的劇團、劇組到“八個樣板戲”劇組進行實地學習，學習他們的創作經驗、表演方式以及先進的革命思想，學習完還要寫學習筆記，開展學習的相關講座、報告會等。

按照這個思路，各省的“觀摩團”回到地方之后，就要照搬照演。為了更深入地在全國貫徹“樣板戲”的學習，讓其他劇種也能學“樣板”演“樣板”，要展開縱向發展，也就是“移植”。

對于地方劇團“樣板戲”的移植，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走樣”。

《中國戲曲現代史》中寫道：“樣板戲”里的正面人物永遠被安排在舞臺顯著的地位或中心位置，反面人物則偏居于側面，加上燈光、色彩的渲染，使正反面人物形成鮮明的對比與反差，夸張地突出正面人物的“高大”形象，形成了新的“表演程式”。

臺詞、化妝、角色形象“不走樣”，在當時就是強制規定。如果“走樣”，輕則是對作品的理解不到位，重則是政治思想水平不高，還有更嚴重的……等著挨批吧您就。

在“樣板戲”的移植中，人物的外貌形態、服裝化妝、動作神態都必須符合各自身份，英雄人物即使受傷也不能表現出萎靡、憔悴的神態。

反面人物動作必然要萎縮、躲閃，還要被正面人物的氣勢所震撼而顯得退縮和愚笨。

《主角》第八集，舅舅胡三元被奪了“敲鼓權”，讓他飾演日軍小隊長。胡三元出場的時候，直接給了一束聚光燈，雖然顯得非常滑稽，在當年肯定是不對的。

其實，就是胡三元畫的眉毛是“李玉和”式的高挑大濃眉，很不符合“旗手”要求。樣板戲對于“服化道”是有著嚴格要求的，英雄人物的妝容有著具體要求：有陽剛正氣，眉毛上揚。反面人物則必須妝容晦暗，眉毛粗而散，眉尾向下耷拉。

電視劇給了胡三元一個大特寫，很明顯屬于“高級錯誤”，如果放在當年就是極其嚴重的“走樣”，后果如何，不用我多費口舌。

最重要的是，胡三元出場后，出現一束追光，還站在舞臺正中央。

張嘉譯本來就身材高大，加上拍攝的角度，讓他的人物比例遠遠超過了“李鐵梅”和“李奶奶”。

我們看一眼當年真正“樣板戲”的站位，就全明白了。

真實的歷史上，從1976年開始，豫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就開始了大規模改編。時至今日，豫劇版《紅燈記》的影響甚至超過了京劇。

1971年，陜西省文化局也正式成立了《紅燈記》秦腔音樂學習班。為了“樣板戲”的改編，陜西省調集了全省的戲曲精英，其中包括戲曲音樂家王依群、秦腔作曲家肖炳，西安音樂學院作曲系屠冶九、潘哲，著名秦腔表演藝術家李正敏、劉易平以及來自陜北、陜南的戲曲音樂工作者，組成了龐大的創作組。

為了使《紅燈記》和廣大“工農兵群眾”相結合，負責主旋律創作的潘哲、馬生采、肖炳等坐長途車深入寶雞、咸陽等地征求意見，到咸陽、興平、扶風、虢鎮等地的劇團，將創作的旋律唱給大家聽，多方面聽取意見后，作進一步修改與完善。

后來，又經過三次較大的修改才定稿，形成樂譜，提供樂隊及演員使用。

秦腔版的《紅燈記》記譜細致到了什么程度呢？

每一個“裝飾音”、“顫音”、“轉調”、“換聲”都有嚴格要求，就連樂隊成員也必須一個音不錯地按譜演奏。

這樣的創作一旦形成，所有的演員和樂隊都不允許即興創作。

豫劇版《紅燈記》同樣經過了大量的移植和創作，由于京劇西皮、二黃散板的結構相似，所以移植后的豫劇版《紅燈記》跟京劇區別不大，甚至更符合豫劇的唱腔規律。

比如李玉和的唱腔“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一段唱腔符合二八結構，旋律流暢自然。在第三個上句“栽什么苗結什么果”一句，京劇使用了四分之一拍，4小節都是板起，這種結構不符合“二八”結構，豫劇音樂工作者對這一句進行了靈活處理。

在電視劇《主角》中，米蘭用一件毛衣，跟主任老婆爭取到了主角李鐵梅的位置。在選角階段，胡三元就去做花彩香的思想工作，讓這位“大女主”去演李奶奶。

在當時，移植可不是隨便移的，演員也不是隨便可以換的。按照西安音樂學院對這段歷史的記載：秦腔革命現代戲《紅燈記》對于演員的挑選格外嚴格，當時挑選了六個李玉和、八個李鐵梅的扮演者。

有意思的是，大名鼎鼎的豫劇表演藝術家常香玉，在豫劇《紅燈記》中，就飾演李奶奶。

1974年，河南代表團赴京參加移植“樣板戲”匯報演出，后由中央電臺進行錄音，并向全國播放。此時，“移植”樣板戲已經在全國鋪天蓋地推廣開來。

1974年9月26日的《人民日報》報道中寫道：國慶演出期間，全國地方劇種當中出現了一批移植“樣板戲”的劇目：其中包括了湖南花鼓戲移植的《龍江頌》、河北梆子移植的《杜鵑山》，以及湘劇、桂劇、彩調劇、晉劇、豫劇等學習和移植的樣板戲折子戲。

移植中最慘的就是滬劇《紅燈記》，他們作為早期的經典版本，旗手用了他們的本子，最后還得按照“京劇版”移植，到最后反而丟了自己的特色。

1975年1月和5月，秦腔《紅燈記》晉京匯報演出，大獲好評。

一年后，小說《主角》的作者，13歲的陳彥進入陜西省鎮安縣劇團當學員。這也就解釋了，易青娥、封瀟瀟、楚嘉禾為什么在同一年被寧州縣劇團錄取。

回頭再看這段歷史，當年“不容一絲走樣”的鐵律，如今成了電視劇里一處令人捧腹的閑筆。規矩能框住舞臺上的站位，卻框不住樣板戲的命。

豫劇版、秦腔版《紅燈記》至今還在民間鮮活著，歷史反復驗證過一件事，那些曾經三令五申強行勒令“不走樣”的，反而最容易被時間沖散；在夾縫中自己調勻一口氣的，紅燈也才亮的更加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