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莊的兩種命運：康乾時期的“會客廳”，晚清時代的“避難所”

在華北與東北的交界處，一座恢宏的皇家園林靜臥于武烈河西岸的谷地之中，它不僅是清代帝王避暑的勝地，更是清王朝政治、軍事與民族關系的縮影。這座園林，便是承德避暑山莊。

承德避暑山莊。攝影/曾亦嘉 已獲授權

而這座山莊，也和清王朝一起，歷經了盛世的輝煌與末世的滄桑。

為什么選中這里

清初，避暑山莊所處位置無漢語地名，蒙古語稱“哈侖告魯”，漢譯為“熱河上營”，與下游約五公里處另一聚居區“熱河下營”對應。“熱河”一詞是當地居民對今承德市武烈河的俗稱，因武烈河上源及沿流“多熱泉，冬亦無冰”而得名。當時，熱河流域并未得到有效開發，尚處于較原始的狀態，是“名號不掌于職方，形勝無聞于地志”的“自古塞外荒略之區”。

而這一塊“塞外荒略之區”的命運轉折點，出現在康熙四十年（1701）。

這一年，康熙自北京啟程赴遵化馬蘭峪祭拜孝陵，沿途停留十日。路線從出息烽口經中六溝、七溝、喀喇河屯、兩間房，入古北口回京，自七溝行至喀喇河屯，須經過“哈侖告魯”也就是“熱河上營”。據《康熙起居注冊》記載，當時的熱河上營“山林郁疊，河瞰環抱，熱泉涌流，水面無冰”，想必康熙對這里的環境是比較滿意的，第二年又去了熱河上營，并駐扎28天之久。

第二次駐扎熱河上營，康熙開始考慮在這里修建行宮的可能性。

清軍入關并定都北京以后，一度對北京的炎夏氣候很不適應。順治七年（1650），攝政王多爾袞就曾因“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堿，春秋冬三季猶可居止，至于夏月，褥暑難堪”提出修建行宮避暑的主張。康熙時，為鎮壓蒙古叛亂，康熙多次北巡，同時也在蒙古草原設立木蘭圍場以訓練軍隊、固邊守防。從京城到圍場，需要休息補給，修建行宮成為必需。

康熙帝的影視形象。來源/影視劇《康熙王朝》

而熱河最顯著的特點，在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建造行宮，本質上還是為了對抗蒙古、沙俄等潛在威脅，因此，選址尤為看重地利。朝鮮駐大清朝陪臣柳得恭曾說：

竊觀熱河形勢，其左通遼沈，右引回回，北壓蒙古，南制天下，此康熙皇帝之苦心。

如在熱河建行宮，對溝通東北與內外蒙古，用兵中俄邊境，接連西北蒙、回各部，向南控制中原，皆有好處。皇帝在此避暑消夏，日常政務仍需處理，因此好的地理位置尤其重要。熱河上營雖然地處塞外，卻“道近神京”，“章奏朝發夕至，往還無過兩日”，康熙駐扎此地時“綜理萬幾，與宮中無異”。

承德避暑山莊。攝影/曾亦嘉 已獲授權

其次，皇家園林選址素來講究“師法自然，巧借山水”，而熱河上營一帶恰得天地之靈秀。這里群峰環抱如屏，清流蜿蜒似帶，煙嵐繚繞間盡顯蔚然深秀之姿。其山勢有北國雄渾之氣魄，水韻又得江南婉約之靈秀，南北風韻在此奇妙交融，形成獨一無二的景觀格局。

如此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不僅為營造大型皇家園林提供了絕佳的自然基底，更暗合“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造園至境。山川形勝既可因勢利導，又能借景成趣，使工程營造事半功倍。

另外，熱河一帶在清初尚屬人跡罕至之地，遠離繁華市井，既無密集民居，亦少農耕田舍。在此營造行宮，既能避開百姓聚居區，又不會因工程興建而損毀農田屋舍，可謂“不擾民、不傷農”的理想選址。

