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萬人圍觀！俄羅斯博主拍下悲哀一幕：巴勒斯坦孩子上學路被攔住

她向自己的500萬粉絲講述了最近發生的事，稱以色列定居者“架起了帶刺鐵絲網，封住了村里的主路，讓孩子們無法安全到校”，而孩子們的和平抗議則遭遇了“保護這道非法圍欄的士兵發射催淚瓦斯，并持槍威脅”。“世界的關注，也許是這個村莊和這些珍貴孩子目前僅有的保護。”瑞秋女士這樣呼吁。

原本在特拉維夫探望祖父母后，他當天就該飛回俄羅斯。于是他留在了以色列，因為那“是我最容易拿到的護照”，此后再也沒有回去。

赫爾扎諾夫斯基說：“我不敢回去，我可能會坐大約20年牢。在俄烏戰爭之后，對任何形式反對聲音的打壓都迅速升級。你如果回到俄羅斯，就得閉嘴。但我發現自己做不到閉嘴。”赫爾扎諾夫斯基說，自己成長于俄羅斯知識分子圈子，那種環境帶著一種“幾乎不可避免的自由主義”。

他的父親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是知名俄羅斯電影導演；與他同名的祖父，則是唯一一位曾被莫斯科審查的蘇聯動畫導演。1968年，祖父的電影《玻璃口琴》因充滿混亂、甚至令人不安的超現實主義畫面，被禁止在蘇聯放映，并被下令銷毀。幸運的是，赫爾扎諾夫斯基保留了一份拷貝，這部作品至今仍能看到。

不過他說，自己后來的政治歷程，帶來了“對俄羅斯自由派反對派的巨大失望”，原因是他們對“加沙種族滅絕”的反應。“這些過去一直談論俄羅斯人權和鎮壓的人，突然開始說——我原話照引——‘以色列有權把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溶進酸里。’”

作為新移民來到以色列的第一年，赫爾扎諾夫斯基開始意識到，軍國主義和對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種族主義，在這里的生活中扎根有多深。他說：“如果你不是在這里長大的，很多你新接觸到的事情都會讓你發懵，因為這里有很多事已經被正常化了。”

“我當時在內坦亞幫祖父母找房子。那是一座離特拉維夫不遠的海濱城市。有個房產中介帶我四處看房。我們正開著車，她突然轉頭對我說，‘你知道嗎，內坦亞是個很適合居住的地方，因為市長不讓阿拉伯人在這里租房。’”

他說，這件事讓他非常震驚，“讓我震驚的不只是原來這種事居然可以發生，更是她居然可以對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這樣說，還默認這沒問題”。他的祖父母在10月7日襲擊后已經離開以色列，但赫爾扎諾夫斯基留了下來。

2023年1月，赫爾扎諾夫斯基開始在雅法咖啡館工作。這是一家位于雅法、由巴勒斯坦人經營的咖啡館兼書店。當其中一位老板告訴他，自己要去約旦探望家人，而這些家人曾在1948年被驅逐、至今無法進入以色列時，赫爾扎諾夫斯基立刻感到不適。

赫爾扎諾夫斯基說：“他的家族在這里生活了幾百年，也可能是幾千年，卻連來看看都不被允許。而我，一個三個月內就拿到護照的人，一個可能在3000年前才有很遠祖先住過這里的人，卻站在他旁邊。這種不公非常非常明顯。”

大約也是在那段時間，他第一次跟隨以色列行動者前往約旦河西岸，參與保護性在場值守。很快，他開始拍攝、剪輯并發布視頻，記錄國家支持下的定居者暴力，以及數十個巴勒斯坦社區被強制遷離的過程。不久之后，這些視頻“開始爆火”。

赫爾扎諾夫斯基說，來自西岸各地、希望他去記錄定居者襲擊的請求不斷涌來，因此他很少會在同一張床上連續睡超過兩天。這些視頻真的有影響嗎？一名要求匿名的以色列西岸行動者表示，這些視頻當然可以成為未來刑事審判中的證據，但地面的現實狀況大體并沒有改變。

