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導演，鄭執說拍電影就像組織一場大型班會

比起身份的變化，做導演更長遠的意義在于，一個原本已經在小說和編劇領域都有了代表作的人，如何開始更完整地表達自己。這種完整，不只是從文字走向鏡頭，也包括鄭執怎樣重新理解創作、理解行業、理解人與人的關系，進而再一次理解自己。

作者|張凡

編輯|丁宇

審簽|黑玉紅

整個春天，鄭執都在忙碌兩件事：執導的電影《森中有林》上映和新的長篇小說《朱砂掌》出版。

在此之前，鄭執出版過《生吞》《仙癥》等多部長篇和中短篇小說集，也做過《我在時間盡頭等你》《被我弄丟兩次的你》《刺猬》等由他的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的編劇。5月23日上映的電影《森中有林》是他第一次做導演。

2026年4月16日，《森中有林》作為天壇獎入圍影片在北京國際電影節上展映。在電影第一次和觀眾見面后不久，《博客天下》作者和鄭執坐下來深入地聊了聊。話題圍繞他第一次做導演展開，但不局限于此，更多的是他如何走到這一步。從他手頭在做的事和他由此生發的思考，我們能感受到他是如何一點點地接受自己的復雜、局限與變化的。

現在的他看似站在一個分岔路口，能做和要做的事很多，但他并不覺得抉擇艱難，而是明確知道自己想去往什么方向。方向不止一個，他還想拍電影，也想進行更獨立的文學創作，同時還要認真當一個好父親，不缺席女兒的成長……電影上的集體創作與行業規則，寫作上的探索與專注，生活中的停頓與獲得，這些共同構成了此時此刻的鄭執。

所以，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作家轉型導演”的故事，而是一個人在面對不同的岔路時，如何讓它們在自己身上分開再相遇的過程。比起身份的變化，做導演更長遠的意義在于，一個原本已經在小說和編劇領域都有了代表作的人，如何開始更完整地表達自己。這種完整，不只是從文字走向鏡頭，也包括他怎樣重新理解創作、理解行業、理解人與人的關系，進而再一次理解自己。

電影《森中有林》正式在全國上映之前，鄭執已經帶著這部電影在不同城市里輾轉了一些時日。

這部改編自他同名小說的影片，圍繞一樁橫跨數十年的舊案展開。前獄警廉加海和他舊日的戀人王秀義等人的命運，在時間的流逝中彼此糾纏在一起。電影由于和偉、高圓圓、韓庚、張天愛領銜主演，喬杉特別出演，夏之光主演，從鄭執的家鄉沈陽一路拍到被戲稱為“東北第四省”的海南。

在導演這個新身份下，他要為這部電影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從4月中下旬參加北京國際電影節，到“五一”假期個別城市的點映，鄭執全情投入地參加了每一次與觀眾的見面。

如果說過去寫小說是完全屬于自己一個人的創作，跟讀者交流的人群基數也不大，那么作為導演與電影觀眾見面則是完全不同的場面。電影可以把創作者迅速地推到人群前面，觀眾觀影時的歡笑和沉默是即時的。在一次次映后交流里，觀眾也會勇敢地站起來，當著所有主創的面說出自己觀影時的思考。

“所有的作品，只要搞文藝創作，就是給人看的，很正常。說實話，還挺期待別人會怎么看這部電影的，我覺得它是一種交流。”雖然會收到什么樣的反饋無法預料，但鄭執樂于直面交流。

與許多人心中對作家那種“孤獨”乃至“孤僻”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聽鄭執講自己從無到有創作這部電影的過程會發現，在許多環節上，他都能表現出一種很高的“社會化程度”。

比如，《森中有林》在北影節第一次放映時，他主動把演員往前推。交流環節，他提議每位演員自己選一位觀眾發言，演員發言時，他也會下意識地向后退一點點，因為他知道那是粉絲拍照的最佳時機。“我懂規矩。這種場合，人家是看演員來了，你要是有經驗，就知道錯開一點，不然人家截圖的時候就有你一只胳膊。不是說往后躲，而是你要知道那個場合是干嘛的。”

這種對場合的理解，貫穿在鄭執第一次做導演的很多細節里。比起強調這是自己的電影，他更習慣去理解每個環節里別人真正想要什么。從拍攝現場演員和團隊的需求，到觀影的觀眾的期待，再到活動的氣氛，很多事情在他那里不是靠導演的頭銜就天然具備合理性的，他愿意靠自己的共情能力去換取和諧，以及大家發自內心的滿意和尊重。