清，十二辰鈕章料-玉蛇鈕長方章料。來源/故宮博物院

考慮周全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七月，康熙下令營建熱河行宮，對熱河上營“差官劃界布樁，此后禁斷行獵、放牧”，并“著于山東、直隸招延工役，近于圍場伐運木植，茲地選山采石，預修窯場”。

次年年初，工部、內務府相關人士齊集熱河下營，測量、繪畫、構圖、設計，各司其職，同時根據“省輸轆之勞，宜就地取材”之旨意，開始備料采辦事宜。康熙四十二年七月丁卯（1703年9月4日），熱河行宮正式奠基開工，此時仍名“熱河上營”。

熱河行宮的修建持續了五年，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官方檔案中由“熱河上營”改稱“熱河行宮”。修成三年后，康熙對其“勝境總觀細賞”，遂有感而發，賜行宮名“避暑山莊”，并作《御制避暑山莊詩》三十六首，欽此核心景觀共三十六景。乾隆即位后，對避暑山莊進行了大規模擴建，吸收江南園林特色，增建宮殿和多處精巧的大型園林建筑。乾隆仿其祖父康熙，以三字為名又題了“三十六景”，合稱為避暑山莊七十二景。

承德避暑山莊。攝影/曾亦嘉 已獲授權

避暑之外，還有多功能

避暑山莊除了供皇帝游玩賞樂，還有一個重要職責，那就是作為民族團結和國家政治舞臺。它不僅是清王朝處理民族事務的核心場所，更是其宗教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中心。

從康熙至乾隆，避暑山莊見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悠久歷史。這座塞外行宮常年接待著來自邊疆各地的少數民族首領，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回族、柯爾克孜族、高山族等少數民族上層人物，經常在避暑山莊拜見清朝皇帝。清廷為此創設了“年班”制度，各少數民族上層按既定次序輪流入覲。

塞宴四事圖。來源/故宮博物院

其中，由于清朝與蒙古一向有“滿蒙一家”的特殊聯盟關系，蒙古王公不僅入覲頻率最高，接待規格也十分隆重。

乾隆十九年（1754）夏，避暑山莊迎來了一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盛會。厄魯特蒙古杜爾伯特部首領策凌、策凌烏巴什、策凌孟克（史稱“三策凌”）率部眾萬余歸附清廷，乾隆在此舉行了隆重的接見儀式。

清，乾隆款畫琺瑯開光花鳥山水圖蓋碗。來源/故宮博物院

三策凌歸順的原因，在于不滿準噶爾蒙古的分裂統治。自17世紀末，準噶爾汗國在噶爾丹率領下崛起于西域，成為清朝西北邊疆的最大威脅。康熙曾三次親征，雖在烏蘭布通（1690）、昭莫多（1696）等戰役中獲勝，卻未能徹底解決準噶爾問題。雍正時期，清軍更在和通泊之戰（1731）中遭遇慘敗，被迫與準噶爾議和。

至乾隆初年，準噶爾內部權力斗爭加劇。達瓦齊篡奪汗位后，對杜爾伯特等部橫征暴斂，導致各部離心。三策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于乾隆十八年（1753）毅然率部東遷歸清。他們的歸附不僅削弱了準噶爾勢力，更讓乾隆有獲得準噶爾內部一手情報的機會。

乾隆敏銳把握這一契機，調撥大量牛羊、糧食妥善安置歸附部眾，并編設旗盟，任命策凌為盟長，策凌烏巴什為副盟長。在澹泊敬誠殿的接見中，乾隆帝分別冊封三人為親王、郡王和貝勒，并連續五日于山莊內萬樹園設宴款待，邀請青海、喀爾喀等地王公作陪，席間還安排了盛大的煙火表演。

