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另一端，我成了這所小眾留學院校法學院的首位中國學生

地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對跖點”，即地球同一直徑的兩個端點，它們的緯度相同但南北相反，經度之和為180°。我的家鄉陜西西安， 其對跖點正是智利首都圣地亞哥，地表直線距離約2 萬公里，相當于地球周長的一半。作為拉丁美洲史專業的碩士生，我選擇來到這個離家最遠的地方，是為了做真正在地化的區域國別研究，尋找理解拉美文化的切入口。

01

見微知著

探尋在地深度

提到拉丁美洲，人們常常想到熱情的桑巴舞曲、足球明星、魔幻現實主義文學，或是危險的幫派、街頭電影，常用熱情、魔幻、危險這3 個形容詞來概括它。這種“刻板印象”將復雜的大陸簡化為獵奇的景觀。互聯網上關于智利的攻略里醒目地提醒著游客注意人身財產安全。

想要打破“刻板印象”的初心給了我奔赴智利的勇氣。坐在書齋中學歷史，或許可以列出歷史事件的年表，畢竟無法知曉事件背后的社會環境和推動力。經歷30 多個小時的飛行，飛機飛越安第斯山，落地圣地亞哥。

機上響起的經久不息的掌聲，提醒我這里從來不是等待征服的荒野，也不是需要警惕的險境，而是地球另一端的人們真實生活、真實恐懼、真實慶祝的地方， 是真正的歷史。

我所在的智利大學成立于1842 年，是拉美歷史最悠久、聲譽最好的大學之一，以社會科學和天文學科著稱，曾培養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和巴勃羅·聶魯達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不同于其他封閉的象牙塔式校園，智利大學沒有圍墻，校區散落于圣地亞哥市中心，與革命紀念碑、街頭涂鴉、跳蚤市場比鄰而居。作為第三世界大學運動的策源地之一，智利大學有著深厚的社會參與傳統。在馬波喬河奔涌的濤聲中，我曾親眼見到老師和同學走出課堂，紀念加沙戰爭，呼吁教育公平，守護國家記憶，追問原住民權益。

雪山下的智利大學校園

課余時間，我走訪了智利的其他知名大學，不同的學校有著不同的氣質。智利天主教大學以歷史底蘊深厚著稱，而新興的智利發展大學現代化、國際化特色鮮明，圣地亞哥大學則兼具綜合性與豐富性。這些高校承載著智利教育界對學術獨立與創新發展的追求。

智利大學學生呼吁保護原住民權益

在國際學生早餐會上，學院的老師告訴我，我是智利大學法學院歷史上首位中國籍學生。這意味著無前例可循。智利的西班牙語大量融入了當地民族語言馬普切語的詞匯，語速快，學習難度大。即便是以西語為母語的其他國家的學習者，來到智利也需要適應一段時間。而我本科與碩士都是歷史學專業，申請交換項目靠的是英語成績，西班牙語只能應付日常生活。因此，語言是我面臨的第一個挑戰。

智利大學國際學生公寓

對于中國學生而言，智利既不是熱門留學地，也沒有龐大的華人社群。正是這份陌生，迫使我真正浸入另一種學術文化的肌理，在安第斯山的凝視下，重新學習如何思考與表達。

02

包容共生

感受學術溫度

在智利大學，我選修了一門由智利史研究領域資深教授開設的課程。課程采用小班制，班上共有6 名同學，其中4 位來自智利，1 位來自法國。看到手邊放著翻譯器，如小學生般背手端坐、嚴陣以待的我，老教授嚴肅地講道：“這門課是有先修要求的，你沒有基礎，語言又不熟練，我不建議你選這門課。”

事實上，這位資深教授和她開設的課程，正是我跨越半個地球而來的理由之一。教授語氣嚴肅，語速又極快，情急之下，我連忙用英語解釋道：“我是拉丁美洲史專業的碩士生，有一定的知識基礎，也能夠讀懂經過翻譯器轉換為文字的西班牙語，只是一時跟不上智利西班牙語的語速。”

教授無奈地提醒我，這是西語授課的課程，考慮到班級其他同學，無法配合我說英語。見有希望，我立刻轉用磕磕絆絆的西班牙語向教授表態，自己會提前預習課本，課后再把翻譯器轉錄的文字精讀一遍，愿意為此多花些時間。

這時，一位智利同學站起來說：“教授，我可以每節課后把筆記分享給她。”助教也接話：“我把課程資料包發給你，先熟悉術語。”最終教授同意，在選課退課系統關閉前，給我兩周的考察期，屆時再決定我是否能留下。

在“拉美社會文化史”的課堂上

在這之后的每一堂課，我都提前一小時到教室，直到最后才離開。兩周過后，我得到了小教室里距離教授最近的固定座位，以方便我聽清每個發音。每當講到重點時，年過六旬的教授會從講臺上起身，走下臺階輕敲我的桌沿示意記錄，或暫停講授，讓我試著復述，再耐心地幫我補充遺漏的要點。

在我斗志昂揚地投入了半學期后，課程的授課部分結束，轉入研討階段。第一節討論課我就遇到了重大挫折。在法學院學政治史的過程中，我遭遇了方法論上的斷層。由于長期學習唯物主義史觀，我慣于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宏觀維度切入分析，在階級矛盾與歷史必然性中搭建解釋框架。