這種共情能力，陪伴著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正因如此，當給《森中有林》這部電影當導演這件事最終落到他頭上，他并沒有被嚇退，盡管那并不是他一開始就計劃好的事。

幾年前，《森中有林》小說版權賣出去的時候，鄭執想得很簡單，覺得和此前習以為常的幾次流程沒什么太大區別。“一開始只是把版權賣了，我接了編劇的活兒，答應把劇本寫了。”沒想到在漫長的籌備過程中，投資方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導演，聊過很多人也沒能正式推進，直到有一天，決策者把一個選項拋給了他：“問我，那你自己為什么不導？”

當時的鄭執，其實也不是完全沒想過當導演，只是他覺得這至少是45歲以后才發生的事。在他的想象中，當導演的第一部戲大概率是部小成本文藝片，不可能一上來就有這么大的投資。一直以來，他做事都穩扎穩打，希望做好這一步再開始下一步，他覺得自己得再多學點東西，才能把職業邊界拓寬到導演這個領域。

“這個念頭一旦植入到腦子里，你改劇本的時候就有傾向了，就會覺得，要是我自己導，這個戲就可以寫得更具體、更詳細。”從投資方提出讓他自編自導的建議，到他最終松口答應，這中間又隔了一年多的時間。其間他作為編劇還在不斷修改劇本，也不知道這個故事最終會落到誰的手上，但一些心態上的變化就這樣悄然發生了。

鄭執也在問自己，真的不可以嗎？為什么不試試？再趕上女兒恰好也長大了一點，不再需要他日夜守護，所以當劇組真的開始籌備的時候，他決定給自己和這部電影一個機會。或許這個世界上本來就沒有做好萬全準備才能開始的事，時機到了，他愿意推自己一把。“一動那個念（頭），就……”到這時，其實“導演意識”已經在他身體里生長得差不多了。

鄭執會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構”當導演這件事。電影投資的成本不小，聽起來壓力很大，可是他不會被這個數字嚇倒。剝開外面的包裝，他能看清里面實際是要干一件什么事。

“不是開玩笑，我拿這個心態安慰自己，我說這就是一場班會。”小學的時候他組織過班會，一個班50名同學，聚在一起排幾個節目給大家看。電影劇組，區別只是人變了，人數多了4倍到了200多人，表演的人也從自己的同窗變成了于和偉、高圓圓等專業演員。

“導不好，還導不差嗎？小時候干過，我能把任務完成。”他沒有神化“第一次做導演”這件事，反而先試著把它拆解成熟悉的小問題，熟悉了，就知道能怎么完成了。

電影從編到導都是百分之百的“鄭執作品”，但他從來不覺得這是自己一個人的事情。在鄭執看來，選對人就是他這次拍電影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他花了大量心思和精力組建自己最想要的拍攝班底。

攝影指導樸松日，幾年前鄭執看過他的作品《過春天》，那時候就記住了這個名字，覺得很適合這次想要的風格。美術指導蘭志強，鄭執在看過劇版《平原上的摩西》的劇本后，再對比最終的視覺呈現，覺得美術太棒了，趕緊就聯絡上，沒想到對方也很喜歡《森中有林》這篇小說，于是一拍即合。造型指導陳子晴是一個香港女孩兒，鄭執曾在香港讀書，兩人聊起天來有很自然的親近感，品味上也特別合拍。

鄭執說：“集體創作，最難的是審美一致。別的什么都可以聊，審美這事很難溝通。它是說不清的，不是技術上的東西。”電影最終呈現出的氣質，并不只是他一個人的表達，而是所有部門共同完成的結果。很多時候，創作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句明確的要求，而是大家天然就知道彼此想往哪個方向去。

這種信任，也慢慢延伸到整個劇組的工作方式里。聊起電影拍攝時的很多細節，鄭執都會很自然地提到幕后工作人員對每一場戲的貢獻。很多話不需要他主動說，當每一個職位都找到專業且合適的人，他們會主動貢獻出他期待之外的能量。

片中有一場于和偉和高圓圓在廁所外站著聊天的戲，后期配音時，聲音指導吳江堅持保留了廁所里有人小便的聲音。“我問吳老師是故意做這個東西嗎，他說對，就是要‘破’掉一些東西。從做聲音的邏輯看，那道門是關不嚴的，一定會傳出那個聲音。從我的角度看，兩個長得那么好看的人，在那樣一個‘窮鬼樂園’的環境里聊愛，肯定跟在咖啡館不是一個氣質。到底能不能拍出我想要的浪漫？我就想要這個。”那個聲音小到很多觀眾可能根本不會在意，但說透了之后，鄭執特別喜歡，只需要這一幕，他就知道彼此足夠合拍。

