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嘉 | “難以立足的城市，難以面對的家鄉”：一個“小鎮做題家”的成長之痛

宋嘉

（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本科生）

在城鄉發展交融與社會階層流動的當下，“小鎮做題家”早已成為一個極具時代共鳴的群體標簽。他們憑借十年寒窗的苦讀，從鄉鎮、農村走出，考入名校、躋身大城市，成為家族的驕傲與鄉土社會中階層躍遷的典范。但在光鮮的標簽背后，這群靠著知識改變命運的年輕人，卻往往在大城市的生存壓力、鄉土社會的期待目光與自身的發展焦慮中陷入兩難。在此次返鄉觀察中，我在這個春節見證了遠親哥哥的人生境遇，他的掙扎與迷茫，正是當下萬千“小鎮做題家”現實困境的生動縮影，也讓我對從鄉土走出的奮斗者們的生存狀態，有了更為真切而深刻的體悟。

筆者的一個遠親哥哥（下文稱為A），從小就是鄰里口中“別人家的孩子”，更是整個家族的希望。A是全家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孩子，而且一舉考入了某985名牌大學，成為了鄉土鄰里間人人艷羨的榜樣。在外人看來，A的人生一路坦途：順利考上本校研究生，在校期間交上了本校的女朋友，畢業后又順利入職北京一家互聯網大廠，女朋友也追隨他的腳步來到北京工作，找了一份不錯的工作。工作穩定、感情順遂，一切都朝著所有人期盼的幸福模樣發展。然而，這份看似圓滿的生活背后，卻藏著難以言說的壓力，兩座無形的大山早早地壓在了A的心頭。

其一，是成家立業的現實壓力。和A聊起結婚買房的問題時，他坦言，自己和女朋友已就結婚事宜達成共識：“男方付首付，結婚后共同還房貸”，語氣里滿是焦灼地補充道：“自己也想快點結婚生孩子，看到周圍的同齡人和比自己小的弟弟妹妹都結婚生子了，自己也很著急，但是沒辦法，買不了房就無法結婚。” 按照社會約定俗成的規矩，男女結婚時男方往往需要承擔買房的責任，可面對北京的天價房價，A的家庭根本無力負擔。A的家庭只是普通農村家庭，父母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卻絲毫不敢停下腳步，爸爸在縣城里打零工，搬貨、裝卸什么活都干，媽媽則在當地的加工廠流水線上做計件工，常常加班到深夜，夫妻倆就想著能多攢一點錢，給兒子多幫襯一點。幸運的是，A的家里有一筆不菲的房屋拆遷款，也是專門留著給A買房用的。

其二，是職場發展的焦慮壓力。和A談及工作現狀時，他的言語中滿是焦慮：“互聯網行業的裁員規則大家都心知肚明，若是不能努力做出成績、走到管理層，大概率會在35歲這個職場節點面臨被裁員的風險。”作為互聯網公司的程序員，他深知行業競爭的殘酷，為了在北京站穩腳跟，他必須在工作中拼盡全力，抓住每一個升職的機會。買房結婚、職場升職，這兩件事成了A心頭上最沉重的牽掛，他像一個奮力爬坡的趕路人，不敢有絲毫懈怠，而身邊的家人，也都盼著A能成為掀翻這兩座大山的巨人。

可生活的劇本，往往并不會按照人們期盼的方向展開。為了抓住升職的機會，A義無反顧地主動申請去南方出差一年，遠離家鄉和女友，一心撲在工作上，只為能做出成績，換來一個更好的發展前景。然而一年期滿回京后，事情的發展卻不盡如人意，升職的機會最終與A擦肩而過。這一次的失利，對即將邁入35歲的A來說，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屋漏偏逢連夜雨，禍不單行的事接踵而至。A的父母在家鄉想著能多攢點錢幫襯兒子買房，卻不幸遭遇了投資詐騙，夫妻倆幾十年省吃儉用攢下的積蓄，加上家里拆遷得到的補償款，一夜之間全部被騙光，多年的心血付諸東流。年齡的焦慮、工作的失意、家中的變故、買房的無望，一個個難題接連擺在眼前，曾經看似觸手可及的大城市生活，突然變得遙不可及。當我問起他未來的打算時，A表示自己目前還在北京工作，并沒有返鄉，只是內心無比猶豫，不知作何選擇，是否返鄉，主要取決于后續工作的發展前景和自身的精神壓力能否得到緩解，繼續在北京這個壓力巨大的大城市堅持下去，已經變得無比艱難，而回到家鄉的小縣城，似乎成為了最好，也是最后的退路。