薩法迪說：“社交媒體讓越來越多人理解巴勒斯坦事業。”他把安德烈的內容稱為“反宣傳”。薩法迪說：“如果目的是教育和提升認知，那它百分之百有效。但如果說它能不能終結以色列的定居者暴力，那就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了。”

赫爾扎諾夫斯基的視頻全部使用英語，他很少把以色列人當作主要受眾。“他們為什么要聽我的？”他說，“我不是在這里長大的，也不是在這里出生的。我覺得，對外部世界說話更有用，因為至少在現階段，想改變以色列社會是不可能的。”

他說，自己最初曾覺得正在融入以色列社會，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我離開了那個社會。我住在約旦河西岸，平時和巴勒斯坦人來往。所以我不認為自己會把自己看作以色列人。”

赫爾扎諾夫斯基接著說：“以色列社會的種族滅絕傾向，比外界想象的更強。如果你坐在特拉維夫一家時髦咖啡館里，和一個陌生人聊上20分鐘，這個人可能一邊喝著抹茶拿鐵、一邊說著一口流利英語，然后開始向你解釋：‘那些巴勒斯坦孩子長大后都會變成恐怖分子，所以殺掉他們也沒關系。’”

他說，如果想觸達以色列人，“你就得帶著同理心和理解去說——‘對，我理解你想殺掉所有棕色皮膚的孩子。我理解你的想法。你有正當的安全關切，我明白。’”

他表示，這樣說“感覺非常糟糕”，但“你必須這么做，否則根本沒人會聽你說話”。薩法迪也認為，迎合以色列受眾幾乎沒有希望。他說：“如果你想用希伯來語對以色列人講話，你就會開始妥協。你會一直妥協下去，而他們永遠也不會接受你。”

盡管如此，赫爾扎諾夫斯基認為，他和其他反猶太復國主義左翼人士進入以色列主流媒體，仍然是有價值的。“我能做的，是試著把可接受言論的邊界稍微往左推一點，哪怕是以一種強行闖入公共討論的方式。”他說，讓以色列人明白他的立場“本身也是一種有效立場”，這很重要。“你把這個窗口推過去，原本被認為激進的人就會變成中間派。然后，也許他們就能再說服別人。”

赫爾扎諾夫斯基內容最積極的消費者之一，恰恰是右翼宣傳團體。由右翼政治人物阿耶萊特·沙凱德和納夫塔利·貝內特共同創立的倡議組織“我的以色列”，曾在臉書發帖專門談到赫爾扎諾夫斯基，稱他是“反以色列去合法化運動中的主要聲音之一”。

赫爾扎諾夫斯基的行動中，有兩次在以色列引發了較大關注，而且都發生在加沙邊境兩側。2024年12月，兩名便衣警察來到特拉維夫一家咖啡館，將赫爾扎諾夫斯基逮捕。原因是他此前曾在加沙邊境附近斯代羅特的一處觀景點貼上“解放巴勒斯坦”貼紙。

赫爾扎諾夫斯基說，以色列人會來到這個觀景點，“觀賞”對加沙的轟炸。他說，這兩名警察沒有出示任何身份證明，其中一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朝他臉上打了一拳。“他一句話都還沒說，就直接走過來揮拳。然后他們把我塞進一輛沒有標識的警車里，看起來就像普通民用車。一開始，我還以為自己是被綁架了。”

第二起事件發生在2025年10月。當時，“堅守船隊”正載著人道援助物資出海，試圖突破對加沙的封鎖。赫爾扎諾夫斯基和一群以色列行動者則計劃從陸路突破對加沙地帶的軍事封鎖。他們某種程度上成功了。赫爾扎諾夫斯基發布的一段8分鐘視頻顯示，他和幾名行動者成功進入加沙地帶數百米，而駐守當地的少數幾名以色列國防軍士兵一時顯得不知所措，忙著想辦法阻止他們。

