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警方兩次認定“無嫌疑” 檢察官翻出舊案，才讓打人者被判刑

在韓國首爾一家娛樂酒店工作的20多歲服務員A某，兩年前因為所謂“服務態度不好”，遭到客人暴力攻擊。客人走近他后，直接把裝有洋酒的玻璃杯朝他的臉部扔了過去。A某額頭嚴重受傷，事發后立即報警。按照常理，這樣的案件有受害者陳述，有傷害結果，也有加害者投擲物品的事實，理應進入正式刑事程序。可是，這起案件差一點就被警方以“無嫌疑”處理掉。

真正讓人后背發涼的地方在于，警方不是一次判斷無嫌疑，而是兩次都作出不移交決定。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后來檢察官在大量未結案件中重新發現疑點，并強行介入，這名加害者很可能根本不會站上法庭。最終，事件發生1年7個月后，加害者才在一審法院被判處有期徒刑。

這起案件表面上是一起娛樂場所暴力事件，實質上卻暴露了韓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個關鍵漏洞：當警方擁有第一次調查終結權后，如果警方決定不移交案件，受害者想要翻案的難度非常高。尤其是普通勞動者、服務業人員、弱勢群體，如果沒有律師、沒有資源、沒有檢察官認真翻閱記錄，案件很可能就這樣被埋掉。

案件最初的疑點其實并不復雜。受害者A某的陳述始終一致，測謊結果也顯示“真實”。相反，加害者的陳述不斷變化，測謊結果則顯示“無法判斷”。更重要的是，加害者本人也承認曾經投擲物品。但警方卻以沒有目擊者、沒有CCTV錄像等理由，認定嫌疑不足，作出不移交決定。

問題在于，案件發生在娛樂酒店的包間式空間里，本來就很難有完整CCTV，也未必會有外部目擊者。如果只因為密閉空間沒有監控、沒有第三方目擊，就輕易認定沒有嫌疑，那么很多發生在包間、家庭、宿舍、辦公室、密室空間中的暴力案件，都可能面臨同樣風險。受害者被打了、受傷了、報警了，但只要現場沒有攝像頭，就可能被一句“證據不足”擋在刑事程序之外。

負責該案的檢察官在看到不移交記錄后，發現警方判斷存在明顯問題。檢察官認為，不能因為案件發生在沒有CCTV和目擊者的空間，就直接排除犯罪可能。于是，他要求警方重新調查，并要求盡量特定當時在犯罪現場附近的人，重新傳喚調查，分析相關陳述可信度。

可是，警方重新調查后，仍然以“當時同席人員聯系不上”“加害者稱玻璃杯沒有砸到受害者身上”為由，再次作出沒有嫌疑的判斷。也就是說，第一次不移交后，檢察官已經指出了問題，但警方第二次仍然沒有真正補足調查。

在這種情況下，檢察官認為警方違反了證據判斷相關法理，于是提出“移交要求”，直接把案件拿到檢察機關調查。最終，案件被起訴，加害者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換句話說，這起案件之所以沒有沉下去，不是因為制度自動發揮作用，而是因為剛好遇到了一名愿意認真翻案的檢察官。

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一個普通受害者能否得到救濟，不能靠“運氣好，遇到一個有使命感的檢察官”。如果制度本身不能穩定糾錯，那么類似案件中，更多受害者可能連站上法庭的機會都沒有。

韓國現行的“篩選移交”制度，是文在寅政府時期檢警調查權調整后形成的結構。警方擁有第一次調查終結權，認為沒有嫌疑的案件可以不移交檢方。理論上，檢察機關可以對不移交案件提出再調查要求，但這種要求通常只有一次，而且缺乏強制執行力。警方即使再次維持原判斷，檢察機關能否發現問題、是否愿意繼續追究，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別檢察官的判斷和精力。