但回鄉的這條路，真的有這么簡單嗎？答案是否定的，等待A的是另一重難以抉擇的困境。A的女朋友是南方人，在北京的工作如今發展順利，有著不錯的晉升前景，她明確表示并不愿意跟著A回到遙遠的家鄉小鎮生活，十幾年的愛情長跑，似乎即將因為地域的選擇走到盡頭。而比感情抉擇更讓A難以承受的，是回到家鄉后將要面對的外界壓力。自A考上名校開始，A就一直是整個家族的希望，是弟弟妹妹們學習的榜樣，是鄉土鄰里間人人艷羨的“成功人士”。從繁華的北京回到家鄉的小縣城，在熟人社會交織、格外看重“面子”的小鎮，這在旁人看來無疑是“混得不好”的表現，是一件丟面子的事。A和我傾訴時，滿是無奈：“如果小時候沒有學習那么好，就不用去大城市承受那么大的壓力，還不如學習差一些，沒有那么優秀，在小城市里發展，還輕松一些。”一邊是難以立足的大城市，一邊是難以面對的家鄉，A陷入了左右為難、舉步維艱的境地。就在這個春節，筆者得知A因為長期的壓力和焦慮患上了抑郁癥，這個本該團圓喜慶的新年，對于A來說，卻滿是煎熬與迷茫。

A并非個例，而是當下許多從鄉土走出的“小鎮做題家”在城市發展中遭遇的共性困境的集中體現，透過這個個案，我們能看到這類群體在階層躍遷過程中面臨的多重矛盾與現實桎梏。從個體層面來看，“小鎮做題家”憑借知識走出鄉土，卻往往背負著整個家族的期待，他們的成功不僅是個人的，更是整個家族的榮耀，這種期待成為了他們難以卸下的精神包袱。同時，他們大多出身普通家庭，在大城市的發展中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資源的支撐，面對房價、職場競爭等現實壓力只能孤軍奮戰，一旦遭遇工作失利、家庭變故等突發狀況，便容易陷入無措的境地。而35歲的職場年齡門檻，更是讓身處互聯網等競爭激烈行業的他們，時刻面臨著被淘汰的焦慮，努力打拼卻未必能獲得對等的回報，這種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發展困境。

從社會層面來看，“小鎮做題家”的困境折射出城鄉發展差距下，階層躍遷的通道雖存在，但卻布滿了荊棘。他們靠著教育實現了從鄉土到大城市的空間流動，卻難以真正實現階層的穩定跨越，經濟基礎的薄弱、社會資本的匱乏，讓他們在大城市的生存中始終處于“懸浮”狀態，進難以真正扎根，退又難以直面鄉土社會的目光。而鄉土社會的“面子文化”和熟人社會的評價體系，又讓他們的“退路”變得狹窄，回鄉在他們看來并非簡單的生活選擇，而是意味著“失敗”，這種觀念讓他們在遭遇困境時，更難做出回鄉的抉擇，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此外，“小鎮做題家”的感情與婚姻也往往與地域、發展綁定，大城市的生存壓力不僅考驗著個人的能力，也考驗著親密關系的韌性，地域選擇、發展前景的分歧，常常成為感情的一道鴻溝。

同時，A的經歷也讓我們看到了鄉土社會與大城市之間的價值沖突與認知差異。鄉土社會以“走出家鄉、在大城市立足”為成功的標準，卻往往忽視了大城市的生存壓力，將“小鎮做題家”的成功簡單化、理想化；而大城市的發展邏輯則更注重能力、資源與競爭，并不會因為他們的努力和出身而格外寬容。這種認知的錯位，讓“小鎮做題家”既難以被大城市完全接納，又與鄉土社會產生了一定的隔閡，成為了游走在城鄉之間的“邊緣人”。同時，這一個案也讓我們反思，返鄉并非是“失敗”的代名詞，而是一種多元的生活選擇。在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家鄉的小鎮、縣城也有著越來越多的發展機會，對于在大城市遭遇困境的“小鎮做題家”來說，返鄉或許不是無奈的退路，而是重新尋找發展方向的新起點。

A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了“小鎮做題家”光環背后的辛酸與無奈，也讓我們窺見了時代轉型中個體奮斗的艱難與堅守。希望這樣的個案能讓更多人看到這個群體的真實狀態，打破對“成功”的單一評判，給予他們更多的理解、包容與支持。也希望那些身處困境的“小鎮做題家”，能卸下不必要的精神包袱，正視自身的價值與選擇，無論是在大城市咬牙堅守、追逐夢想，還是回到家鄉重新出發、創造價值，都能在時代的浪潮中找到屬于自己的坐標，被生活溫柔以待，活成自己期待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