演員的創作也一樣。一部電影能濃縮很多人漫長的人生，就是要在一些小細節上，一點一點長出真實感。

之前給《刺猬》做編劇跟組時，鄭執近距離見過葛優怎么工作。比如某一句臺詞，演員覺得稍微調整一下可能更順，就會直接來找編劇討論。那是鄭執第一次強烈意識到，哪怕最后站在鏡頭前的是演員，但表演本身也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成果。“原來你看他的經典作品，覺得演得真好，但你不會知道背后的故事。現在你自己也參與了，再看某段表演，你知道這是我昨天晚上聊出來的。聊的過程觀眾看不見，只有你們知道，然后你才會明白，真正的創作是怎么一回事。”

到了《森中有林》，他和于和偉之間的溝通同樣持續了很長時間。從優化劇本開始，兩個人就在聊角色，很多細節和情緒都是在反復交流里慢慢形成的。“私底下我們關起門來聊劇本，他講了很多個人層面的閱歷。我寫了一個我叔叔、大爺輩的人，對他來說是哥哥輩的。”在這個過程中，不是誰主動改了誰的創意，而是大家基于相似的成長背景出發，又朝著同一個方向努力。“大家都想把這個事干好，而且客觀事實是，能力也在同一個水平線上。如果能力不在同一個水平，也會出現傾軋的問題。”

整個拍攝和后期期間，鄭執都保持著一種非常開放的溝通狀態。別人給意見，他會認真聽，覺得有道理就采納。雖然是第一次當導演，用的還都是這個行業里頂尖級別的演員和幕后團隊，但他從來也不需要通過“扮演”一個大家想象中的導演，來為自己爭取那種并沒有什么實際意義的權威感。對他來說，比起維持某種身份，更重要的事情始終只有一個，那就是大家能不能一起把這部電影順利完成。

《森中有林》上映的這個5月，鄭執還有另一個重要作品即將面世，長篇小說《朱砂掌》。距離他上一次正式出版文學作品已經過去了整整六年。

這六年里，外界對鄭執的印象大多來自電影。相比早些年那個不斷寫小說的階段，他看起來像是暫時離文學遠了一點兒。但如果真正了解他近幾年的生活會發現，他的“遠離”并不是創作的停滯，變化只是因為他自己的生命進入了另一個階段。當時的暫停和此刻的回歸，都不是刻意的選擇。

電影之外，他過去幾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當了父親。

現在鄭執的生物鐘都是圍繞女兒展開的。“我這三年多，都是八九點就睡覺。因為我要陪孩子，孩子幾點睡，我就幾點睡。”每天早上，他和太太輪流送女兒去幼兒園，送完他再回來工作。“白天上班時間寫，朝九晚五，除非狀態剎不住了，晚上再寫點兒。”很多過去屬于創作的夜晚被孩子切割了。但鄭執不會覺得這種變化給他的創作減分，只是不同而已，他接受生活狀態的變化對他看待世界方式的影響。

“寫《仙癥》那本書的前后，有很多關于父親的思考。我那個生命階段就是，父親去世之后，我對他充滿好奇。他走的時候我完全不了解這個人，后來十幾年才慢慢了解他。這本身也是一個了解自己的過程。”

但現在，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鄭執能很明確地感覺到，自己的關注點正在發生變化。寫《朱砂掌》這部長篇小說時，他第一次選擇了女性視角來講故事。這種變化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生活把他推到了這里，他有女兒了，他想對她的世界了解更多。

“你本能上就會更關注女性怎么想，因為你知道她馬上要長成一個小女孩，長成少女，未來還會進入青春期……到那個時候，你是不是會像現在被人吐槽的‘登味’滿滿的父親？可能你覺得是對她好，可是你卻完全不了解她。而這種事，等到你發現的那一天就晚了。”

對作家而言，創作和生活從來都不是割裂的。

《朱砂掌》最開始動筆時，他沒有打算完全使用女性視角。結果前5萬字寫完，他越看越覺得不對。“怎么寫怎么不對，就是錯了，結果推翻重來。”