然而，身邊的智利同學卻像是嚴謹的律師，從一摞摞具體的法條、一張張泛黃的選票、一份份議會速記中尋找論據。他們爭論著某次選舉中百分之零點幾的票數異動，辨析著某條法律修正案中動詞時態的細微差別。這些我聽不懂，更無法加入討論。同學們興致高昂地進行頭腦風暴，不同觀點從四面八方涌入我的耳朵，卻全都轉換成了亂碼。

一節課過后，我失魂落魄地從后門溜出了教室。回家路上，我的手機亮起，是一條意想不到的消息，來自一位平日里因語言不通而從未交流過的同學：“抱歉，今天上課時語速太快，沒顧及你的感受，如果有不懂的請務必隨時問我。”

在后來的課堂上，我漸漸能加入討論。教授允許我用西班牙語表述我的觀點，用英語進行復雜論證。隨著對史實和術語的熟悉，我不再是那個只會埋頭記錄的旁聽生，當同學引用檔案出現史實錯誤時，我能及時指出；當討論陷入單一視角時，我能從其他角度提出問題。課后的群聊里，我也不再只默默查收別人分享的資料，而是常常分享我找到的資料。我終于不再是最初那個需要靠著同學筆記才能勉強跟上節奏的邊緣人，而成了討論課中真正有分量、能參與對話的一員。

這門課程的考核以論文形式進行。首次用西班牙語撰寫學術論文，加上對智利學術規范的陌生，我一度無從下手。選題匯報結束后，教授特意留下我和同樣手足無措的法國同學，給我們開了“小灶”。從檔案檢索、文獻收集到論文格式規范的每個環節，教授都手把手地帶著我們過了一遍。

那段日子，我熬掉了不少頭發，也偷偷抹過眼淚，甚至不止一次，在書桌前迎來了安第斯山的日出。當期末成績公布，我竟拿到了班級最高分。更出乎意料的是隨后領到的論文修改意見，幾頁紙上布滿密密麻麻的手寫批注。小至標題字母的大小寫、語法拼寫和標點符號，大至觀點的深化方向、該參考哪些文獻與案例，全都一一標注，巨細無遺。

教授把我叫到辦公室，用英西雙語條分縷析地向我講解。她驚訝地問我，這個小眾研究方向，據她所知是美國一所知名大學的研究團隊在做，我是否有過留美經歷。我告訴她，論文中那些統計數據的處理，來自我正在準備的碩士畢業論文，而我此前的全部學術訓練都在中國完成。

感謝那位給我發筆記的同學，一學期16 周， 每周兩節課，他從未食言。一學期結束，文獻筆記、課堂筆記、上課的講義和討論課的記錄，西語夾雜中文，竟積累了10 余萬字。那些紙張上不僅有知識的密度，更透著學術傳承的溫度。在智利大學的課堂上，我體會到嚴謹的學術訓練從不是冰冷的篩選，而是教授愿意為陌生學生放慢腳步、走下講臺的耐心，是同學分享筆記、處處關照的慷慨，更是一個學術共同體對每一位求知者的包容與善意。

智利大學法學院校園

03

比德于器

參與文化交流

同屬第三世界，拉美文化于我而言始終有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微妙張力。由于共通的歷史記憶，我對它懷有天然的共情，又因為地理距離與文化差異，我始終對它充滿好奇與想象。

2025 年，恰逢中智建交55 周年。浙江廣播電視集團海外頻道在智利舉辦“良渚：世界文明對話”系列文化交流與傳播活動，走進大學校園推介良渚文化，并與智利高校互贈書籍。活動設置了中智學生交流對話并互贈禮物環節。浙江廣電的老師找到了我。

“良渚·世界文明對話”系列活動

活動現場座無虛席。我邀請了同學們一同前來，他們對這段5000 年前的文明故事一無所知，對中國的印象也僅停留在古老而遙遠的模糊認知里——只知其年代久遠，卻不知究竟有多遠。這種隔閡與陌生，恰是文明對話的起點。

在智利大學的禮堂里，我們聊智利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共性，講述了智利馬普切文化的銀器與中國良渚文化的玉器。一位智利同學曾經贈予我一對馬普切銀飾。他告訴我，銀飾上的螺紋不只是裝飾，而是把安第斯山脈的河流與季風鐫入金屬之中，讓佩戴者能時刻把故鄉帶在身邊。

與此相似，良渚的玉器同樣寄托著中國人的情感和宇宙觀。我在臺上講述時，那位送我銀飾的馬普切同學正坐在臺下。他在智利大學哲學學院研究道家哲學。作為人文學科的學生，我們都在時空中尋找人類共同的情感坐標。智利文明與中華文明雖相隔萬里，卻同樣蘊含著對自然的敬畏、對生命的尊重，以及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正是在親身的交流與體驗中，我真切感受到了文明的生命力。

黃李菲（左3）與智利大學的同學們

行走在地球的另一端，走出書齋與刻板印象，甚至走出被構建的“不發達”敘事，我看到的不僅是美麗的風景和珍貴的一手史料，更是另一套學術訓練體系、另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我不再急于用熟悉的理論框架去裁剪歷史，不再用慣性的運行邏輯讓自己陷入內卷，而是學會了在不確定性中保持思考，在遇到語言障礙時堅持表達，在文化差異間尋找共鳴。

雪后天晴的安第斯山

來源：本文系原創，原載于《留學》雜志2026年第8期，原標題為《在對跖點感受文明的溫度》，作者黃李菲系上海大學研究生，曾在智利大學交流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