乾隆的影視形象。來源/影視劇《還珠格格》

同年冬天，乾隆于避暑山莊又接見了歸附的厄魯特蒙古輝特部首領阿睦爾撒納一行，破格冊封阿睦爾撒納為親王，其部將訥墨庫、班珠爾為郡王，其余頭領也分別授予貝勒、貝子等爵位，以示優撫。

通過此前“三策凌”與此次阿睦爾撒納的詳細奏報，乾隆深入掌握了準噶爾內部權力斗爭、民生凋敝的真實情況。在軍機大臣的協助下，乾隆果斷調整了軍事部署，將原定次年四月的出兵計劃提前至二月，以抓住冬季游牧部落休整、難以快速集結的戰機。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調集五萬兵、十四萬匹馬，派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將軍、薩喇勒為定邊右副將軍，分兩路向準噶爾進攻。此次進攻大獲全勝，為后來清軍徹底平定準噶爾割據勢力奠定了重要基礎。

除北方少數民族外，來自臺灣的原住民，也定期前往避暑山莊朝覲。康熙二十三年（1683），康熙皇帝派施瑯將軍收復臺灣后，在島上設立一府三縣，歸福建省管理。到了乾隆時期，每年都有臺灣原住民頭目帶著貢品朝見皇帝。

施瑯的影視形象。來源/影視劇《施瑯大將軍》

乾隆五十五年（1790）七月，臺灣原住民12位首領來到熱河，參加了乾隆80歲壽辰慶典。朝鮮使臣柳得恭在《灤陽錄》中詳細記錄了他們的穿著打扮：

臺灣北路獅仔社懷目懷、中路多蘿大補社投旺、南路望子立社均力力等，皆剪短發，著綠色長衣，外穿紅短衣，緣以金線緞；冠前后詹崛起，齷齪，畫云紋，正中加穹窿。梁列插雞羽，冠左右懸小銅鈴各三，行步叮當響。項懸木牌，一面畫其所居社名。

乾隆十分重視和臺灣的交往，專門派人迎接。回去時還派官員護送。路上有位首領不幸染上天花去世，乾隆還特意命人準備棺材，將遺體送回臺灣。

另外，作為清代重要的宗教活動中心，避暑山莊周邊興建了規模宏大的外八廟建筑群，其中，普寧寺仿西藏桑耶寺而建，普陀宗乘之廟則取意布達拉宮，成為聯結清廷與蒙藏地區的宗教紐帶。乾隆四十五年（1780），西藏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不遠萬里東行覲見，在須彌福壽之廟舉行為皇帝祝壽的法會，數萬僧眾齊聚誦經，盛況空前。山莊內的永佑寺作為皇家寺院，每逢重大節慶都會舉行滿、漢、蒙、藏多民族共同參與的祈福儀式。這些宗教建筑與活動，不僅滿足了各民族的信仰需求，更通過藏傳佛教這一共同信仰，強化了邊疆地區對中央政權的向心力。

面向世界

在團結國內力量之外，避暑山莊也是清朝對外觀察的一個重要窗口。

承德避暑山莊。來源/避暑山莊官網

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初三，英國使團在馬戛爾尼率領下抵達熱河，乾隆皇帝在御幄蒙古包舉行的慶典上，接見了英國使團。英使向乾隆遞交國書，贈送禮品。據使團秘書斯當東記載，乾隆乘坐十六人抬的肩輿抵達，儀仗隊“鼓樂開道，十分煊赫”。馬戛爾尼以單膝跪地禮（而非清廷要求的三跪九叩）呈遞英王國書，乾隆未當場閱讀，僅將信轉交大臣。

馬戛爾尼在回憶錄中特別描述了乾隆皇帝的外貌：

“身材勻稱，約五英尺七英寸高，雖年逾八旬，但精神矍鑠，目光炯炯有神。”

