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昕：博弈論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重讀張維迎著《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

來源：經濟學原理

作 者：陳昕

導語：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原總裁陳昕先生5月9日出席“張維迎教授著作《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出版30周年，暨‘博弈理論與應用’專題研討會”，并做特別發言。本文系發言稿，并刊發于2026年5月13日的《中華讀書報》。

本文刊發于《中華讀書報》2026年5月13日

文 | 陳昕

1996年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任內出版了張維迎著《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這是一部把博弈論引入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的開山之作，也是一部參與建構中國經濟學學術體系的扛鼎之作，還是一部有助于社會理性形成的理想之作。

1996年版

這部著作出版30年長盛不衰，累計印刷35次，發行近30萬冊，被全國數百所高校選作教科書，在1998—2002年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中被引用次數位于中文圖書第三位，實屬難能可貴，而且這一成績還是在沒有修訂過一次的情況下取得的。

作為教科書，修訂乃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學術在不斷進步，唯有不時修訂，才能與時俱進，延長生命周期。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這些年當然也有了長足的發展，然而本書竟然在未曾修訂的情況下，仍被那么多的高校選用，這至少表明作者當年的著述是很超前的，用楊小凱的話來說，其“材料的組織非常系統地包含了研究的前沿和靠近前沿的成果”，保證了長時間的不落伍。本書還有自己獨到之處，那就是緊密地聯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展開分析。盡管如此，這部教科書還是有修訂之必要，作者當然也明白這一點，只不過采取的是另一種方法，那就是后來又寫了一本教科書——《博弈與社會講義》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在《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30年紀念版的序言中是這么說的：“對博弈論的學生而言，將這兩本書放在一起讀，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30周年紀念版

格致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能夠長盛不衰呢？除了給出完整系統前沿的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的知識之外，它還做出了什么樣的學術和社會貢獻？以我一個經濟學編輯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加速了經濟學的范式轉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經濟學致力于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主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引入了以一般均衡理論為核心的新古典經濟學；二是引入了以交易費用經濟學和產權經濟學為核心的新制度經濟學。《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的出版則把這種轉型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新古典經濟學對現代經濟學的理解，很多時候局限于“需求曲線”與“市場均衡”的靜態描述，聚焦于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博弈論則將經濟學的核心從“物”的配置（資源分配）轉向“人”的行為（交互決策）。書中介紹了各類對策模型，讓讀者明白經濟決策本質上是相互依存的策略互動。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理性的決策者通過預測對手的行為來優化自身收益，這種互動既可能導致非合作均衡，也能在特定機制下涌現合作秩序。新制度經濟學以制度、產權、交易費用為研究對象，其方法論可以概括為以交易費用為核心分析變量，在有限理性與機會主義約束下，通過比較不同制度安排在節約交易費用和提供激勵方面的效率差異，來解釋經濟組織和歷史演進，因而具有高度的情景依賴性和非標準化特征，注重邏輯推演與定性分析，并不特別依賴于復雜的數學模型。而博弈論建立在嚴格的數學模型基礎上，《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涵蓋了各種合約理論模型，有嚴謹的數學推導，有序的公理化體系，在此基礎上進行案例分析和制度分析。顯然，這種研究豐富了現代經濟學的方法，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經濟學范式轉型。當然，這也對學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楊小凱當年是這樣評價《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的：“這種功力不要說國內的學者難以達到，就是西方經濟系教授，很多也是達不到的。”

楊小凱書評

《經濟研究》1997年第2期

第二，分析了中國轉軌時期的一些重要問題。《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并不僅僅局限于對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的一般介紹，而是試圖提煉出一種概念體系和分析框架來展開對中國轉型期特有體制問題的分析。例如，在論述信息不廉價（即存在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的激勵機制設計時指出，為了解決資本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應形成的一種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制度安排，而最優契約安排是把資本交給最有本事且最敢擔責的人來經營。這不僅提出了企業家隊伍建設的問題，還深入到國有企業改革的產權結構和公司治理的層面，通過機制設計來解決“誰來監督經理人”這一難題。

又如，在論述動態博弈與聲譽模型時，強調在動態的社會博弈中，制度決定了參與者的未來預期，而未來預期又決定了他們是否會為了長期利益而建立和維護聲譽，從而選擇合作而非隱藏的行為。為此還分析了“聲譽模型”與“棘輪效應”模型帶來的截然相反的激勵效果，提出改革的目標是通過產權和法治等制度設計，改變社會博弈的規則，將人們從“棘輪效應模型”的惡性循環中解放出來，引導他們進入“聲譽模型”的良性軌道，進而實現從短期隱藏到長期合作的社會轉型。