經過這次取舍，他卸下了很多包袱。等再次開始創作，真正進入女性視角，他發現果然沒有白白度過的時光，一種過去沒有過的篤定就這樣出現在眼前。

“小說里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是一個小女孩，我幾乎是從兩歲半寫到了三歲半。這次落筆的時候，我就很自信。”這種自信和年輕時靠想象力完成的創作又不一樣，它來源于生活里一點點磨出的經驗。鄭執了解的不僅是他自己的女兒，還有女兒每天玩在一起的朋友們，所以當他需要描寫這個年齡段的孩子時，他們什么樣，他們怎么想，他幾乎不需要猶豫。“那三年，你過了那樣的日子，你得到一種原來沒有的生命體驗，下筆的時候非常自信。寫完也覺得很成立，你會覺得這個孩子我寫對了。和別人相比，我一定更了解這個年齡的孩子。”

不是刻意轉變風格，也不是為了趕“女性主義”的風潮，而是他自己的生命階段走到了這里，水到渠成。

《朱砂掌》對鄭執來說，某種意義上比執導電影《森中有林》更讓他緊張。電影是很多人一起完成的工作，但小說不同，它最終還是一個人面對自己的東西。那些都是自己最真實的感受和最坦誠的表達。

他越來越接受，一個人不會永遠停留在同一種表達狀態里。電影、小說、家庭、女兒，這些東西彼此交錯，最后共同塑造出他這個創作者。日子像流水一樣不停向前，現在他走到了這一站，新的視角、新的感受、新的表達都自然而然地發生著。他活在現在，他的創作也映襯著現在。

小說《朱砂掌》寫完之后，鄭執意識到自己接下來想走的是一條更“分開”的路。

過去很多年里，他的身份是交疊的。作家、編劇，如今又成了導演，外界習慣把這些標簽混在一起理解，仿佛它們天然屬于同一套創作邏輯。但鄭執后來逐漸發現，自己需要把它們區分開。這種區分的動力，是他知道每一種創作到底對應著自己心里的哪一部分。

他不避諱經歷過那些更“行活兒”的創作階段。尤其前些年，市場大熱，需要快餐式的電影，他也參與寫過不少類似項目，那時候的創作目標很明確，以賣座為最高標準。“第一個項目啟動以后，你才知道拍電影是怎么回事，是怎么聊劇本的。那個活兒就是這么干的，那我想掙這個錢，就得這么干活。”

他不覺得那是什么羞于承認的事情，“如果我一直寫商業片，我應該也會越寫越好。”只是現在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生命階段，“我盡量不再那么割裂地活著。”“一些問題解決了之后，現在有資格回來做一些更接近自己想走的那條路的事，這個感覺會更好、更舒適。”

現在寫小說，鄭執不會琢磨怎么寫更容易賣版權，正相反，這是當下他會盡力規避的事。“寫小說變得更自信、更獨立了。你慢慢會覺得，可別帶著這種（影視）思維去寫小說，你恰恰要切割，把自己切開，寫小說是寫小說，寫劇本是寫劇本。”

做電影的時候，他愿意完全投入集體創作。接受溝通、協調和妥協，他甚至能享受這種復雜的人與人之間的連接，因為電影本就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事。

但回到文學，他希望那里重新變成一個更純粹的空間。“怎么難改怎么寫才是對的，因為它是兩條語言路徑。兩條路應該是岔道，越走越遠，這才是好電影和好小說的區別。如果它們越來越靠攏，那一個表達方式就夠了，你必須放棄一個。”

文學不是電影的“前置步驟”。鄭執早就知道它不是，現在開始做出更多的努力，至少在自己這里，把它們之間的邊界劃分得更清晰。“我希望做一個跟導演身份完全分開的作家。未來，跟我聊小說的時候，就不要提電影，我希望能讓別人感受到這一點。”

這種想法背后，藏著他對“創作”這件事更明確的理解。現在，再談起未來想寫的小說，他已經能勾勒出一種很具體的想象。“我希望寫出更普世的東西，翻譯成別的語言也能打動人。還要更有當下性，少一點對過往的回溯，多往前看一看。”

多年以前，鄭執先通過寫作確認自己。后來進入電影行業，他又不斷學習如何在集體創作里找到位置。現在，這些經驗疊加到一起，當他的生命進入了新的階段，他的創作終于也正式進入了新的階段。

某種程度上，他現在擁有的這些清晰，恰恰來自過去那些不夠清晰的體驗。很多路，必須親自走過，人才會知道自己最終想去哪里。

而現在，又是一個新的起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