儀式結束后，乾隆賜予使團成員大量御用瓷器、絲綢和玉器，其中一件精美的琺瑯懷表后被馬戛爾尼贈予英王。

馬戛爾尼。來源/維基百科

緊接著，使團參加了萬樹園舉行的盛大的蒙古包宴，游覽了山莊湖景和外八廟。宴會現場搭建了數十座裝飾華麗的蒙古包，其中主帳“直徑逾十丈，內鋪精美地毯，陳設金銀器皿”。使團成員注意到，宴會采用滿蒙特色的分餐制，每道菜肴均盛放在精致的掐絲琺瑯食器中，由太監跪奉。馬戛爾尼特別記錄了烤全羊這道主菜：

“整羊烤至金黃，由侍衛以銀刀分割，香氣四溢。”

席間還表演了滿族傳統的“慶隆舞”和蒙古摔跤。湖區景色也被稱贊“完美融合了人工匠心與自然野趣，處處體現著中國文人的審美情趣”。

承德避暑山莊。來源/避暑山莊官網

然而，使團也同時注意到避暑山莊內外的種種反差。避暑山莊“壯麗宏偉”，而熱河城街道卻“彎曲不平，塵埃滿地”，普通百姓“蝸居低劣草舍”。此次英使訪華，意圖打開中國門戶，開拓中國市場，然而這企圖開拓東方貿易市場的構想，并沒有實現。乾隆在《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中“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的論斷，固然展現了帝國的自信，但也凸顯了當時對世界局勢的認知局限和閉關自守的心態。

命運的陰影

短短幾十年后，在避暑山莊的皇帝們，與他們眼中的“西夷”地位就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乾隆之后，因國力逐漸衰落，皇帝對巡幸山莊的熱情也消減了不少，避暑山莊也失去了康乾盛世時的輝煌地位。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道光在內憂外患下，再無遠行避暑的興致。

道光帝的影視形象。來源/影視劇《鴉片戰爭》

直到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陷通州八里橋，北京城門戶洞開，避暑山莊因位于京外僥幸逃過戰火，成為可以躲避的選擇后，才迎來空置四十年的第一位皇帝。

咸豐攜后妃、親王及軍機大臣倉皇北狩，經密云、古北口，抵達避暑山莊。聯軍入京后，縱火焚燒圓明園，濃煙蔽日三日不絕。消息傳至熱河，咸豐及隨行皇親、官員大為悲痛。恭親王奕?留守北京與英法談判，每日奏報山莊，《北京條約》的條款逐日擬定。

清，碧玉"煙波致爽"璽。來源/避暑山莊官網

10月24日，條約正式簽署的前夜，咸豐在澹泊敬誠殿召見群臣，盡管百般不愿，但現實已無法挽回，《北京條約》就此簽訂。咸豐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豐帝病逝于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西暖閣，臨終前召見肅順等八大臣，“立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著派肅順等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然而慈禧太后以“承德密道傳遞消息”，聯合恭親王奕?發動辛酉政變。同年十月，清廷頒布諭旨：

“熱河避暑山莊停止巡幸已四十余年，所有殿亭各工日久未修……著即停止工程。”

避暑山莊停止維修后，逐步荒蕪。

八國聯軍入侵后，故宮寶物損失不少，慈禧便下令將山莊珍寶運京充庫。這之后，避暑山莊愈加無人問津，在接連的戰火中慘遭破壞，期間大量珍寶遺失流落，數不勝數。侵華日軍占領河北后，更對其中殘存寶物大肆掠奪。直到新中國成立，這座飽經滄桑的皇家園林才迎來新生。

承德避暑山莊。來源/避暑山莊官網

如今，經過幾十年細心修復的避暑山莊已重煥光彩，它也不再是皇家貴族的專享，而是一座承載歷史記憶、面向公眾開放的文化寶庫。通過持續的科學修復和合理的景區建設，這座古老的皇家園林正以嶄新的面貌迎接著八方來客，以其獨特的文化魅力，繼續講述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故事。

原載于國家人文歷史微信公眾號(ID:girwls)，未經授權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