再如，在論述信息不對稱時，不僅介紹了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市場機制五種方式，還針對國有企業往往承擔著就業、社會穩定等政策性負擔，經理人可以將自身經營不善造成的虧損歸咎于政策性負擔，而政府因信息扭曲又無法分辨這一弊端，提出改革的第一步必須是剝離政策性負擔，讓國有企業在公平的市場環境中競爭，使企業的利潤真實反映經理人的經營能力。

此外，書中的討價還價模型、叫價拍賣模型、激勵與保險權衡模型等都有助于分析轉型期中國經濟體制的問題，揭示“信息不對稱”“激勵不相容”造成的后果，進而推進改革的深化。

第三，有助于社會理性的形成。《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是一部專業教科書，但它的傳播使納什均衡、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貝葉斯納什均衡、精煉貝葉斯納什均衡及各種各樣的對策模型迅速地進入了社會大眾的語言體系，引導公眾從“利益結構”“信息機制”“策略互動”而非“道德評價”的角度觀察社會中發生的各種沖突和問題，試舉三例：（1）“囚徒困境”成為解讀地緣政治與商業競爭的常識。人們意識到，一方面重復博弈能解決單次囚徒困境問題；另一方面，很多時候個體的“背叛”并非道德敗壞，而是在特定的激勵結構下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解決問題的思路在于從“呼吁道德回歸”轉向“改變游戲規則”，改革由此成為必要。（2）“信息不對稱”成了解釋市場亂象的新語言。人們在買到假貨或遭遇服務陷阱時，不再簡單地感嘆“無奸不商”，停留在對商家的道德審判上，而是呼吁建立信號發送機制（如品牌認證、第三方檢測）和篩選機制來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盡管這也是有成本的且可能失效，但表明公眾開始從制度設計的角度思考如何建立信用。（3）“正和博弈”改變了公眾對“競爭”就是“零和博弈”的看法，人們開始理解“交易成本”和“合作剩余”，明白通過建立可信的承諾和合理的契約，可以將蛋糕做大，實現雙贏。這樣的事例還可以列舉更多，《博弈與社會講義》中講了40多個迷你案例，古今中外，天南地北，讀來讓人茅塞頓開。總之，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的傳播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培育了社會理性，它對于推進法治建設、完善市場機制、優化公共政策，都有積極的意義。

過去30年，博弈論的影響早已溢出了經濟學，在法學（從“法條解釋”到“激勵機制設計”）、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從“權力博弈”到“策略互動”）、社會學（從“規范描述”到“演化機制”）乃至道德哲學、演化心理學等領域都有廣泛的應用，《博弈與社會講義》就反映了這方面的成果。今天在數字化與算法化的浪潮下，我們正步入一個由算法驅動、數據賦能、多主體實時互動的“智能博弈”時代，期待中國經濟學家在這方面更多的成果。

在結束這篇文章的時候，還想特別提一下本書作者30年后對博弈論發展的最新論述。他在本書30周年紀念版序言中說道：“博弈論能解釋均衡，但無法解釋非均衡。”“理論預測與現實的不一致，源于博弈論的三個基本假設：工具理性；理性是共同知識；每個參與人知道游戲規則。”“如何將非理性行為納入博弈分析，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體現了作者作為頂尖經濟學家對博弈論的深刻認識和反思，不僅精準地指出了經典博弈理論在解釋現實世界時的邊界，呼應了當代經濟學和心理學交叉理論領域（如行為博弈論）的前沿探索，而且也指出了未來博弈理論的重要方向在于能夠容納人類的非理性、有限理性以及制度的動態演變。

參考文獻

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30年紀念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

張維迎：《博弈與社會講義》（第二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楊小凱：《一本有較高水準的經濟學教科書》，《經濟研究》1997年第2期。

作者簡介

陳昕，1952年生，從事出版工作近50年。曾任上海三聯書店總編輯、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副局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黨委書記兼總裁、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曾兼任中國出版協會副主席、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還曾兼任上海交通大學、武漢大學、同濟大學等五所高等院校教授。主持、策劃、編輯了30多套叢書，共計3000多種圖書。著有《出版經濟學研究》等16部著作，發表學術論文及文章近200篇。著作、論文及編輯的圖書數十次獲得國家一級的獎勵。2007年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獎，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60年百名優秀出版人物、中國百名優秀出版企業家。中央組織部專家庫成員、首批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首批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