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甘南縣種羊場土地權益糾紛牽出基層干部違規操作

一封寫于2026年3月20日的舉報信，將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甘南縣一樁跨越26年的土地權益糾紛推向公眾視野。82歲的夏大志老人實名舉報甘南縣種羊場歷任場長王敬龍、縣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原主任段世民等人涉嫌偽造材料、盜用政府文件名義，非法剝奪其全家土地承包權，并指控當地前后兩屆縣委縣政府存在包庇縱容行為。

一、基層操作：一場"戶口注銷"引發的土地掠奪

1989年，夏大志因家庭原因離開甘南縣種羊場一分場。據其反映，當時全家六口人的戶口均在種羊場，承包土地正常經營。然而，1995年種羊場戶籍移交公安戶政部門管理時，其全家戶口被"注銷"。

種羊場方面解釋稱，1995年清查規定必須具備"常住戶口登記表"和"戶口簿"兩項，夏大志"未提供戶口簿"，故按規定注銷。但夏大志質疑："為何沒有書面告知？為何事后多年才得知戶口被注銷？"

更蹊蹺的是，2007年夏大志持第一代身份證要求落戶時，公安部門將其戶口落在興隆鄉派出所，而非種羊場。種羊場方面稱"戶口由公安管理，與場里無關"，但夏大志發現："在種羊場沒戶口就沒有承包地"——這一政策成為其全家失去土地權益的直接原因。

據夏大志統計，1998年至2024年，種羊場每年截留其全家六口人承包地94.5畝，累計達2457畝。而其多次要求恢復種羊場戶口、分配承包地，均被以"雙重戶口""已婚子女不能投靠父母"等理由拒絕，要恢復就每口人需繳納一萬元。

二、偽造疑云：紅頭文件成"護身符"

夏大志舉報材料中，多次指向基層干部偽造證據、盜用政府文件名義：

- 王敬龍（種羊場歷任場長）：被指"伙同下屬一分場會計魏付江捏造虛假材料"

- 段世民（縣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原主任）：被指"盜用具有法律效益的政府機關紅頭文件的名義，多次拋出虛假材料"

夏大志提供的多份政府文件顯示，夏大志多次通過全省網上信訪系統反映問題，信訪件被層層轉辦后，最終仍由甘南縣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出具虛假答復，形成“閉環式”敷衍，結論均為"情況不屬實"。

關鍵矛盾點在于：2017年7月26日的處理意見書"從頭到尾證明我全家在場沒戶口"，但同一份調查報告又稱"不能有雙重戶口"——既然認定沒有戶口，何來"雙重戶口"之說？

夏大志逐條批注指出：官方文件"拿不出我們、任何在種羊場戶口遷出遷入、注銷、變更證明"，卻認定其戶口問題"不屬實"，屬于"偽造虛假事實誣陷"。

三、暴力升級：信訪途中遭毆打致傷

據夏大志提供的材料，2017年5月25日上午8時30分，其在甘南縣農村綜合開發辦公室三樓衛生間被前辦公室主任段世民（已入獄）暴力毆打致傷。現場照片顯示，夏大志面部、身體多處受傷。

這一事件發生在夏大志持續信訪維權期間。據其網上信訪記錄顯示，2021年、2023年、2024年，其多次通過黑龍江省網上信訪系統反映問題，問題被層層轉送至甘南縣農業開發辦，但"至今未見到甘南縣農業開發辦出具的'答復意見書'"。

夏大志質疑：基層干部"明目張膽的捏造事實向全省公布虛假材料、造假陷害舉報人"，而上級機關的督辦被層層消解。

四、上級包庇：兩屆縣委縣政府被指"保護傘"

夏大志2026年3月20日的舉報信，將矛頭指向甘南縣前后兩屆縣委縣政府，指控其：

舉報信稱，縣委縣政府"抵制上級國家機關督辦，掩蓋事實"，符合《反有組織犯罪法》第二條"有組織界定"，要求監察機關對涉事官員立案調查，并"依法全面調查"涉案財產狀況。

五、政策迷宮：同一份文件兩種解釋

糾紛的核心，在于對黑農委聯發[2007]14號文件《黑龍江省國有農場土地承包管理辦法（試行）》的適用分歧：

- 官方解釋：種羊場屬于地方國營農牧場，"正式職工及其家屬才能享受承包土地及待遇"；夏大志系"事實關系人員"，其子女戶口遷入只能算"轄區居民"，不能享受國有企業待遇

- 夏大志質疑：種羊場職工土地承包政策"不分正式職工非正式職工，都進行了土地分配"，且"到2007年也未按文件政策規定進行土地承包，實行土地承包執行辦法與省文件規定有偏差"

更深層矛盾在于：既然認定夏大志"不是正式職工"，為何2007年又給予5200元補助？既然2013年已分配19.5畝承包地，為何2017年又改為"以現金形式享受承包土地待遇"？政策適用的隨意性，成為維權26年無果的制度根源。

六、維權困境：10年信訪路，八旬老人求告無門

夏大志，1944年生，現年82歲。自1998年主張權利至今，其經歷了：

- 戶口之困：從種羊場到興隆鄉，從"被注銷"到"不能恢復"，戶口性質決定土地權益

- 土地之失：94.5畝與19.5畝的差距，26年累計損失難以估量

- 補償之低：每年1300元經濟補助，與市場土地價值懸殊

- 程序之繞：多份處理意見書、復查告知，但"逾期不申請復查，本意見書即為終結性意見"——程序正義成為實體正義的屏障

其提供的2013年居住證明顯示，全家自1990年起在山東省濟南市臨邑縣"以打工為業"，"本村未給承包地和蓋房用地"——兩頭落空的困境，折射出農場體制改革中"事實勞動關系"人員的權益保障盲區。

夏大志案并非孤例。在國有企業改革、戶籍制度變革的歷史進程中，大量"事實勞動關系"人員面臨身份認定模糊、權益保障缺位的困境。本案的特殊性在于：

1. 時間跨度長：26年維權，跨越兩屆縣委縣政府，政策更迭中責任主體模糊

2. 證據認定難：1995年戶籍檔案、2014年山東調查等關鍵證據，當事人無法自行調取

3. 程序與實體交織：信訪程序終結性與實體權益未決性的矛盾

4. 基層與上級聯動：舉報直指"保護傘"，需更高層級介入調查

10年的等待，能否換來一個清晰的答案？

免責聲明：本報道基于舉報人提供的材料整理，涉及具體人員的行為定性，以紀檢監察機關最終調查結論為準。本報不對舉報內容的真實性作最終認定，但將持續跟蹤事件進展。

撰稿日期：2026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