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副教授被誣告事件：面對惡意舉報，學校該如何給教師撐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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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談評論員 曹林

近日，復旦大學副教授沈奕斐被小學家長惡意舉報，復旦調查后認定沈老師無過錯，引發網絡熱議。從輿論反應看，輿論和公眾對濫用舉報損害教師權益的行為是深惡痛絕。評論區一邊倒對沈老師和復旦的支持，便是這種輿論水溫的體現。實際上，這不只是主流輿論的態度，也是教育主管部門、大學、教育者的態度。無獨有偶，近來山東省濟南市教育局就人大代表《關于歸還教師管理權，破解管教困境的建議》作出的積極答復，拒絕“犧牲教師換和諧”，也體現了自上而下的主流教育價值觀。

這事兒說起來并不復雜：一個家長將孩子間普通的社交摩擦誤讀為“校園霸凌”，沈奕斐客觀地從專業角度判斷認為，孩子因分享零食未獲回贈而發生推搡，遠未達到霸凌的界定標準。然而家長拒絕接受這一判斷，憤而啟動“舉報機器”反復撥打學校各部門電話，投訴沈老師侵犯隱私、不務正業。據報道，連續兩個月，沈老師撰寫情況說明、配合調查，連正常工作都無法開展。在查清真相之后，復旦校方還了沈老師清白。沈老師還原這段噩夢般的經歷時痛斥：“你這么搞兩個月，身邊人不都被你搞瘋了嗎？”

可想而知，身處被舉報漩渦中的當事人，這兩個月經歷了怎樣的折騰與消耗。不只是“間接躺槍”的復旦沈老師，還有被舉報者“奪命連環呼”直接糾纏的相關學校、老師、家長，面對舉報者“不處理人絕不停止舉報”的威脅，他們又承受了怎樣恐怖的壓力？吊詭的是，那個舉報者一直在暗處，只有“小學家長”這個抽象的面孔，而受害者沈老師卻在明處，有名有姓有單位，承受著具體的指控與聲譽壓力。幾個電話，輕敲幾行字，一張A4紙上的無中生有，卻要讓無數人耗費數月去調查，讓一個無辜者以近乎崩潰的方式去自證清白，零門檻舉報帶來的不對稱，在這里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其實已經不是“舉報”，而是一種近乎撒潑打滾的網鬧行為，它披著合法的外衣，利用舉報程序的剛性，抓住公共機構的軟肋，形成一種“拋開實質問題不說，起碼在程序上拖垮你”的程序糾纏暴力。正如沈奕斐視頻評論區一位教師的留言：“很多班主任連續十幾年被認知偏執的家長折磨。”更有網友一針見血：“幸虧沈老師是復旦大學的，但凡中小學老師，已經被欺負得離職了。”這絕非危言聳聽——西南某基層教育局2024年前八個月收到的128條教師舉報中，僅七條基本屬實，查證率不足5.5%。大量子虛烏有的舉報，卻要耗費教師無數時間寫說明、作匯報、接受調查。

值得欣慰的是，從大學到教育主管部門，一直以來都在給教師撐腰。此次復旦大學核實后回應“內容專業客觀、不逾越合規邊界”“未給予任何行政處分”，就是一種撐腰。2025年教師節前夕，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就提出，教育部保障教師合法權益，健全權益保障機制，及時澄清涉師不實舉報，會同公安部嚴厲打擊詆毀、污名教師等違法行為，維護教師良好形象，這更是一種制度性的撐腰。國家早在2020年頒布的《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還有此次濟南教育部門的回應，向“犧牲教師換和諧”說不，都是在賦予教師以硬剛誣告的底氣與勇氣。

公眾也在給教師撐腰，因為事實越來越清晰：這種誣告式的舉報傷害的不只是教師權益，還有教育生態和社會風氣，如果任由這種惡行泛濫，每個人都是受害者。你看，那個小學家長莫須有的“校園霸凌舉報”，形成了一連串傷害：未分享零食就被扣上霸凌帽子的孩子，家長被糾纏，老師被糾訟，學校被施壓，然后連帶直播連麥的沈老師中槍，復旦被卷入。——一個無理取鬧的家長，就能把學校搞得天翻地覆，家長和孩子豈有安全感？

從教育主管部門到大中小學，再到主流輿論，都在給老師撐腰，為什么很多老師仍感無力？問題在于，集體硬剛對老師的污名和誣告之外，還須破除三個障礙。

其一，以消費思維看待教育關系的觀念障礙。很多人習慣于將市場那套思維照搬到教育關系中，覺得送孩子接受教育，自己是消費者，而學校和老師是“服務提供者”——既然我是消費者，你就得滿足我的各種需求，哪怕它是苛刻的、無理的、超出可滿足限度的。這種傲慢的消費意識下，“信不信我投訴你”這種消費場景中的施壓邏輯就會掛在嘴上。實際上，絕不能用市場化那套邏輯來看待教育，教育關系是一種信托關系，信任與托付，信任老師，把孩子托付給老師，這個過程需要保持對育人者的信賴，信賴老師對孩子的良善用心與公正裁斷。不在觀念上理清這種關系，消費的優越感自然會滋長出濫用舉報的戾氣。用戶至上，家長至上，家長可以舉報老師，受委屈的老師能向哪里去舉報家長？

其二，標簽綁架、偏見先行、情緒裹挾的情緒障礙。因為這一次沈老師是在復旦查清事實后將此事公之于眾，輿論才一邊倒站在她這一邊譴責舉報者。試想一下，如果是那個小學家長先通過小作文帶節奏，說自家孩子在學校被霸凌，將事實移花接木添油加醋，校方和老師保持沉默，網民會站在哪一邊？——“拋開事實不說，如果自家孩子被霸凌了怎么辦？”那種家長身份的輕易代入，很容易就會淹沒理性。輿論場每天上演太多的戲碼，多是情緒先行和標簽綁架，讓人有理無處講，逼得老師和學校只能息事寧人。這種情緒障礙，讓老師、學校陷入一種結構性的弱勢位置，很多時候只能選擇沉默或犧牲權益來進行自保。這也助長了一種個別綁架多數、偏執裹挾正常的“按鬧分配”惡劣行為。

其三，舉報者零成本、被舉報者卻“天塌下來”的結構障礙。這是一種結構性的不對稱打擊，舉報的成本近乎為零，打幾個電話，發幾封郵件，就可以完成，無須精準與窮盡舉證。而被舉報者則陷入無窮無盡的麻煩，污名之下承受沉重的精神壓力，不得不被談話，舉證，為某個莫須有的舉報耗盡能量。既有舉報設置本為便捷捕捉問題線索，保護正當的問題反映，也因為公眾對教師身份有更高的道德期待，以此體現一種監督——卻在現實中異化成某種不對稱打擊的“舉報武器”。打破這種障礙，需要為舉報設置門檻，課以舉證責任，并讓誣告者付出沉重的代價。

從教育部門到大學，全社會給沈老師撐腰，才有了一次硬剛惡意舉報的勝利。但這次勝利可以說是一次慘勝——沈老師被折騰了兩個多月，復旦相關工作人員被電話騷擾了那么長時間，孩子的老師丟了工作，相關學校大氣不敢出，舉報者沒有受到什么懲罰。勇氣是一種奢侈品，期待這些結構性的障礙被打破，讓學校和老師硬剛時無須什么“勇氣”，而堂堂正正地依靠制度法規，依靠“誣告必受嚴懲”的底氣挺直腰桿。(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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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半月談

編輯 | 白衣

（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