現實中，檢察官手上本來就有大量正式移交案件需要處理。對那些警方已經作出不移交決定、理論上“不是自己責任范圍”的案件，檢察官很難逐一仔細審查。數據也能說明問題。韓國警方不移交案件數量在檢警調查權調整第一年的2021年約為38萬件，到2024年已經超過54萬件，3年增加約41%。但以檢察官收到的不移交記錄為基礎提出再調查要求的比例，2024年僅為2.61%。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大量由警方終結的案件，實際上很難被第二次認真審查。受害者如果不懂法律、不請律師、不主動異議，案件就可能直接結束。對有錢、有資源的人來說，還可以請律師繼續爭取；但對服務員、老人、兒童、殘疾人、貧困受害者來說，異議申請、證據整理、法律文書、補充材料，本身就是很沉重的負擔。

更大的擔憂在于，如果韓國今后進一步完全廢除檢察機關直接調查權，類似A某案件中的糾錯通道可能會進一步縮小。過去，檢察官在發現警方不移交判斷存在明顯問題時，還可以通過移交要求、直接調查、起訴來糾正錯誤。可如果檢方連這一步都做不了，那么警方第一次判斷就會變得更像最終結論。對普通受害者來說，這當然不是好消息。

法律界因此提出“全案移交”的必要性。所謂全案移交，就是警方處理的所有刑事案件，無論是否認為有嫌疑，都應將完整記錄移交給檢察機關，讓起訴權機關再次審查調查是否合法、事實是否充分、起訴或不起訴判斷是否妥當。這不是為了增加程序負擔，而是為了給刑事案件多設一道安全網。

殘疾人人權法中心律師金藝媛指出，刑事案件中最危險的瞬間，就是第一次調查機關判斷“這個案件到此為止”的時候。因為這一句話可能決定案件是否繼續，也可能決定受害者是否永遠失去追責機會。她強調，全案移交就是減少這種危險的最低限度安全裝置。特別是對兒童、殘疾人、老人、貧困受害者來說，他們很難自己分析不移交理由、整理追加證據、重新提出異議，因此更需要國家主動替他們多看一次。

這句話非常關鍵。刑事司法不能只服務于懂法律、有錢請律師、會寫異議書的人。越是弱勢受害者，越需要制度主動保護。不能讓一個受傷的服務員、一名被欺負的孩子、一位不會寫材料的老人，自己去承擔所有翻案成本。

從中國社會來看，這起案件也有很強的啟發意義。很多時候，普通人最怕的不是案件復雜，而是第一次調查就被輕易定性為“證據不足”“民事糾紛”“沒有犯罪事實”。一旦案件在初期被擋住，后續維權成本會急劇上升。受害者往往不是不想爭，而是不知道怎么爭，也沒有能力一直爭。司法制度真正重要的功能，就是不能讓程序性門檻把弱者擋在門外。

這起首爾娛樂酒店服務員被打案，也提醒我們，服務行業從業者面對暴力時本來就處于弱勢。他們不能像客人一樣隨便發火，不能輕易反抗，還要擔心工作、店鋪評價和雇主態度。如果報警后案件還因為“沒有監控、沒有目擊者”而被草草不移交，那么等于告訴加害者：只要在包間里打人，只要避開攝像頭，就可能逃脫處罰。

說得更直白一點，這起案件最荒唐的地方，不是加害者最終被判刑，而是他差點不用負責。一個服務員被玻璃杯砸傷，受害者陳述一致，加害者說法反復，還承認投擲物品，警方卻兩次想以無嫌疑結束案件。這樣的制度如果沒有外部審查，普通人怎么能安心相信報警有用？

真正成熟的刑事司法體系，不應該把糾錯寄托在個別檢察官的使命感上。制度應該自己具備發現錯誤、糾正錯誤、防止案件被埋掉的能力。否則，所謂受害者保護就會變成一句空話。

所以問題也很現實：當警方有權直接終結案件時，誰來防止調查不足、判斷錯誤和受害者被忽視？再進一步，如果未來檢察機關調查權進一步縮小，韓國是否更需要“全案移交”這樣的制度，為普通受害者保留最后一道救濟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