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了拖拉機？這事得從40年前好萊塢的錄像帶恐慌說起

買臺新打印機和換套墨盒差不多價錢。國防部花了大價錢買的武器系統(tǒng)，自己修不了。農(nóng)民買了約翰迪爾的拖拉機，卻碰不了里頭的軟件——機器是你的，代碼不是。這些荒唐事在美國遍地都是，修東西這件事，早就從生活技能變成了奢侈品。

后果不只是花錢和生氣。美國是全球第二大電子垃圾產(chǎn)出國，人均每年扔掉19.5公斤電子廢料，回收率只有25%。修不了，就只能扔。

于是"維修權"運動冒出來了。要求很簡單：買了東西，就得能修，自己修或者找人修都行，別設那么多財務、法律、技術門檻。難得的是，這事在國會居然跨黨派。2025年，民主黨人提了《戰(zhàn)士維修權法案》，共和黨人提了《維修法案》，都想搭個聯(lián)邦法律框架，讓美國人修設備能便宜點、容易點。但行業(yè)團體拼命反對。

這堆法律和技術的障礙從哪來？我研究美國文化，發(fā)現(xiàn)根子在上世紀80年代——好萊塢被錄像機嚇壞的時候。

好萊塢與錄像機

1970年代末，盒式錄像機（VCR）迅速普及，電影和電視劇從看完就散的一次性體驗，變成了能摸得著、能保存的商品。我在《錄像帶》這本書里寫過，好萊塢明明能多賺一筆，卻被用戶能自己復制電影這件事嚇壞了，拼命想封殺這項技術。今天修不了東西的種種限制，就是從那場恐慌開始的。

美國最早的版權條款寫進1790年憲法。后來法律跟著技術改，但核心沒變：保護創(chuàng)作者賺錢的權利，同時給社會留夠信息獲取空間，讓整體能進步。20世紀下半葉之前，"合理使用"原則讓法官能防止版權法損害公共利益。公共圖書館、讀書俱樂部、大學這些機構，都能在特定條件下不經(jīng)許可使用受保護的作品。

但VCR改變了游戲規(guī)則。1984年的"環(huán)球影城訴索尼案"里，最高法院以5比4裁定：家用錄像不構成侵權，因為"實質(zhì)性非侵權用途"存在——時間移位觀看就是合法的。好萊塢輸了，但沒死心。接下來幾十年，他們推動了一系列法律和技術手段，把"訪問控制"寫進版權體系。數(shù)字千年版權法（DMCA）1998年通過，禁止繞過技術保護措施，哪怕你繞過去是為了合法維修自己的設備。

軟件授權取代軟件銷售，也是這條路的一部分。你買的不是程序，是使用許可。約翰迪爾的拖拉機、蘋果的iPhone、惠普的打印機，硬件歸你，代碼歸廠商。想修？先問算法同不同意。

正方：開放是創(chuàng)新之母

維修權支持者認為，這關乎財產(chǎn)權的基本定義。買下一臺設備，就該擁有完整的支配權。第三方維修市場能創(chuàng)造就業(yè)，降低消費者成本，減少電子垃圾。歐洲已經(jīng)走在前面：2021年歐盟通過法規(guī)，要求部分家電必須可維修，零件得供10年。法國還搞了"可維修指數(shù)"評分，讓消費者一眼看清哪款手機好修。

技術層面，開源硬件和模塊化設計證明這條路走得通。Framework筆記本電腦讓用戶自己換主板、電池、屏幕；Fairphone手機零件模塊化，螺絲刀就能拆。這些不是概念產(chǎn)品，是真有人在買、在用。

更深層的是知識民主化。當農(nóng)民能讀拖拉機的診斷代碼，當獨立維修店能拿到原廠圖紙，技術權力就從集中走向分散。這不是反商業(yè)，是反壟斷——反對用法律和技術手段人為制造的信息不對稱。

反方：安全、創(chuàng)新與商業(yè)機密

行業(yè)團體的反對理由也很實在。首先是安全：用戶亂修，電池起火怎么辦？醫(yī)療設備被篡改誰負責？其次是創(chuàng)新激勵：研發(fā)投入靠利潤回收，強制開放技術細節(jié)，等于逼廠商公開核心競爭力。第三是復雜性：現(xiàn)代設備軟硬件深度耦合，"簡單維修"本身就是偽命題。

軟件授權模式也有經(jīng)濟邏輯。一次性賣硬件，利潤有限；持續(xù)收服務費，現(xiàn)金流才穩(wěn)定。約翰迪爾2023年服務與零件收入占總營收約15%，毛利率遠高于賣拖拉機。這是商業(yè)模式的選擇，不是陰謀。

還有知識產(chǎn)權的邊界問題。DMCA保護的不是硬件，是代碼。代碼是思想表達，受版權保護天經(jīng)地義。強制開放，等于重新定義知識產(chǎn)權的適用范圍。

我的判斷：技術權力需要重新談判

兩邊都有理，但現(xiàn)狀明顯失衡。問題不在于軟件該不該保護，而在于保護的范圍和方式被悄悄擴大了。

1984年索尼案的邏輯是：技術本身無罪，看你怎么用。今天的DMCA反規(guī)避條款卻變成：技術怎么設計的，你就得怎么用，繞過即違法。從"用途判斷"滑向"訪問控制"，這是關鍵轉(zhuǎn)變。好萊塢當年怕的是盜版，今天廠商維護的是商業(yè)模式鎖定。

維修權立法不是要讓所有代碼開源，而是要劃定邊界：診斷接口該不該開放？零件供應期限該多長？軟件鎖能不能用于人為縮短產(chǎn)品壽命？這些是具體的技術標準問題，可以談判、可以分級、可以妥協(xié)。

歐盟的做法值得參考：不是一刀切禁止軟件保護，而是強制披露維修信息、保證零件供應、禁止"過早報廢"設計。用透明度約束權力，用競爭壓力倒逼改變，而不是直接否定商業(yè)模式。

更深的問題是誰來定義"所有權"。當拖拉機里跑的是廠商遠程更新的代碼，當打印機墨盒里嵌著認證芯片，"購買"這個詞的含義已經(jīng)變了。消費者買的不是物品，是接入一個系統(tǒng)的權限。這個轉(zhuǎn)變發(fā)生在過去四十年，從VCR時代開始，經(jīng)過DMCA固化，在物聯(lián)網(wǎng)時代全面鋪開。

維修權運動的核心訴求，其實是要求重新談判這份契約：廠商可以保護知識產(chǎn)權，但不能借此消滅用戶的處置權；可以設計復雜系統(tǒng)，但不能用復雜性作為拒絕信息的借口。

國會那兩份法案能不能過，取決于游說力量的對比。但無論結果如何，技術權力的分配已經(jīng)在變化。開源硬件在增長， right-to-repair的州法在擴散，消費者用腳投票。約翰迪爾2023年被迫推出"客戶自行維修"計劃，雖然范圍有限，說明壓力有效。

從好萊塢的錄像帶恐慌到農(nóng)民的拖拉機，這條線索比看起來更長。它關乎技術如何被法律塑造，法律如何被利益集團影響，以及普通人能否在技術系統(tǒng)中保留一點自主權。修東西這件事，從來不只是修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