赫爾扎諾夫斯基說：“這件事非常令人震驚。經歷那次之后，我對10月7日為什么會發生已經沒有疑問了，因為那種無能程度擺在那里。我原本以為他們知道這場示威，我們會立刻被抓。”“這是自這場種族滅絕開始以來，第一次有人以這種方式成功突破封鎖。當然，定居者闖進去不算。”

不過，媒體關注也是一把雙刃劍。赫爾扎諾夫斯基說，就在貼紙事件之后，他在特拉維夫街頭“一天之內被認出來6次”。有一次是在12月的一場抗議中。那場抗議反對猶太定居者剝奪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老城以東西勒萬社區的土地和居所。

期間，一名認出他的人對他實施了襲擊。“那人像摔角一樣把我撞倒，罵我是‘基佬’，叫我滾開，然后又踢了我一腳。”他說，“你越出名，對他們來說威脅就越大。”“明顯的種族隔離”赫爾扎諾夫斯基說，他的收入來源于觀眾，通過類似“贊助平臺”這樣的眾籌平臺獲得支持，用戶可以選擇每月向他捐款。

不過，赫爾扎諾夫斯基也說，有時確實有必要“稍微補充一點背景”。他提到最近的一起事件：有記錄顯示，定居者把一名巴勒斯坦人的羊狠狠摔在地上，導致羊死亡。“那段畫面傳開后，很多猶太復國主義者發推說，‘大家只盯著這一件事，因為這種事幾乎從不發生，而以色列卻面臨那么多恐怖主義。’但事實上，整個約旦河西岸每天大概有5到6起身體暴力襲擊。”

赫爾扎諾夫斯基回憶說，去年10月，他曾與幾名巴勒斯坦記者一起被以色列國防軍攔下。那次經歷讓他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以色列護照和猶太血統”如何幫助他避免被捕和騷擾。

他說，以軍士兵收走了所有人的證件，但并未說明他們已被正式拘留，卻把他們扣了兩個多小時。最終，兩名巴勒斯坦記者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被捕，其中包括艾曼·格拉伊卜。自2025年11月起，格拉伊卜一直被行政拘留，正在呼吁釋放他。

在拍攝這起事件時，記者們還請他橫著拍，因為只有赫爾扎諾夫斯基被允許拍攝，這段視頻之后可能會被這些巴勒斯坦記者使用。“如果沒有一個以色列人在場，他們甚至無法拍下自己遭受壓迫的過程。”他說，并把這種情況稱為“明顯的種族隔離”。

如果有一天，以色列因其對約旦河西岸的軍事占領而受審，那么像這樣的視頻將成為“數千太字節影像資料”的一部分。就此事回應時，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部門表示，部隊是在接到“巴勒斯坦人聚集”的報告后趕到現場的。地點位于以色列定居點馬斯基約特附近的一處泉眼。

軍方稱，他們試圖驅散包括記者在內的巴勒斯坦人，“以防止緊張局勢并維護公共秩序”。在這群人拒絕離開后，以軍將他們扣留了數小時。

許多以色列人把赫爾扎諾夫斯基視為一個外來者，認為他來到以色列只是為了揭這個國家的瘡疤。但赫爾扎諾夫斯基說，自己對巴勒斯坦人有一種責任感，因為正是在移民到以色列之后，他才意識到自己“成了一個種族隔離體系的一部分”。

“我認為正義具有普遍性。無論你身在何處，都應該努力朝那個方向靠近。”他說，“我來這里時并不是行動者，我也不是為了做這些事而來的。”

赫爾扎諾夫斯基補充說：“我來這里時，抱持的是一種中立視角。那些認為這是外部視角、覺得自己更了解這個國家的以色列人，很多人其實從沒去過約旦河西岸。去西岸看看吧，去看看那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也許你會對自己的國家有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