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轟然倒下 誰來承擔2.44萬億天價債務

恒大破產清算，留下2.44萬億負債，天價欠款令人心驚肉跳，這筆負債快趕上內蒙古、貴州、天津等11個省市各自全年GDP的總和，差不多等于一個蘇州或一個成都全年的經濟總量，也就是說，恒大的窟窿大到足以讓一個中等省份的經濟停擺一年。

2.44萬億的債務不是一筆糊涂賬，而是由三大部分堆砌而成的“三座大山”：一是欠國內外銀行、信托等金融機構的借款，約6247.7億元；二是欠供應商和建筑公司的材料款和工程款，高達1.06萬億元；三是欠各地購房者的預售款，約6039.8億元。這還沒算上利息和稅費等欠款，每一筆欠款都牽扯著社會資產和無數人的生計。

第一項欠債讓銀行首當其沖。128家銀行被卷入“恒大風暴”，從民生、農行、工行、建行這些“大塊頭”到浙商銀行這樣的股份制銀行，無一幸免。尤其是被戲稱為“恒大親兒子”的盛京銀行被拖進死胡同，關聯交易超千億，銀行的錢說到底屬于千千萬萬的儲戶。

第二項欠債對實體經濟的打擊直接而致命。1.06萬億的工程款和材料款壓垮了無數上下游企業。江蘇第一包工頭黃裕輝掌舵南通三建，曾是恒大最核心的合作伙伴，南通三建被拖欠了360多億，資金鏈斷裂，被迫破產重組。

黃裕輝曾是身家顯赫的富豪，現在成了背負1800條限制消費令的老賴，高鐵坐不了，身家徹底歸零。那些依附于大建筑商的中小建材商、分包商沒有大企業的抗風險能力，恒大的倒閉引起了連鎖反應或連環效應，他們成片成片地倒閉，整個鏈條哀鴻遍野，老板跑路，員工失業。

第三項欠債是6000多億的預售款。收不到房子，拿不回購房款，擊穿了無數普通家庭的生存底線，對應著全國約162萬套未交付的房源，波及超過300萬業主。一個家庭掏空“六個錢包”，背上30年房貸，只為了給孩子娶媳婦或者改善居住條件。

爛尾的房子成了“空中樓閣”，有些購房者沒有來得及辦理網簽備案，在破產清算期間，他們可能連房子都拿不回來，本金血本無歸，不僅財富歸零，而且希望破滅，幾代人的努力付諸東流。

恒大通過旗下的“恒大財富”發行理財產品，把魔爪伸向了數十萬員工和投資人，約340億的理財產品爆雷，很多恒大員工被半強制地購買，本以為是穩賺不賠的內部福利，全家積蓄都賠了進去。有位60多歲的退休教師賣掉房子，加上老兩口的積蓄，一共300萬全投了進去，指望用每年8%的利息養老，現在利息和本金打了水漂，晚年生活靠子女接濟。

恒大爆雷產生了新哲學概念的波及效應、牽連效應或多米諾骨牌效應，掀翻了整個恒大產業鏈的商業版圖。蘇寧創始人張近東曾被視為商界巨擘，2017年向恒大投資200億，結果血本無歸，200億窟窿引爆了蘇寧現金流危機，張近東由此失去了對蘇寧的控制權。

香港富豪劉鑾雄在這場房地產資本游戲里栽了大跟頭，早年注資5億美元，幫恒大渡過難關，他嘗到了甜頭，在2017年恒大股價高點時瘋狂加碼，累計投入近150億港元，各種損失超過200億港元。恒大“打工皇帝”夏海鈞的年薪曾高達2.7億，他加杠桿投入13億港元，不僅賠光15年賺的天價年薪，還倒貼進去不少。

房地產開發是資金密集性行業，開發商自有資金不足，通常采用借雞生蛋，借船出海，借梯上樓、借米下鍋的經營策略，適從新經營哲學“借力效力”、“開源效應”和“桿杠效應”的法則，在企業史和商業史上，不乏資源調動與整合或“借力效應”的成功案例，也有很多資不抵債、“桿杠效應”反向作用的失敗案例。

在社會經濟繁榮和企業經營上升的情形中，借雞生蛋的經營策略能夠產生正向或正能量的借力效應或撬動效應，反之，在經濟蕭條和企業經營下降的情形中，借雞生蛋的經營策略能夠產生負向或負能量的借力效應或撬撬動效應。開發商和關聯的銀行和公司、員工和個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或是分享巨額收益，或是分擔巨額損失。

開發商通過拿地、建房、賣房獲取利潤，恒大地產在房地產行業上行期過度依賴“高負債、高杠桿、高周轉”模式，負債率長期維持在80%至90%以上，核心問題在于失控的激進經營模式，但恒大后期操作帶有欺騙性，在資金鏈緊張時仍大規模分紅，高管提前贖回理財產品，財務造假，掩蓋真實經營狀況，用新債償還舊債，具有某種龐氏騙局的特性。